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世俗性與革命性的關繫研究（1942-1965）》，引入中國當代文學的世俗性與革命性之關繫視角，助我們重新分析和討論1942-1965中國文學的存在之由與變遷之故。思辨當代文學初始階段斷裂與鏈接、個體與語境、局部與整體等學理性問題，以文本的互文闡釋與創作心理學分析等個案研究為基礎，注意探討二十世紀文學史序列中作家、作品與讀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性。通過比對革命話語與婚戀、革命儀式與社會風尚等關繫因素在作品中的呈現方式，在政治與美學的鏈接點上探討中國革命文學研究的可能理路與方法論問題。

任茹文，江蘇蘇州人，在浙江大學中文繫、蘇州大學文學院分獲文學碩士、博士學位，並繫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現為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批評、海外華文文學與海外漢學，有《張愛玲傳》《文學與歷史的雙重見證》（合著）等著作。

序
導論：世俗性視域之於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意義
一、“1942-1965年中國文學”的範圍與界定
一、世俗性、革命性與革命世俗觀
三、世俗性與1942-1965年中國文學的內在聯繫
及研究思路

第一章 意識形態規約與文學演化
第一節 文化語境的引導、規訓與懲罰
一、“人民的文學”的基本方向
二、“歌頌與暴露”的立場平衡
三、出版傳播的瓶頸控制
第二節 20世紀40-60年代文學演化的三階段
一、多質含混的“延安文藝”（1942-1949年）
二、話語調整的模糊地帶（1949-1958年）
三、世俗化寫作的時代禁錮（1958-1965年）

第二章 人性與階級性
第一節 進步歷史觀與普遍的人性
第二節 革命鬥爭在世俗意義上的起點與歸宿
一、革命與暴力復仇
二、革命與土地財富
三、革命與愛欲訴求
第三節 世俗幸福的流向與分配

第三章 革命與婚戀
第一節 英雄的戀愛與革命
一、與革命矛盾的戀愛
二、被革命保護的愛情
三、被戀愛置換的革命
第二節 大眾的情感與家庭模式

第四章 社會風尚與革命儀式
第一節 民間風尚與世俗信仰
第二節 革命儀式下的倫理邏輯
一、嫁接
二、顛覆
三、模擬

第五章 私人場景與公共空間
第一節 革命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場景
一、戰鬥指揮部
二、舊祠堂裡的批鬥會場
三、新的縣政府與區公所
第二節 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衝突與融合
一、將空間衝突置換為情理衝突
二、將空間衝突置換為城鄉衝突
三、將空間衝突置換為知識者與勞動者的衝突
……
第六章 《青春之歌》研究：創作心理與形像學闡釋
第七章 孫犁研究：時代之風與美學個性
第八章 革命文學：本體特征與研究思路的拓展
參考文獻
後記

