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疑古思潮對胡、顧的影響
錢基博在其《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四版增訂識語》中指出該書增訂版“有鄭重申敘,而為原書所未及者三事”①,其中之一即是將胡適及其所領導的新文學運動的“非周薄孔”的言行上溯至王閩運、廖平、吳虞、康有為及至梁啟超這一“疑古非聖”的傳承繫統,並為此疑古傳統而勾勒出一條地域的脈絡:
疑古非聖,五十年來,學風之變,其機發自湘之王闡運: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粵(康有為、梁啟超),而皖(胡適、陳獨秀),以彙合於蜀(吳虞):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此可見,胡適在當時的學者如錢基博眼中,確是“疑古非聖”中的重要一員,故而備受攻擊,幾乎體無完膚;顧頡剛則因仍是學生而又未曾在學術界嶄露頭角而得幸免,然而他在後來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