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前的經濟形勢究竟如何判斷，有各種“人士”表達他們的看法。《比較》關注的是體制性的轉型問題。當中國步入中等收入行列後，不少有識者就提出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是經濟問題，但更深層次上是制度問題。從靠前經驗來看，那些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都有一個好的市場經濟，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都有一個壞的市場經濟。究其根源在於沒有好的法治基礎。當前反腐風暴中揭露的大量腐敗案件充分說明，中國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極為薄弱：政府權力缺乏制衡和監督，這樣的法制環境，使得政府部門常常會利用法律法規，以規範市場、宏觀調控之名，行干預企業和個人經濟活動、擴充政府權力之實。法治不彰的結果，必然是強權橫行、腐敗肆虐、社會不公、貧富分化，加之經濟增長條件和外部環境的變化，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絕非聳人聽聞。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法制”市場經濟向“法治”市場經濟的轉型，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