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在開埠以後，內外貿易迅速發展，金融需求大增。民國建立之後，天津銀號、本國銀行、外商銀行鼎足三分，成為天津金融市場的重要力量。金融行業需要公會組織，以之制定行業規則，維護行業利益。清末和北洋時期，天津商會、錢商公會和銀行公會先後在津成立。在應對歷次金融風潮時，三個公會組織都曾發揮重要作用。
近代天津的貨幣，可分金屬貨幣和紙幣兩類。當時民間銀號、官辦銀行、外商銀行都能發行紙幣，同時流通天津市面。清末天津發生多次金融風潮。這些風潮因貨幣危機而起者，主要就是貼水風危機和銀色風潮。貼水風潮由民間濫發紙幣而危機由政府濫發金屬貨幣而起。銀色風潮由民間镕鑄低潮寶銀而起。貼水風潮與銀色風潮緣於民間貪圖鑄幣利危機則因政府貪圖鑄幣利益。為了應對三次風潮，天津官府、商會、錢商公會與銀號等相互合作，做了大量工作。這些工作有對有錯，效果不一。
北洋時期，天津金融依然風潮迭起。當時風潮因貨幣危機而起者，主要就是中交擠兌風潮、直隸省行擠兌風票危機。中交擠兌風潮由北洋政府不斷借款、兩行濫發紙幣而起。直隸省行擠兌風潮由直隸官方不斷借款、直隸省行濫發紙幣票危機由政票而起。為了應對風潮，天津官方、商會、錢商公會與銀行公會等同樣做了很多工作。但與清末不同，北洋時期，政府對於貨幣的主導權，日益增強。民間發行貨幣不斷受到擠壓。這個時期的歷次風潮，全都緣於政府貪圖鑄幣利益。由於民間難以制約政府，北洋時期天津應對風潮的很多工作，效果不佳。
統觀清末和北洋時期天津的六次金融風潮，兩次直接責任在於民間，四次直接責任在於政府。發行貨幣可以獲得鑄幣收益。無論民間發行還是政府發行，如無有效機制制約，都易導致濫發，釀成危機。哈耶克認為民間發行貨幣，可以建立有效機制，防止貨幣濫發。這種機制就是貨幣競爭。在競爭環境下，貨幣之間沒有固定比價，劣幣不能驅逐良幣，反被良幣驅逐。如若政府強定貨幣比價，貨幣無法自由競爭；“格雷欣法則”就會發生作用。近代天津的貨幣危機，與哈耶克所論者存在某些相通之處。其間既有劣幣驅逐良幣，又有良幣驅逐劣幣。

郝志景，1982年生，河北石家莊人。清華大學歷史繫畢業。現為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曾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中國經濟問題》等刊物發表論文數篇。當前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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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選題緣由
二、學術史回顧
（一）關於清末與北洋時期天津的金融發展
（二）關於近代中國幣制的相關問題
（三）關於近代天津金融和中國幣制的史料整理
（四）關於相關貨幣理論
三、研究思路、方法與創新點
四、論文結構

第二章 近代天津金融概況
一、近代天津的銀號與銀行
（一）近代天津的銀號
（二）近代天津的本國銀行
（三）近代天津的外商銀行
二、天津金融發展中的三大組織
（一）天津商會
（二）天津錢商公會
（三）天津銀行公會
三、近代天津的主要貨幣
（一）主要金屬貨幣
（二）主要紙幣
四、小結

第三章 清末天津的金融風潮及相關應對
一、貼水風潮
（一）貼水風潮緣起及其危害
（二）官、商應對與銀號變革
危機
（一）危機之起
（二）危機的舉措與思路
三、銀色風潮
（一）風潮之起與華洋交涉
（二）天津公估局的設立
四、小結

