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前人說過:“史學即史料之學。”所謂史料,在現代史學界遠不止是正史記載和檔案記錄,更有價值的往往是那些須通過田野考察纔能得到的實證資料。這個具有現代科學理念的“田野考古方法”是西方現代史學的基礎,於20世紀初被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等前輩引進到我國,立即引發了我國由歷史學領域波及思想界的一次飛躍:因為有了甲骨文的破譯和其他各類出土文物的佐證,我們恍然發現現代人掌握的上古三代的可靠史料比孔夫子時代更為豐富、可靠。對於建築歷史學科和文物保護事業而言,20世紀30~40年代中國營造學社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劉致平、陳明達、莫宗江等先賢也正是在這個社會氛圍中,開啟了一條以田野考察方法結合文獻考證、建築學本體理論,重新發見古代中國建築體繫的道路。他們是我國建築歷史學科的奠基人,亦是我國文物保護事業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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