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香港/1
02.珠海/14
03.臺山/22
04.廣州/46
05.陽朔/55
06.桂林/74
07.從桂林到成都/84
08.成都/93
09.汶川與羌族村寨/107
10.烏魯木齊/122
11.喀什/134
12.吐魯番/156
13.從吐魯番到蘭州/170
14.蘭州/177
15.從蘭州到西安/187
16.西安/194
17.從西安到北京/209
18.北京/220
19.從北京到上海/243
20.上海/248
21.後記/262
22.編後記/266

來自李筱琳女士的禮物
    我和李筱琳女士走出像鼻山岩洞，李女士示意我繼續往前走，說她一會兒趕上我，便折回了洞裡。我有些遲疑，怕她迷路。我朝一棵樹走去，李女士的丈夫伍貴華先生在稀疏的樹蔭下等我們。伍先生問起他夫人，我向他解釋剛纔的事。他問我，她為何返回去，我說不知道，心裡有些愧疚。我們靜靜地等著，身上不停地流汗，周圍還有些蟲子嗡嗡叫。終於，李女士出現了，她一邊留意腳下石子，一邊露出美麗的笑容。她看著我的眼睛，問我要我的記事本，然後坐到她丈夫身邊，攤開左手開始抄寫上面的內容。她掌心裡記著一首詩，是她在洞裡看到的詩。這也許是幾個世紀前某個詩人的作品吧，又不知何時，某個書法家將它刻在了像鼻山的岩石上。桂林天氣炎熱，她掌心有些濕潤。終於，她把詩從掌心轉抄到我的記事本裡。本子是女兒送我的，讓我記錄首次中國之行的感悟。女兒送的本子加上李女士贈的詩，可謂禮上加禮。如今，我把這兩份禮物珍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

我的人生困惑
    一個人可能一輩子都在試圖解開某個困惑。我上學天，老師點名，把我叫到身旁，指著名單上我的姓，問我：“它是什麼意思？”
    這把我難住了。難道不該是老師為學生解惑，怎麼反過來問學生了？然而那位老師的困惑一直伴隨著我。當我看著家裡的繡花圖和那些書本裡的漢字，聽爸爸跟其他中國人說話的時候，也會產生同樣的困惑。不管我去廣場上踢球還是去朋友家做客，我一介紹自己，別人就會立刻叫我“中國人”，而我並不明白，身為中國人，到底意味著什麼。
    我人生相當一部分時間都在試圖解開自己的姓氏之謎。我的姓氏，代表著我的中國血統。我發現，有些疑問就像一口永遠填不滿的井，但隻要堅持不懈地去填充，終總能做成一些事。獲得一點知識、產生一個想法、得到一份職業，或是體驗一段人生，在“填井”的過程中，人總會慢慢找到自我。
    1944 年，中國南方，廣東臺山。三個孩子在一間屋子裡蜷縮在一起哭泣，生怕門外的日本士兵發現他們的蹤影。三個孩子中有一個叫伍灼均，他就是我的父親。屋子周圍有一片稻田，在太陽下發出青綠色的光芒。
    幾年後，這三個孩子離開老家去了香港。他們父母的想法跟當時很多人的一樣，離開內地，去尋找更好的生活。
    香港不是他們的目的地，他們想從香港中轉去美洲，確切地說是美國。伍家後都定居在了紐約。我父親是個離開香港的，他要先到阿根廷中轉，卻不想這一“中轉”便是18年。18年間，他像阿根廷人一樣工作、交友、結婚、生子。
    1954年，他坐上船，歷經三個月，繞過半個地球，抵達巴拉那河畔的聖尼古拉斯城。那年他 17 歲，天不怕地不怕。不過他不是自己一個人來的，跟他同船的，還有一批中國技術人員，他們要到阿根廷建造一家紡織廠，名叫“埃斯特拉”，由一家名叫“南洋”的公司投資。
    年輕的伍灼均像其他廣東人一樣，擁有迅速適應新環境的本事。他在船上學講西班牙語，很快就和當地人交上了朋友。當地朋友約他出海、打網球、打獵，還帶他一起抹著發蠟、戴著墨鏡、聽著搖滾樂去參加 50 年代流行的野餐聚會。等到工作合同期滿，很多同伴回到香港或去了美國，而他已經完全融入了阿根廷人的生活，並和當地姑娘塞利婭·洛倫索開始為未來做起打算。
