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1

章 比較文學視野下的《文選》與辭賦……………………………………11

節 西方文體學視野下的《文選》文體…………………………………12

第二節 從中西文體差異性看《文選》中的文學體裁………………………21

第三節 比較文學視野下的賦體文學…………………………………………31

第二章 《文選· 賦》英譯的學術基礎與歷史背景…………………………..46

節 《文選· 賦》英譯的闡釋學基礎…………………………………..47

第二節 《文選· 賦》英譯的社會歷史背景………………………………..78

第三章 《文選· 賦》的翻譯策略與譯本模式………………………………100

節 《文選· 賦》的翻譯思想與翻譯策略……………………………101

第二節 《文選· 賦》的譯本模式…………………………………………116

第四章 《文選· 賦》英譯中的文化移植與闡釋……………………………137

節 名物概念的對譯與闡釋……………………………………………..138

第二節 文化概念與文化現像的深度翻譯…………………………………..151

第三節 歷史典故的翻譯……………………………………………………..169

第五章 《文選· 賦》英譯中的修辭與語言…………………………………187

節 《文選· 賦》英譯中的修辭………………………………………188

第二節 聯綿詞的翻譯………………………………………………………..204

第三節 《文選· 賦》的模糊語言………………………………………....220

第六章 《文選· 賦》英譯與西方漢學研究………………………………….239

節 《文選· 賦》英譯背後的西方漢學……………………………….239

第二節 譯者的漢學研究與《文選· 賦》英譯…………………………….253

第三節 作為學術研究的深度翻譯…………………………………………...261

結語……………………………………………………..………………………...271

附錄1：《文選》文體分組層次結構…………………………………………….275

附錄2：《文選》辭賦篇目西方語言譯文譯本………………………………….276

附錄3：康達維先生的辭賦翻譯和研究論著論文……………………………...282

參考文獻………………………………………………….………………………292

在中國古代各類文體中，賦有著特殊的地位。它“不歌而誦”，散韻相兼，以內容上鋪陳描寫和藝術上唯美尚麗為主要特征。賦起於先秦，盛於兩漢，上承《詩經》、“楚辭”、諸子散文，下啟各體韻文，延綿數千年，成為“一代之文學”。學者們常感嘆其特殊的體制、瑰麗的語言、模糊的歸屬和復雜的源流。歷代賦家留下了成千上萬賦作，使賦與詩、詞、曲並列，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而更突顯其特殊地位的是，賦為中國古典文學獨有，民族特色，堪稱國粹。

唐代以前重要賦作都保存在《昭明文選》中。《昭明文選》，題為《文選》，由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 年）主持編纂，是我國現存早的一部完整的詩文總集。《文選》收各類詩賦文章，共七百多篇，幾乎囊括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所有重要作品。《文選》分體三十七類，涵蓋先秦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所有重要文體。《文選》對中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亦占據了極為重要的位置。全書共六十卷，賦篇凡十九卷，占全書近三分之一。《文選》選賦五十六篇，分十五子目，囊括各類題材，網羅主要賦家的重要賦作。賦列於各類文體之首，可見編纂者對賦體文學的重視，亦可見賦體文學在當時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

《文選》在西方漢學界長期未受重視，一直沒有完整的英譯本。《文選》文體之龐雜，文化底蘊之深厚，令譯者望而卻步。美國漢學家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迎難而上，將《文選》譯成英文，擬分為八冊，填補了先秦典籍與唐詩之間漢文學典籍英譯的空白。該書目前已出版前三冊，即《文選· 賦》的英譯。康達維之前，西方學界未見專治辭賦的漢學家，辭賦的英文翻譯也不多，多為某位賦家單篇賦作的翻譯。康達維所譯《文選· 賦》是大規模辭賦的英文譯本。

