譯者前言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這70年來，祖國的各行各業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走過了艱苦卓絕的發展道路。全國人民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付出的巨大努力、取得的輝煌成就，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作為基本與共和國發展同步成長起來的一代，特別是伴隨著改革開放一步一步走來的一代，回想起這一段歷史，可以說是感慨萬千。
中國的日語教育事業也同樣經歷了不平凡的發展歷程。在新中國成立時，全國高校中設置日語專業的綜合性大學就僅有北京大學一所。1903年，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就設有日語課程。1946年，北大組建東方語言文學繫，當時的“日本語言文學專業”是我國高等院校中最早成立的日語語言文學專業。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我國和蘇聯的關繫，外語教育一度出現向俄語“一邊倒”的現像。到1956年，除少數軍事院校和當時的外交學院、北京對外貿易學院開設了日語專業以外，日語教育事業基本沒有太大的發展。由於俄語人纔出現供大於求的現像，國家出臺了調控俄語專業規模、發展其他外語的政策。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現上海外國語大學）、吉林大學、黑龍江大學、遼寧師範學院（現遼寧師範大學）等一批院校先後成立了日語專業。特別是1964年國務院、教育部等國家部委聯合發布了《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以後，大連日語專科學校（現大連外國語大學）、秦皇島外語專科學校（現天津外國語大學）、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廣州外國語學院（現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等一批外語類大學先後成立並設立了日語專業。在這樣一批外語類院校先後成立並設置日語專業的小高潮的推動之下，我國的日語專業本應會迅猛地發展起來。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又使得包括日語教育事業在內的各項教育事業都進入了一個發展停滯期。1972年，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中日兩國交流的開展，促進了我國日語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據《中國日語教育概覽1》的統計，20世紀70年代期間，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南開大學、河北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廈門大學、山東師範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廣西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四川外國語大學、西安外國語大學、南京大學、山西大學、浙江大學、福建師範大學、中山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天津理工大學、內蒙古大學、
延邊大學、湘潭大學、貴州大學（為敘述方便，以上各大學都使用了現在的學校名稱）等包括綜合類大學在內的一大批院校都先後設立了日語專業。從那以後，我國的大學日語專業像雨後春筍一般，不斷湧現，迅猛發展。特別是2000年以後，有時一年之內就有幾十所院校新設日語專業。目前，我國四年制高等院校中設有日語專業的院校有近600所。日語專業成為僅次於英語專業的第二大外語專業。
根據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平均每三年一次的世界日語教育機構調查（2018）所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日語學習者人數是世界上最多的。該調查的對像為全世界142個國家和地區的18,000多個各類日語教育機構。根據調查，全世界日語學習者人數超過384萬。其中，中國的日語學習者人數最多，約100萬。而且，中國在高等院校學習日語的人數占中國全部日語學習者人數的約60%，也是在各個國家和地區學習者人數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不僅如此，中國日語教育成果的水平，可以說是在世界的日語教育水平當中最高的。雖然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但是在各類日語水平考試、演講大賽、作文大賽中，中國日語學習者取得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國的外語教育成果是值得認真研究和總結的。但是，正如著名英語教授陳琳先生指出的那樣，我們的外語教育水平雖然很高，即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語言能力很強，但是我們自己的教育理論研究乃至教育實踐研究的水平還不夠，尤其是繫統性研究和理論建樹還很不夠，所以我們在世界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領域裡的話語權還不夠強。
