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序
構造數字企業，這是最好的“腳手架”
王甲佳
讀這本書，最容易讓我的角色錯亂。在即將出版的前幾個月裡，我可能是閱讀次數最多的人了，印前稿的幾輪修改都是深度參與的。之所以說角色錯亂，是因為在承擔訂正一些詞句的任務時，還是會被內容吸引，驅動著向下閱讀，等回過神來，重新訂正的時候，又會如此。這是一本非常有魔力的書，讓我欲罷不能。另外一個錯亂，我也是一個“被觀察者”，時過境遷十多年，我依然會在閱讀本書的時候想起過往的許多情境，甚至想著添油加醋地在某處再加上一小節。最終還都能忍住。
作者西振先生實際上是我上個世紀的網友，因緣際會在溫州一起工作了差不多5年時間。當然，那也是我們和許多同事一起戰鬥的5年，非常值得回憶的5年。很不希望這篇序言寫成一篇回憶錄，但還是需要從回憶開始。
溫州從1970年代到現在約50年的工業經濟演進歷史，幾乎就是歐美300多年近現代工業史的壓縮版，也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工業進化進程的活櫥窗。西振先生以“中國德魯克”的身份記述和思考溫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四次工業革命，乃至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的“原工業化”時期，更是在當時工業化與信息化開始融合的實踐背景下的深度探究，是肇始於中國本土管理實踐而誕生的“和諧生產方式”的一種精神伴隨。
榕樹是溫州的市樹，本書誕生於此，似乎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當年溫州土地上的那種經濟活力，嘆為觀止。也恰恰是當時從原工業化到第三次工業革命“四代同堂”的工業經濟形態之下，產生出的經濟形態多樣性，讓作者擁有了非常“便宜”的觀察窗口，得以獲得不一樣的視角，並最終在企業的組織形態進化方面形成了獨到的見解。這篇序言試圖再為大家交代一下這個頗有宏偉敘事風格的“背景牆”，如果您能從這面牆上讀出浮雕感，那麼對於榕樹型企業的組織基因的形成與復制方法的掌握就會相對容易一些。
大羅山上的橡皮筋
在溫州，大羅山是一個神奇的存在。現在看大羅山，那就是溫州的中庭花園，是那時候最適合“遠足”的好去處，我們往往早上帶著干糧上山，傍晚下山，在茶山或者南白像小鎮上小酌，三五人同行，甚是愜意。當然，能夠經常在星期天組團去轉悠的也僅限於拋妻別子來這裡工作的人。
記得有一年的某個星期天，在世界杯期間，我們一行人探索到一處之前沒去過的山坡，突然發現那兒的平地上有人來過的痕跡，走近一看，十幾平方米的地方，鋪滿了橡皮筋和扎鈔紙。後來了解到，這種情況應該是前一天晚上剛剛有人在這裡賭過球。相比賭球來說，數錢是一個體力活，以至於後來人們不得不用量尺來數錢，計量單位不，而是幾個毫米厚的鈔票。這樣看來，中國第一批量產的點鈔機產地是溫州也不足為奇了，這就和中國第一張電子發票來自京東一樣。遇到問題的人，擁有解決問題的優先權，倘若你把握不住，那就可以體驗一下“失之交臂”的意境了。
橡皮筋和扎鈔紙的多少不說明問題，頻率高低纔是問題。聽本地同事講，1980年代，他們村的一個地下錢莊在半山腰，鈔票在家裡放不下，都要放在院子裡，每天用扁擔挑著鈔票上山下山，那時候是按天計算利息的。
後來，我們在對一家工廠做並購前的盡調時了解到：他們和下遊客戶的結算是一年一次，一般是農歷臘月廿四之後對賬結算。下遊客戶基本都是親戚，平常可以拆借，但是不做結算。我當時問：“這樣沒有風險嗎？”人家呵呵一笑：“不可能有風險的。而且平時算賬太耽誤時間了！”每年春節，溫州的酒店人滿為患，有人說那是“溫州董事會”時間，全球各地的溫州人回到家鄉，一是做結算，二是為來年做安排。一家人，一個家族的人，基於親緣和地緣的經濟組織在謀劃著非常具體的項目。
這些關於錢的事情，有點兒“史前”味道，智慧的你當然不會認為我在幫溫州人炫富。但是穿透時空看過去，我們會發現，溫州經濟的一貫活力用“沸騰”二字來形容，一點兒也不為過。當然寫序言的這個當下，溫州雄風不再，這是另外需要探討的事情。
不確定性中有確定性嗎？
大約從1980年開始，廣東、江蘇和浙江的工業進程都在加快，但是地的特質完全不一樣，廣東的起點是“三來一補”的加工企業，江蘇的起點是為上海等地的國有企業配套的鄉鎮企業，而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則是“純淨”的市場經濟，兩頭在外，加工在本地。從不確定性的強度來說，浙江最甚。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門德爾斯於1972年在《經濟史雜志》發表的論文中提出一個新術語—“原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原工業化是工業化的一個階段，它以市場為導向，以農村家庭工業的迅速發展為特征，與商品農業共存。其實在這篇論文發表後不久，溫州進入了真正的原工業化階段，並用短短二三十年時間進入了工業化階段。這個被鐘朋榮稱為“小狗經濟”的地方，以狂野的風格，搭乘國內、國際市場蓬勃發展之勢，迅速成為一個經濟現像。