    伍灼均被塞利婭的大家庭慷慨接納。這是一個流淌著西班牙巴斯克人、加利西亞人和意大利都靈人血液的家庭。塞利婭有14個親兄弟姐妹，50多個表兄弟姐妹，在這些親戚的“熏陶”下，伍灼均跟當地人沒什麼兩樣。“灼均”二字的寫法也從“Ping-Yip”變成“Pinki”並保留了下來。他會組織豐盛的聖誕聚會（當聖誕老人還沒上臺就喝醉時，我爸爸就會給他準備一種難喝的水讓他提神，後來那種水被家人稱為“醒酒的中國茶”），還會租一輛小巴士，帶全家一起去參加某個親戚的婚禮或生日。他跟他的嶽母一起喝馬黛茶，還給全家人拍照，跟連襟們去釣魚。
    60年代，我和我妹妹安妮塔出生了。在成長過程中，我們經常聽母親說她娘家的故事，母親甚至會給我看我外高祖母華金娜·阿拉斯圖埃給我外曾祖母羅莎·奧杜納寫的信，那還是多明哥·福斯蒂諾·薩米恩托當上尉時候的事。但我對父親的家庭一無所知。10歲時，我想做一個家譜，在紙片上寫下所有人的姓名，卻發現，關於我中國親戚的那部分始終是個謎。
    70年代初，中國移民開始湧入阿根廷。這時，父親又帶著我們一家來到紐約唐人街，跟他父母和兄弟姐妹團聚。在那裡，我認識了我的祖父母和各位叔伯。我看到街上到處是中國人，那裡的餐廳和我後來在廣東看到的一模一樣。直到來到中國，我纔重新找回那時在紐約唐人街感受到的氣息。
    我在那時會玩一種叫“中國套盒”的遊戲，就是打開一個盒，裡面有關於某個問題的部分答案和一些新問題，還有一個裝著新答案的盒。再打開一個盒，又解開一些問題，同時又出現一些新疑問，就這樣一個盒套著一個盒。對我而言，每個關於中國的問題在得到一些解答後，都會牽出一些新的疑問。
    後來我在我祖父母家看到三個大櫃子，櫃門總是緊閉著。有一次我不聽話打開一看，裡面放滿了瓶瓶罐罐，瓶瓶罐罐裡裝著各種神秘的東西。受好奇心驅使，我慢慢知道，那些神秘的東西原來是泡在水裡的水果、動物皮、根莖、菌菇、點心，都是我祖母做飯用的。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動物的皮，那是什麼水果，祖母要用這些水果做什麼呢？
    有時我的某位伯父會帶我們去一個地下室，那裡總有幾百個老人圍著奇怪的桌子玩一種牌，後來我纔知道那叫麻將，長得像多米諾骨牌。但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地方，那裡的老人也都是我們家親戚嗎？我花了很多年試圖打開這一個個“中國套盒”。或許我早就把這個遊戲當成了發現自己命運的過程，所以我後來學了新聞專業，成為一個
提問者，我還學了人類學專業，學會研究和思考事物的起源。
    在紐約，我父親找回了他的歸屬。他跟兄弟姐妹、父母和其他老鄉恢復了聯繫，身處唐人街，就好像不在美國，而在中國。他重新開始講漢語，重新回到那些熟悉的氣味和食物中，重新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看待問題。他回到了本屬於他的世界，感到安心、自在。
    可我的生活節奏卻被徹底打亂了。我覺得自己不屬於那裡。父親的家人對我們這些阿根廷來的親戚非常好，但在當時，溝通障礙成為我們無法逾越的鴻溝。在紐約生活的六年裡，我跟唐人街的一切水火不容，慢慢地，就經常出現父親和我這個十幾歲的叛逆兒子不停爭吵的場景，再後來，我離開美國，因為美國領事館多次拒簽，我許多年沒能再去美國。
    父親一直定居在紐約，我跟他還有他的中國世界距離越來越遠。我有20年沒能見到他，20年來，我們在電話兩頭進行漫長而激烈的對話，我一直責怪他拋棄自己創建的家庭，選擇回歸他的中式生活。