《中國當代文學世俗性與革命性關繫研究（1942-1965）》：
第二節革命鬥爭在世俗意義上的起點與歸宿
由於意識形態對文學創作的普遍規訓，20世紀40-60年代的文學作品幾乎都采用隱蔽迂回的方式，敘述從世俗生活不合理性出發質疑和反抗現實的革命行動，即使重在表現以革命鬥爭為背景的世俗生活面貌，最終也必以歸於革命理想作為最終的妥當掩護。然而，無論是在革命實踐中，還是在表現革命的文學敘述中，我們並不缺乏人性與階級性、世俗生活與革命鬥爭具有本然聯繫的大量例證，世俗生活常常是在終極性革命理想的掩護下改頭換面或粉墨登場，以下將從三方面予以論述。
一、革命與暴力復仇
在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的大量文本中，堅定狂熱的階級鬥爭與革命理想常常是由個人復仇或家族復仇轉化而來。革命戰爭題材小說中，英雄人物參加戰爭、英勇戰鬥的原動力，往往來自於世俗生活中為親人復仇的情感動力。《紅岩》中江姐解救勞苦大眾的情懷與家恨是無法分離的，隻有當讀者從文本側面了解到江姐的成長經歷和婚姻生活，再從正面目擊江姐面對丈夫首級的萬分悲慟時，江姐參加革命鬥爭、並以頑強意志承受敵人酷刑的動機和行為纔能獲得進一步合理的理解，也就是說，世俗家仇所產生的飽滿激烈的情感鋪墊，為承載革命理想的國恨注入了更多的生活合理性，這纔使江姐高昂的革命鬥志得到讀者情感上的高度認可和強烈共鳴。《紅旗譜》《暴風驟雨》這類表現農村土改運動的小說，表現上看是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農村繼續革命主題，但這些小說在展現農村生活面貌時，卻並非完全以農村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為權威價值觀，而是混雜著以地域、血緣為紐帶的江湖義氣和家族復仇的情感理念。應該承認，家族復仇中適用的江湖義氣、家族倫理的價值原則與階級革命的觀念糾纏共生的現像，既是當時中國革命的普遍現實，也是當時文學敘述革命時必然采取的寫作策略，完全脫離對世俗生活及其內在規則的展現，純粹以階級鬥爭為依托的文本敘述是無法實現的。《紅旗譜》中朱老忠的革命話語，多以鄉間人情話語為依托，朱老忠對階級革命的想像，也從未脫離對鄉村家族仇恨的認識範圍，由於朱老忠的階級身份，作為復仇者形像，他的仇人對像是地主惡霸，這為其進步的歷史幻覺與文學幻像提供了主題層面的隱身衣。
既然階級鬥爭與階級復仇難脫聯繫，那麼暴力就成為革命取得勝利的必然手段了。對階級鬥爭的暴力性質，《共產黨宣言》有明確的闡述：“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纔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隻有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

茹文隨我讀博士學位之前，在浙江大學獲得碩士學位。我知道她的興趣點在張愛玲研究和“十七年”小說。我不是“張迷”，盡管喜歡讀張愛玲的小說散文。茹文將她寫張愛玲的書送我，我覺得她有很多自己的研究心得。關於張愛玲，我們師生之間討論很少，話題更多集中在“十七年”小說方面。這看似不相關的兩個領域，實際上隱含了新文學的一個重要話題：“革命性”與“世俗性”的沉浮消長。在讀博期間，茹文寫作了論《青春之歌》的文章，後來發表於《文學評論》。這也意味著，茹文通過閱讀張愛玲和楊沫，對文學的“世俗性”與“革命性”已經有了個案研究。——這是我後來和茹文討論她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和研究內容能夠找到共識的一個基礎。現在我們讀到的《中國當代文學世俗性與革命性關繫研究》便是茹文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一部專著。
我記不清茹文讀大學本科時，我是如何給他們講授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我這一代人是在“革命敘事”的大環境中度過青少年時代的，遙遠而又貼近的“革命”給我這一代人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革命”轉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完成了大學教育，也完成了對“革命”和“革命”成果的反思。這個反思的結果之一，便是在之前“革命敘事”的背景中，加入了人、人性、人道主義等要素。因此，我們雖然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基本認識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確實重新認識了“革命”的另一面。隨之而來。關於“革命文學”“革命敘事”的評價也有了比較大的調整，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論述框架和評價標準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我個人的閱讀經驗來看，我仍然為崇高的“革命敘事”動容，為抒情的“革命敘事”動容，但同樣喜歡汪曾祺式的小說，在世俗社會場景中分享另一種生活方式和人性之美。這不純粹是意識形態的變化，和作為世俗化運動的現代化的影響。即便在“革命”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我生活的蘇北水鄉小鎮，“革命”也未完全覆蓋世俗生活，或者說，部分世俗生活在“革命”的裝飾下仍然滋長著。我不知道，我在轉型時期的這些想法，有沒有給當年的茹文以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