一、《文選· 賦》研究綜述

賦體文學的研究稱為“賦學”，對《文選》的研究構成“選學”（即“文選學”）。“賦學”與“選學”聯繫緊密，共興共榮。治賦者必治《選》，論《選》者常論賦，《文選》賦篇之研究，自其成書之日至清亡，延綿千餘年未絕。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桐城謬種，選學妖孽”之說甚囂塵上，對“選學”的批判實際上也是對辭賦的批判，百代顯學，一時難以為繼。經歷了一段時期的低谷之後，20 世紀80 年代起，賦學研究復興，《文選》的研究也隨之展開。二十年間發表近千篇賦學論文，出版賦學專著數十種。龔克昌、曹道衡、萬光治、郭建勛等學者對漢魏六朝賦作了深入的研究。馬積高、高光復、郭維森、許結等人編撰賦體文學史，對辭賦的發展演變歷史進行了論述研究。而新一代辭賦研究者，如蹤凡、何新文，則將目光轉向賦論和賦學史的研究。從賦作、賦體的研究到賦史研究，再到賦論研究，新時代賦學不斷深入發展，呈現出發掘再發掘、闡釋再闡釋的局面。辭賦的翻譯是賦作在域外的化身，也是辭賦的新闡釋，隨著賦學的發展，理應納入賦學研究的視野。傳統選學以文獻研究為主，而新時代選學則以文學研究為主，主要議題包括《文選》編纂的歷史文化思想背景、《文選》的選錄標準、編纂者的文學思想、與《文心雕龍》的關繫、李善與五臣的注疏體繫，等等。隨著《文選》譯本的出現，它在西方的翻譯和研究也應成為《文選》研究的課題。

與《文選· 賦》相關的單篇論文較多，大多以其中的某一題材為研究對像，如曹虹《〈文選〉賦立“物色”一目的意義》、何沛雄《論〈文選〉的“畋獵”賦》、韓暉《〈文選〉郊祀賦論略》，等等。近幾年隨著選學的深入發展，又出現了關於《文選· 賦》的專題綜合研究。以《文選· 賦》為題的博士論文有兩篇，主要針對賦的分體、選錄、注疏、校勘情況展開研究。馮莉博士的《〈文選〉賦研究》作為《文選》分體研究的擴展，以類型學的方法對《文選》賦體的十五個子目進行了全面繫統的考證和溯源。該論文先是考證了《文選》賦篇分目和編次的歷史淵源，接著將十五個子目分為政治諷喻賦、觀覽詠物賦、情志藝文賦三大類，對每一類題材一一溯源考辨，探析入《選》賦作文本，對同類未入《選》的賦分析其原因、文本特點以及該類賦的流變。唐普的《〈文選〉賦類研究》采用以文獻為基礎的方法分三個部分對《文選》賦篇進行專題研究。部分“《文選》賦類編纂考論”主要考證了入《選》辭賦的來源、分類、編次三個問題。第二部分“《文選》賦類李善注考論”考證分析了李善注的源流和增殖問題以及《三都賦》的舊注底本問題。第三部分“《文選》賦類文獻校勘與考證”包括三個專題：《文選集注》殘卷引賦校議、左思《三都賦》衛權注校考、胡刻《文選考異》賦類“陳雲別本”考證。該論文延續了文本校勘考證的舊選學傳統。近年以《文選· 賦》為題的專著是郭瓏的《〈文選· 賦〉聯綿詞研究》。該書以《文選· 賦》中的聯綿詞這一特殊的語言現像為主要研究對像，分析了它們在各篇賦中的使用情況，考釋了其音義的源流。該書雖然屬於漢語言學研究的範疇，但對本書論述聯綿詞的翻譯有很大的幫助。

二、國內學界對西方辭賦翻譯的關注

西方漢學家對賦的譯介，特別是康達維的辭賦翻譯和研究，引起了國內學界的關注。孫晶《漢代辭賦研究》上篇章介紹了西方學者對“賦”的翻譯，分析了他們對賦體的界定，在此基礎上探討了賦的文體屬性及歸類。孫晶的主要觀點是：由於“文體缺類”和西方“文學二分法”的困擾，西方學者對賦的認識呈現出不同的形態。新加坡國立大學蘇瑞隆教授是康達維先生的弟子，他在《中國賦論史》一書中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歐美學者的辭賦翻譯與研究，並對多位學者的研究進行了點評。蘇瑞降教授指出，西方學者的辭賦研究建立在翻譯基礎之上，雖廣度不及國內研究，但往往能保持客觀，另闢蹊徑。由於師承關繫，蘇瑞隆教授能比較方便、更為全面地向國內學界介紹康先生的學術成果。在《異域知音：美國漢學家康達維教授的辭賦研究》一文中，他對康先生《文選》的翻譯情況作了簡要介紹，逐一評介了康先生三十年來在漢魏六朝辭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重點介紹了《揚雄辭賦研究》，突出了康先生在賦的源流、賦與宮廷文化等專題研究中所做的貢獻。康先生的論文集Court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China 也由蘇瑞隆先生譯成中文，題名《康達維自選集：漢代宮廷文學與文化之探微》，於2013 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蘇瑞隆先生不是位介紹康達維的有中文學術背景的學者，康達維論文集中的多篇論文已由多位中國學者翻譯成中文，發表於各類學術期刊。《道德之旅：張衡的〈思玄賦〉》《論賦體的源流》《〈西京雜記〉中的賦》《漢頌：班固〈東都賦〉和同時代的京都賦》《漢武帝與漢賦及漢代文學的勃興》《二十世紀的歐美“文選學”研究》《賦中描寫性復音詞的翻譯問題》《玫瑰還是美玉？——中國中古文學翻譯中的一些問題》《龔克昌教授〈漢賦研究〉英譯本序》等十多篇論文見於多種中文學術期刊和論文集中（詳見附錄3）。何沛雄教授是國內早關注康達維辭賦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在《康達維〈揚雄賦研究〉評介》一文中高度評價了康先生的辭賦研究成果。何新文教授也在《中國賦論史稿》一書中對康先生的辭賦研究成果作了介紹和翻譯。蔣文燕在《研窮省細微 精神入畫圖——漢學家康達維訪談錄》一文中，以訪談的形式介紹了康達維先生的學術歷程。