本書的“背景牆”就是這個。
在溫州經濟發展最狂野的那個階段的末期，當時的工業企業普遍面臨著非常嚴重的交付問題，魚和熊掌無法兼得，“多品種、小批量、急交期”是常態情況，市場競爭非常激烈，訂單總數不少，但是企業平均訂單量都很小。質量、成本和交貨期難以統一。許多企業看上去很紅火，但盈利極少，甚至虧損。在市場的夾縫中如何找到新的生機，是很多老板殫精竭慮的問題。
西振先生就像從未來穿越而來的，洞若觀火，他從巨大的不確定性中看到了確定性，這個確定性就是生產資源的組織方式還有極大的優化空間。
為了解決企業的問題，“登山隊”在西振先生的帶領下，跋山涉水，跟隨企業的客服人員到很偏遠的客戶那裡做調研，我們受到客戶極速的物料流轉的啟發，創建了“時立方”這樣一個奇葩但是很有用的倉庫計量單位；早上五點半，我們登上公司送貨的卡車，與司機及送貨員一起做面向客戶生產現場的交付的體驗，創建了10多條公交物流線路與動態增減站點的機制；午夜2點，我們去生產車間探尋夜班產出最高的關鍵機理。我們從村頭的家庭作坊和街尾那間隻有一臺機床的小門面萃取到了工業價值鏈的最小單位—；我們從瑤溪山莊附近的山溪裡，用石塊、泥巴和雜草推演時間鏈對最終交付時間的影響因子……
不確定性需求對確定性能力直接的、間接的干預使得企業的交付秩序也跟著不確定了。通過什麼樣的機制可以讓它們“返璞歸真”？
好在探索讓我們找到了解決問題的信心。這本書的記述與分析更像實踐的一個剖面，幫我們聞到了魚和熊掌兼得的哲學味道，反而觀之，就是將企業“拆解”為顆粒度不一的多個，在充分社會化的環境下，以時間鏈來“穿珠成串”，讓單個的工作獲得更經濟的起點規模，讓不同客戶的需求可以循跡並“一氣呵成”。實際上這就是榕樹生長機制的仿生。有朋友問，如何具體描述“榕樹型企業”？可能還是用打比方的方式最為貼切。
本書的七步法，仔細品讀，當如我一樣如痴如醉、欲罷不能。那樣難以調和的產銷矛盾，在這裡居然如此簡單地得到了化解。
“設計並復制組織基因”的方法是重構數字企業的“腳手架”
時下，不說數字化轉型簡直說不過去。在2017年，我和朋友就在電子工業出版社出版過一本《互聯網+時代的數字化轉型》。雖然說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是企業轉型的一個形態，同時還有產品轉型、市場轉型等，但是數字化轉型越來越成為一個繞不開的必修課目。企業都需要回答“我的數字企業”究竟應該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們很難用一句話說清楚。
但是這本書帶給我們的視角恰恰可以成為我們認知數字企業的思維“腳手架”，不管是轉型還是重構，就像建築物翻新改建或者新建一樣，都少不了腳手架，企業數字化轉型也離不開。不過這個腳手架，要更加地“多功能”。
首先，它是“背景牆”。我們可以在這裡按圖索驥，隨時對企業進行“內觀”。
其次，它是“工具箱”。不管是商業模式的進化、的拆解，還是客戶需求的界面設計—“泛產品”構造還是供應鏈中的時間鏈的設計；不管是訂單交付的協同機制，還是整體模式與細節模式的協同機制，我們都可以找到稱手的思維工具。如果一下子找不到，反復看本書的一些章節，很快就可以看到。
最後，它是“路線圖”。關於數字化、智能化，如果我們“褫其華袞”看內在的話，會發現，企業作為一個品牌化的，面向市場的交付是否有可持續的競爭力依然是企業存在的唯一理由。這也決定著企業究竟能不能進行基因復制和文化渲染，像榕樹那樣在無限的空中，伸出自己的氣根。
如果要繼續，還會有許多。不過我想，我們每位讀者都可以“千人千面”地獲得自己的認知，或者通過本書豐富我們的認知體繫。
作為西振先生的好友，我這裡還是要代表他感謝當年“登山隊”的各位同學，如果沒有當時大家傾心的討論與實踐，根本就不會存在這本書的“基因”；也要感謝十多年來各路的網友，據不完全統計，本書散見於報刊、網絡的觀點、文章，已經有超過千萬的閱讀與評論。在本書的附錄裡專門做了相關文獻的索引。每每參加一些活動，都有人和我討論本書的一些觀點；還需要感謝“番外篇”的多位作者，他們是本書的見證者，他們的真知灼見可以幫助我們從讀者視角看到這本書在時代敘事之下的實踐之路。
我還要感謝珠海樂圖軟件的創始人張軍先生，他在看了樣書之後，和我探討了許多企業在應用架構層面如何自主創建可控、可持續的業務操作繫統，另外還有數字企業的形態邏輯問題、數據治理問題等。
最後要特別感謝的是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李莉女士，以及電子工業出版社學術出版分社策劃編輯繆曉紅女士，是她們兩位的堅持與辛勞，讓這本書的可讀性大大增強，也是因為她們的堅持，歷經一年多時間，這本書，終於與我們相見。
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說，由學術出版分社來出版這本本土企業思想家的學術著作，非常配稱。
到這兒，我終於將這篇代序寫成了後記的感覺。
場景學社創辦人 王甲佳
2021年1月25日於珠海南屏十二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