    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爭論，年復一年，我們始終沒能見面。期間，我作為記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裡約熱內盧、巴裡洛切、聖尼古拉斯、利馬和哈瓦那工作。我結婚生子，組建了自己的家庭。但父親終歸是父親，孩子可能不在他身邊、看不到他，但心裡始終想著他、永遠不可能忘記他。孩子向父親傾訴、向父親請教的需求永遠不會消失。
    到了不惑之年，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找到了父親的中國老朋友羅堯。他就像亞歷杭德羅·多利納的小說《紙牌》裡寫的主人公陷入查斯公園區的迷宮那樣沉淪在阿根廷。他靠給一名筆跡鋻定師拍簽字照謀生，住在法院區的一處公寓裡，裡頭隻能勉強容下他和他的那些畫。他身在阿根廷，卻成為了一名中國古典畫師。我把羅堯當作重建我與父親關聯的紐帶。我的作家朋友卡米洛·桑切斯也對這個中國老頭很感興趣。我們三人開啟了一個衝動計劃，就是編寫一本書，記錄我們共同翻譯《道德經》的過程。可惜書還沒完成，羅堯就去世了。但我和卡米洛意識到，既然我們對中國文化那麼感興趣，那就有必要為中國文化傳播做些事，卡米洛將這份事業作為對美學和哲學的追求，而我，則將它視為對自己中國血緣的探索。
    就這樣，我把我的職業生涯轉向中國。我創辦了一本雜志，寫了一部舞臺劇和幾本書，開始引起外界關注。
    52 歲那年，我終於有機會次踏上中國的土地，這次旅行感覺就像跳入一片海洋的深處去探索。我在中國度過了兩個月，漢語講得不好，身上的錢也不多。我坐火車穿越一萬多公裡，途徑城市、山丘、沙漠、農田、河流、村莊，去了9個省、19座城市，住酒店、旅館或新認識的朋友家，嘗遍各種佳肴。在酒吧、在博物館、在廣場、在長
32個小時的火車旅程中，我和許多人聊天、交朋友。每到一處，我都要看個究竟。然後我發現，每個地方都是一個“中國套盒”。
    我的中國之行的站是香港。60 年前，父親就是從香港出發去阿根廷的。接著，我進入廣東，並來到父親的家鄉臺山，還見到了老宅。當年日本士兵進村時，7歲的父親正是躲在這間屋子裡。我撥通了父親的電話，告訴他我正在中國。電話那頭的他十分平靜。我本想告訴他，我終於實現了來到中國的願望，但我們什麼也沒提。父親隻是說了句，那裡什麼也沒了，也沒人能接待你，我們家人都來了紐約。
    然而，幾天後，父親還是讓他一個朋友的女兒接待了我，她帶我參觀村子，還為我打開老宅的門。
    這是父親的祖父的房子。我去的時候，房子完好無損，裡面沒人住，但有幾處小小的先人牌位，上面點著香，擺著紅色、金色的圖像，來紀念我們的祖先。她為我們準備了一個大桌，讓我們做祭祖的飯菜。
    她還帶我祭拜了先人，教我上香，燒紙錢。屋子周圍，綠油油的稻田散發出耀眼的光芒。
    有一天，我在山間漫步，偶然看到五個孤零零的、古老的墓，一眼望去是一片草甸，遠處是大海。我突然覺得，我的祖先們或許也埋葬在類似的地方。另一天，我在一個人煙稀少的村子裡看到一位老人，長得太像我祖父伍耀高，我驚訝不已。同一天，在另一個荒涼老舊的村子裡，我居然看到一個跟我長得一模一樣的人。我在世界的另一端經歷了如此不真實的時刻，那裡的一切猶如一個謎團串著另一個謎團。我覺得自己來到了一個平行世界裡。那個男人跟我年齡相仿，體型相似，頭發、膚色、眼神都跟我一樣。我想，假如我祖父當年沒帶家人離開中國，或許我現在就像這個男人一樣生活。或許我就是他，是一個地道的中國人。
    幾個月後，我去了紐約，終於見到了父親。他還在唐人街裡做著生意。20 年未見的我們就像幾天前剛見過面一樣簡單打了個招呼。我打開電腦，開始向他展示臺山老宅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