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關繫史：17-20世紀》記錄了後來被定義為公共關繫的一些早期事件和實踐。這一定義是頗具爭議的。直到19世紀晚期，“公共關繫”一詞纔被廣泛應用於我們的語言之中。耶魯大學某著名歷史教授曾這樣說過：“任何事物，若要了解其本質，都應該看它是如何發展起來的。”這正是我們一直以來研究公關實踐起源的目的。雖然公共關繫的作用通常難以被發現和覺察，但它卻實實在在地在我們的民主社會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美國的公關史始於17世紀，在那段時期土地推銷者與殖民者致力於吸引主要來自英國的歐洲移民定居這片大西洋沿岸未開化的陸地。他們利用宣傳、說教、發放手冊和信函等手段，宣揚這片新大陸的勃勃生機和光明前景。《公共關繫史：17-20世紀》下訖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學院校和其他非營利性組織的公關行為，將幾個世紀的公關發展史串聯起來。
《公共關繫史：17-20世紀》中列舉了許多人們為爭取言論自由而做出的努力：不屈不撓的塞繆爾·亞當斯領導下的大革命，打響了獨立戰爭，開創了一個新的國度；以阿莫斯·肯德爾（Amos Kendall）為首的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總統派與尼古拉斯·比德爾（N.icholas Biddle）掌管的美國銀行之間具有歷史意義的抗衡，這成為後來司空見慣的企業與政府之間對抗的起始；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領導的宣傳活動，發起了，最終拯救了美國；前大財團候選人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與普拉特的平民黨演說家威廉·詹寧斯·布萊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1896年總統競選上的對峙。還有發生在漢密爾頓派聯邦：黨人和傑弗遜派共和黨人之間的政治鬥爭使“美國一競選顧問”約翰·貝克利（John Beckley）嶄露頭角。如今，他的繼任者們幾乎掌握了整個美國的政治進程。由此可見，就是這些鬥爭書寫了歷史，建立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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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鳴謝

第一章 為殖民地、大學和西部開發宣傳造勢
第二章 在宣傳中誕生了新國度
第三章 最為出色的公關工作
第四章 約翰·貝克利：第一位宣傳活動家
第五章 阿莫斯·肯德爾——安德魯·傑克遜的思考機器
第六章 傑克遜-比德爾的公關大戰
第七章 阿莫斯·肯德爾：郵政部長、推銷家、慈善家
第八章 “第一次公眾戰爭”
第九章 公關宣傳推動美國西部大開發
第十章 新聞代理、促銷以及廣告在19世紀的繁榮發展
第十一章 “讓公眾見鬼去”
第十二章 國家政治運動與政府信息起源
第十三章 為高等教育“打廣告”
第十四章 非營利組織對公眾支持的需求
第十五章 推動社會變革

後記
譯後記

萊昂納德·萊維（Leonard Levy）意識到反聯邦主義者的宣傳運動的一個最基本的弱點是其基調大體上是消極的。但是，這樣消極的政治運動在美國過去200多年來一直興盛不衰。同時，就像魯特藍指出的那樣，即使當反聯邦主義者在一個流行的議題上做文章，他們也會發現他們很難推廣自己的觀點，因為大多數的報紙都是支持聯邦制的。他估計，當時隻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報紙支持反聯邦主義者。
由聯邦黨人控制的那些被信件和報紙的發行所耽誤的郵件，經常導致聯邦黨人運動的失敗。緬因爭論道，大部分媒體支持憲法是一個更為關鍵的因素。“支持反憲法的報紙的數量是非常少的。這很正常，因為城市裡的人都是支持聯邦制的，新聞界都是被當地輿論和他們自己的信念所控制的，而且支持者和廣告人會獲得更大的利益。”要補充說明的是，支持聯邦制的人們總是會通過資金來支持他們。
非常清楚，聯邦黨人有足夠的天纔，有積極的論據，有大量的報紙的支持和站在他們一邊的非常有聲望的領導者。在這些支持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本傑明·富蘭克林，雖然他現在是個老人；還有喬治·華盛頓將軍，他是革命的英雄並且主持過費城大會。很多歷史學家都同意，華盛頓那種可以抓住人心的能力，影響了大會的起草方案和人們對大會的認可。
拉特蘭德在對反聯邦主義者失敗原因的分析中寫道：“有證據表明，反聯邦主義者在開始修訂憲法的運動時並無有效的協調，也缺乏一個明確的反對的提案，更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者。‘權利法案，就是他們唯一的共同綱領。一旦他們從這個法案中分散開來，就像聯邦黨人不厭其煩地強調的那樣，反聯邦主義者的努力就在各個方面被分散開來。”
然而，反聯邦主義者在大會上做出的總結“權利法案”的要求並非徒勞。在推廣憲法活動的過程中，公眾要求對憲法做出一繫列修改。1787年夏天，憲法在費城完成並且開始實施，隻有弗吉尼亞州的喬治·麥森要求把“權利法案”一起包括進去。麥迪遜是憲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但他並沒有發現這個“權利法案”是必要的。很多歷史學家總結說，麥迪遜的粗心源於他對聯邦制概念的理解和看法。憲法贏得認可的代價就是麥迪遜在運動中成了一個皈依者，並且成為“權利法案”的主要倡導者。對認可憲法的爭論和反聯邦主義者要召開第二次大會的要求並沒有被融合起來，反聯邦主義者的要求產生了巨大的公眾壓力，並導致了後續對“權利法案”的撰寫和采用。
……

