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漸地,連女人自己也開始相信,她們的句子是流出而不是吼出的,它們理該是缺乏肌肉力度的,理該是精致而匱乏有效營養成分的,理該是斜體的,理該在突然提高音量時變得刺耳。女性寫作者承受的“危險”,不隻是制度、階級、經濟、歷史之類的抽像概念,不隻是比男作家高得多的自殺率,而是所有這些因素和現像合成之後掰碎了彌漫在生活細節裡的——它們迫使你在下筆時總懷疑有沒有忠實於自己的聲音,總在懷疑你的風格是否不夠女性化或者太過女性化。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女權主義幾乎未到鼎盛就開始走向聲嘶力竭、理屈詞窮。到最後,該吶喊的都吶喊過了,想論證的論證不了,或許我們可以借來狡猾地抵擋一陣的隻有那種玩世不恭的的隱喻:陽性寫作之於陰性閱讀,正是秉承了兩性關繫的施受傳統。堅硬的鵝毛筆在柔軟的紙面(在《危險的關繫》裡,紙更是直接置換成了曼妙的女人的臀部)上自如揮灑,就是這種隱喻的最直觀的寫照。
如果你既是女性又是作家,如此性別和職業的組合是否自動成為女性主義者,而這又到底是什麼意思?是否表示你書裡不可以出現任何好男人,盡管你在現實生活中確實挖掘到一兩個?如果你真的勇敢承認自己是那種用F開頭的女人,這種自我分類又該對你的穿著打扮造成何種影響(喬治-桑的禮帽和燕尾服閃過)?就算你不是嚴格的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女性主義者,緊張的評論家是否仍會抨擊你是女性主義者,隻因為你代表了“寫作的女人”這種可疑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