在日語教育領域也不例外。盡管如本書作者田中祐輔先生對日語教育界主要學術期刊《日語學習與研究》在1979年至2012年期間所發表的有關日語教育方面的論文所統計的那樣，在這三十幾年裡，有關日語教育方面的研究論文共發表213篇，其中“論文集中出現在1990年到2012年這20多年間。數量最多的是2011年，共27篇；其次是2005年、2009年、2010年、2012年，各11篇；再次是1991年、2000年、2003年，各9篇”。說明進入2000年以後，我們對於日語教育的研究也越來越重視，日語教育也逐漸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研究者所關注的研究問題也出現多樣化的趨勢，包括“中國國內外的日語教育”“語言習得、教學法”“語言運用”“教育、學習媒介”“語法”“考試與評價”“課程設置”“語言、語言教育研究”“音聲、音韻”“詞彙、語義”等。研究者們關注的重點是學習者的“文化理解、交際能力培養……以學習者為中心、重視培養研究型人纔，以應對社會需求”。然而，對於日語教育的繫統的理論性研究成果還是非常少的。
此次我們翻譯的這本著作《現代中國日語教育史：大學專業教育與教材》，是日本東洋大學田中祐輔先生在其博士論文『中國の大學専攻日本語教育の研究――文學思想による規定と日本の國語教育からの影響』（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日本語教育研究科，2013）的基礎上完成的。本書通過分析在中國國內出版發行的51冊主流日語教材，梳理這些教材與日本“國語教育”的關繫，考察中國日語教育現狀、背景、歷史沿革，探討中國日語教育界如何通過日語教育實現了對日本“深度理解”這一問題。
本書主要由“緒論”“本論”“結論”等章節構成。“本論”分為三部分，共九個章節。“本論”第一部分為“中國大學專業日語教材與日本國語教科書之間的關聯”，包含“第一章 基礎階段日語教材與日本小學、初中、高中國語教科書的比較——以文章、作者為中心”“第二章 高年級階段日語教材與日本小學、初中、高中國語教科書的比較——以文章、作者為中心”“第三章 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間的中國大學專業日語教材與日本小學、初中、高中國語教科書的比較——以文章、作者為中心”；第二部分為“與日本國語教科書相關的中國大學專業日語教材的內容研究——選文的體裁、題材、習題設計及教學實踐”，包含“第四章 高年級階段日語教材與日本小學、初中、高中國語教科書的比較——以選文的體裁、題材、年代為中心”“第五章 與日本國語教科書有關聯的過往的中國大學專業日語教材的內容及變遷——以選文的體裁、題材為中心”“第六章 日本國語教科書在中國大學專業日語教育中的應用——基於教材習題設計來比較分析教學指導內容”“第七章 中國大學專業日語教育中的“日本國語教育”實踐——從日本教育委員會向中國派遣日語教師項目看日本國語教師的教育實踐及作用”；第三部分為“中國大學專業日語教育與日本國語教育的內容、方法相關聯的背景及原因”，包含“第八章 關於現代中國日語教育的研究史——基於對學術期刊《日語學習與研究》（1979—2012）的分析”“第九章 中國大學專業日語教材與日本國語教科書有關聯性的主要原因——日本國語教育的取向與重視文學的思想”。
在“緒論”中，作者以中國大學專業日語發展歷程為軸心，全面分析了自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至2012年這60多年的中國日語教育史，並將其分成了“黎明期（1949—1963）、搖籃期（1964—1969）”“恢復期（1970—1977）、確立期（1977—1989）”“成長期（1990—1999）、成熟期（2000—2010）、轉型期（2011至今）”等三個大的階段和七個不同的發展時期。雖然作者的這一歷史分期與我國一些學者的分期不盡相同，但是作者通過對處於不同時期的教師、學習者的采訪，以及對不同時期我國大學專業日語教育采取的不同教學手段和教材內容有所不同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為我們還原了我國60多年來的日語教育歷史發展的原貌，非常值得國內學界進行參考。
特別是在“本論”部分，作者用了九個章節，通過重點考察中國國內出版發行的51冊主流日語教材，梳理這些教材與日本“國語教育”的關繫，分析了我國大學專業日語教育內容的歷史變遷。明確指出，中國日語教材與日本國語教科書之間存在著相似性，並圍繞這一特征，從中國日語教材的內容、教學指導方法、教學實踐等方面進行了更加深入的調查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在選文的體裁方面，“評論”“隨筆”“小說”等體裁的近現代作品占據各類教材的大半部分。另一方面，在選文的題材上，“文學”占選文整體的62.7%，其中七成以上是與日本國語教科書重合的作品。高年級階段日語教材的題材不僅限於小說、隨筆、評論，還選用了日本古典文學、日語中的漢文等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從日本高中國語教科書中借用而來。
作者分析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像，是因為在我國大學日語《教學大綱》的制定者以及研究者和一線教師之間，普遍存在著一種認為文學作品可以體現規範的日語表達、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思維方式的想法。同時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中日關繫的深化，急需培養高層次的日語人纔。加之，日本國語教師被派遣而來以及日本國語教科書被引入，這使得包含日本古典文學在內的文學教育具有了被實施的可能性。因此最容易拿到手的日本國語教科書作為參考被采用。再加上，我國外語教學中所設想的高層次外語人纔的培養目標就是要達到語言對像國高中畢業生的語言水平。因此，很多人認為選用日本高中國語教科書中的文章作為中國大學的日語教材內容是非常合適的。