本書記錄了我35年前就開始著手研究的成果。值得慶幸的是，有價值的歷史就像美酒一般存得愈久愈醇。隨著這幾年間知識的增長，我從更好的視角重新解讀了早期的研究。在接受弗萊德·戴維森（Fred Davison）校長的邀請之前，或更確切地說，在出任佐治亞大學格萊德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院長一職之前，我完成了本書前十章的草稿，後因忙於學院事務，寫書的事便被暫時擱置了。完成了《看不見的力量：公共關繫》（The Unseen Power： Public Relations）一書的寫作後，在朋友們的鼓勵下，我於1993年重拾最初的著書計劃。《看不見的力量》一書1994年由勞倫斯-艾爾伯姆聯合出版社（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出版，記錄了20世紀早期公共關繫發展的歷史，這段歷史的特色在早期公關機構的工作內容和行事風格等方面可見一斑。
本書實際上是《看不見的力量》一書的姊妹篇，記錄了後來被定義為公共關繫的一些早期事件和實踐。這一定義是頗具爭議的。直到19世紀晚期，“公共關繫”一詞纔被廣泛應用於我們的語言之中。耶魯大學某著名歷史教授曾這樣說過：“任何事物，若要了解其本質，都應該看它是如何發展起來的。”這正是我們一直以來研究公關實踐起源的目的。雖然公共關繫的作用通常難以被發現和覺察，但它卻實實在在地在我們的民主社會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美國的公關史始於17世紀，在那段時期土地推銷者與殖民者致力於吸引主要來自英國的歐洲移民定居這片大西洋沿岸未開化的陸地。他們利用宣傳、說教、發放手冊和信函等手段，宣揚這片新大陸的勃勃生機和光明前景。本書下訖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學院校和其他非營利性組織的公關行為，將幾個世紀的公關發展史串聯起來。
研究公共關繫的起源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公關的功能、優勢與不足，以及那些常常不易覺察到的對社會的深遠影響。之前，我在從事教育工作時，經常講解公共關繫這一頗具影響的行業在當今社會的地位，以及其長期以來對國家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的深遠影響。自那時起，我便意識到了公關史的重要價值。正如我在《看不見的力量》一書中提到的，我於60年代早期著手寫作此書，記錄從殖民時代開始直至20世紀中期的公共關繫實踐的發展。本書的前十章寫到20世紀前夕。35年後，我畢生的研究收錄於此書中，終得付梓。
早期的公關發展史往往趨於強調公關事件的新奇性和主要人物，對精彩復雜的事件的研究不夠深入甚至過分簡單。艾倫·羅切爾（Alan Raucher）的《公關與商務（1900-1929》（Public Relations and Business 1900-1929）（1968）一書問世後，這種現像得以改觀。正如《公關發展史》及其姊妹篇《看不見的力量》一書中表明的，這一舉足輕重的行業，其發展的歷史遠遠比早期研究方法下所展示的要豐。如今在美國，已經有150 000名專業人員在從事這一行業。
公共關繫——或日宣傳、推廣、公共信息——始於人們開始群居並在群體中相互依賴以生存的時期。開化的文明需要通過交流溝通、相互協調、彼此一致和共同協作纔能正常運轉，這些也是公共關繫發揮作用的堅實基礎。我過去常告訴學生們，公共關繫很可能就是從原始人時代羊腿換火石的交易開始的。盡管古希臘哲學家們可能並不使用現在的“輿論”一詞，他們在寫作中也曾用到過“公眾意願”的說法。羅馬帝國的都市文化使意見表達程序得以更大程度的發展。古羅馬的政治詞彙和中世紀時期的文字記錄中出現的一些詞條都與現代的輿論概念有著某種聯繫。羅馬人曾在牆上刻下“S．P．Q. R”這一標語，老院和羅馬人民”。後來羅馬人創造了新的表達“vox populi，voxDei”，意為“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曾在《李維史論》（Discoursi）中寫道：將人民的聲音比作上帝的聲音是不無道理的。他認為人民若不能爭取受到善待就會被完全忽視。直到今天，人民爭取公眾話語權的鬥爭也許不再像以前一般殘酷，但其激烈程度也絕沒有絲毫的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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