第四章 北洋時期天津的金融風潮及相關應對
一、兩次中交停兌風潮
（一）風潮之起與津市慌亂
（二）停兌風潮的應對
二、省鈔擠兌風潮
（一）省鈔擠兌風潮之起
（二）風潮的應對（漲價危機
（貶值危票停兌
四、小結

第五章 清末和北洋時期天津金融風潮的理論分析
一、清末與北洋時期政府貨幣主導權的增強
二、清末和北洋時期天津金融風潮中的金屬貨幣與紙幣
（一）清末和北洋時期天津金融風潮中的金屬貨幣
（二）清末和北洋時期天津金融風潮中的紙幣

結束語
一、關於1900-1928年天津金融風潮的總結
二、關於貨幣非國家化理論的探討

附錄 清末和北洋時期天津的部分貨幣
參考文獻
後記

《1900-1928年天津金融風潮研究》選題很有意義。天津在近代開埠後，內外貿易及金融、工業、交通等迅速發展，成為華北最大的口岸城市。隨著近代金融市場的發展，天津金融風潮迭起。這些風潮有的是受全國性金融風潮影響，也有的是地方因素造成的。以往的研究重視前者忽略後者。因此，郝志景的這一選題研究不僅有填補空白的學術價值，也有深入認識中國市場發展不充分不平衡性的現實借鋻意義。
郝志景對相關重要資料進行了深入的挖掘整理，特別是對天津市檔案館的原始材料、晚清民國時期的報刊與資料等，下了很大功夫。他以豐富的史料為支撐，全面而細致地揭示了1900-1928年間天津所發生的多次金融風潮軌跡，並對當時天津政府及若干中間組織以及市場主體的反映與應對做了深入的分析與研究。他把雜亂的近代天津貨幣金融史料整理成清晰可信的歷史演變線索，體現了他較高的駕馭史料功力。
郝志景注重歷史學方法與經濟學方法相結合，運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借鋻哈耶克有關競爭性自由貨幣的理論探討，從貨幣發行角度闡述天津的近代金融風潮，從而極大地增強了文章的理論性與學理性。他認為，統觀清末和北洋時期天津的六次金融風潮，兩次直接責任在於民間，四次直接責任在於政府。發行貨幣可以獲得鑄幣收益，而無論民間發行還是政府發行，如無有效機制制約，都易導致濫發，釀成危機。哈耶克認為民間發行貨幣，可以建立有效機制，防止貨幣濫發。這種機制就是貨幣競爭。在競爭環境下，貨幣之間沒有固定比價，劣幣不能驅逐良幣，反被良幣驅逐。如若政府強定貨幣比價，貨幣無法自由競爭；“格雷欣法則”就會發生作用。近代天津的貨幣危機，與哈耶克所論者存在某些相通之處。他結合近代天津競爭性自由貨幣制度自發演進的獨特歷史，對競爭性自由貨幣制度理論進行驗證，考察其約束條件與演進變化。他注重近代天津競爭性自由貨幣體制下的金融風潮與國家壟斷貨幣制度下金融波動的不同呈現，豐富了對金融危機的經濟解釋，具有原創性貢獻。
郝志景認為，近代金融行業需要中間組織，以之制定行業規則，維護行業利益。清末和北洋時期天津商會、錢商公會和銀行公會先後在津成立。在應對歷次金融風潮時，三個公會組織都曾發揮重要作用。為了應對金融風潮，近代天津官方、商會、錢業公會、銀行公會等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由於近代政府對於貨幣的主導權日益增強，政府往往貪圖鑄幣利益，民間難以制約政府，導致天津應對風潮的很多工作效果不佳。他指出，清末和北洋時期中國遠未實現民主法治。比之哈耶克所批判的政府行為，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做法，更是等而下之。國家實現民主法治以後，政府控制貨幣尚且問題叢生；如若還未實現，而政府又對貨幣具有無限權力，豈不更加令人擔憂？郝志景的分析視角獨到，思路清晰，論證充分，體現了一位青年知識分子獨立思考，勇於探索的可貴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