國內學界對康達維的賦學成果進行了較多的介紹、引進和翻譯，而對他主要的成果——《文選· 賦》的英譯，尚無針對性的繫統的專題研究。

三、《文選· 賦》英譯本的研究價值和意義

文學典籍是民族文化的載體。深入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必須從其典籍入手，而文化典籍往往本身就是文學作品——對於缺乏宗教典籍的中國文化尤其如此。《詩》、騷是中國文學的源頭，是典籍中的典籍，就英文譯本而言，《詩經》從英國漢學家理雅各到國內翻譯家許淵衝，全譯本就有十餘種之多；a《楚辭》則有霍克斯著名的《南方之歌》，還有國內譯者孫大雨的《英譯屈原詩選》等數種譯本。唐詩是古代文學的高峰，也是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代表。早在18 世紀就有英國詩人詹尼斯（S. Jenyns）翻譯的《唐詩三百讀》（Selections from the 300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百年來唐詩英譯選本眾多，既有海外漢學家的研究翻譯，也有國內學者翻譯家的翻譯。在《詩經》《楚辭》與唐詩之間有數百年的歷史間隔，其中有辭賦、樂府、駢文等形式多樣的文學作品。這些文學樣式的代表性篇目都可以在《文選》中找到。唐以後的文學作品在形式與內容、語言修辭和歷史典故方面都可追溯到《文選》，《文選》作為中國文學典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詩經》《楚辭》和唐詩的翻譯都有大量的研究論文和專著，探討其翻譯策略、規範、效果、影響、意義等等。近年湧現了一批針對它們的專題研究博士論文，《詩經》翻譯研究如瀋嵐博士《跨文化經典闡釋——理雅各〈詩經〉譯介研究》（2013 年），《楚辭》翻譯研究如張嫻博士《〈楚辭〉英譯研究》（2013 年），唐詩翻譯研究如陳奇敏博士《許淵衝唐詩英譯研究》（2012 年）等。《詩》、騷和唐詩是中國文學的高峰，它們在域外的傳播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內學者研究的焦點。而在它們之間的文學作品的翻譯，由於譯本本身不多而且零散不集中，所以沒有受到應有關注。康先生推出的《文選》英譯前三冊改變了這一狀況，賦體文學有了集中的經典的譯本，可謂意義重大。從整個中國古典文學典籍來看，目前從《詩經》到《紅樓夢》都有了較為豐富的英文翻譯文本體繫，學界也有了大量相應的翻譯研究，而辭賦翻譯的研究還是一個空白。《文選· 賦》英譯是集中有代表性的辭賦翻譯，針對這一翻譯的研究既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急需做的工作。而且賦的翻譯不同於詩，有其本身的特征，不能與《詩經》和唐詩的翻譯一概而論。就其文字解讀的難度和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量而言，賦的翻譯要比詩的翻譯難度更大。而在篇幅規模和題材的多樣性方面，《文選· 賦》的翻譯工作量遠大於《楚辭》的翻譯。賦是中國文學民族特色的文學體裁。賦向以文字奇詭、名物繁多、典故晦深著稱，把它們轉化為現代西方語言是一個艱巨而復雜的工程，而對這一過程進行繫統研究和學術探討很有必要。

本書屬於比較文學研究的範疇。比較文學研究不限於文學、文化現像的比較或文學思潮傳播、影響的研究，從文化文學角度進行的翻譯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