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加強對國企高管的有效激勵,提高國有企業經濟效率問題,始終是政府、社會和理論界關注的熱點。在“產權論”和“競爭論”的指導下,我國國有企業逐一試驗了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為目標的“債轉股”、“國有股減持”和“股權分置”改革等措施。通過改革,國有企業規模實力不斷增強,經濟效益明顯好轉。然而,在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相比於非公有制企業而言是低效的,20多年的國企產權改革和激勵機制設計實踐並未接近解決國有企業的效率問題,究其原因,轉型期國企治理借鋻的西方標準的傳統委托代理理論分析框架並不能準確刻畫我國國有企業的真實情況,國企剩餘控制權的合約安排和代理人的行為激勵,面臨著更為復雜的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因此,理順國有企業委托代理關繫,構建合理的國企高管激勵對於提升國企改革效率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首先構建了反應真實控制權安排的異質性股東情景下的多邊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刻畫了國有企業的內在關繫。再次,從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