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意義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的收獲：其一，中國傳統的知識形態是以各種經史典籍為載體的，對這些經典進行疏解和闡釋乃是傳統學術研究的主要任務之一，而在中國哲學“學科”領域將儒家經典納入自身的研究範圍，這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情，因此，我們有必要正視經學研究在中國哲學領域的正當性，舉辦此次會議的目的之一就在於推動中國哲學領域內的經學研究。其二，儒家經典之學涉及歷史、制度、語言、哲學等各種文化思想領域，在現代“學科”的體制下，傳統經學大有被分割成文史哲不同專屬學術領域之勢，如何讓不同門類的人文研究視域得以互相交彙，共同推動中國人文學的學術交流，這是舉辦本次會議的另一學術企望。其三，以典籍為載體的儒家思想文化在歷史上表明，它具有跨地域、跨文化因而也具有相應的跨時代的重要特質，本次會議主要聚集於《朱子家禮》在近世東亞的日本、韓國及越南等地域得以傳延、流播乃至創造、轉化等文化現像，我們稱之為“家禮學”現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