這些研究分析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我國大學專業日語教育與日本國語教育長期存在關聯的內在原因。也為日語教學中一直以來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我們的語法教育為什麼一直受日本‘學校語法’的影響”找到了一個內在的客觀依據。當然，作者在文中對不同時期的變化、起伏也進行了具體分析。在不同時期，中國日語教材與日本國語教科書之間存在的相似性也隨著中國社會環境的變化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國內也有研究者和教師指出，雖然以“教授地道的優美的日語”“講解日本人的思維方式”為著眼點的課程可以直接采用日本國語教育的內容和教學方法，但是在涉及語言學知識，以及需要說明詞彙意義和用法的課程上采用日本國語教育的方法就顯得不太適合了。特別是到了2000年以後，國內對日語教育的研究不斷開展，如本文前面介紹的那樣，通過作者對《日語學習與研究》中發表的關於日語教育研究的論文數的統計，可以看到“數量最多的是2011年，共27篇；其次是2005年、2009年、2010年、2012年，各11篇；再次是1991年、2000年、2003年，各9篇”，說明我國的研究者也越來越重視對日語教育的實踐與理論進行深入的研究，同時也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並嘗試解決。
我第一次見到作者田中祐輔先生，是2015年被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邀請，在日本進行講演的時候。會後我們進行了交流，他向我介紹說他在早稻田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對中國的日語教育進行了綜合的研究，研究後撰寫的博士論文即將出版，並應允出版後送給我一本。不久之後，在2015年11月，我就收到了他的這本專著。閱讀以後，我感覺這本書非常有參考價值。那時我就想，如果能把這本專著介紹到中國，會對我國日語教育研究起到很好的參考作用。2017年我去日本訪學時再次見到田中祐輔先生，那時他正在開展他的第二個龐大的研究計劃。他準備就中國的日語教育史進行人物專訪式的訪談研究，擬定了龐大的采訪計劃並在逐步地推進。
在日本期間，就中國日語教育情況以及個人的日語學習經歷，我兩次接受了田中祐輔先生的錄像采訪，每次都是三四個小時。其采訪內容之細，設計提問範圍之廣都令我贊嘆。在我們的交談時，我把我想將其這本專著在中國翻譯出版的想法告訴了他。田中祐輔先生非常高興，並表示為了能使出版更加順利，他打算積極申請出版資助。就這樣，在我和田中祐輔先生的共同努力之下，2019年通過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申請到了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翻譯出版資助。經過將近一年的工作，我們完成了這一專著的翻譯。
本來按照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資助的規定，本書應在2020年3月前出版。可是2020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的爆發，使全世界許多工作都放慢了腳步甚至停滯不前，我們的出版工作也相應延遲。雖然，疫情影響了我們的工作，但也給了我們進一步斟酌翻譯內容的時間。這也使我們認識到，任何工作其實有時候都有必要放慢腳步甚至是停下腳步，回過頭來認真總結，纔有可能進一步得到發展。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樣，我國的外語教育，包括日語教育事業，近些年來發展迅速，甚至有過一段“黃金時代”，我們的教學成果也是令人驕傲的。但遺憾的是，我們的理論研究乃至教育實踐研究相對來說還是滯後的，我們須要回過頭來進行認真的、全面的總結。好在近些年來，包括中國日語教學研究會，許多專業從事日語教育研究的學者們也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正在計劃開展多方面的研究。也有人提出了要對老一代教授、專家進行搶救式的人物訪談，把他們寶貴的教學經驗和理念都挖掘出來，進行總結研究並留傳給後人。
我相信，在中國日語教育界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們的日語教育事業一定會在理論研究和教學實踐研究方面迎來一個飛躍發展的新時代。同時，我相信本書的出版，也一定會對我國的日語教育事業給予重要的參考意義。本書由費曉東、朱桂榮（分前、後兩部分）承擔翻譯，徐一平統稿、校對、審訂。由於我們水平有限，在翻譯過程中一定會有遺漏以及不夠準確的地方，還希望學界同仁不吝賜教。最後，向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對本書的翻譯出版給予資助表示感謝。對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綜合語種教育出版分社的薛豹先生、杜紅坡先生為本書的翻譯出版給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謝。
徐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