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我1950年出生於英格蘭北部的工業棉花產地奧爾德姆（Oldham），我的父親是英格蘭人，母親是來自愛爾蘭的移民。我的父親是航空工業的模型技工（pattern maker），早年是在奔寧山脈（Pennine Hills）的一個農場中長大的。我的母親來自愛爾蘭的西南部的利斯托爾（Listowel），是一位簿記員。我早年在一所天主教的文法學校(屬於英國舊式教育制度，相當於我國的中學教育)就讀，在這所學校中短暫地學習了圖書管理學和經濟學以後，因為感到自己不適合學習這些，於是我離開學校，工作了一段時間，我從事過多個職業，包括產業工人、建築工地工人、文職人員。在1970年，我進入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伯克貝克學院（Birkbeck College），開始學習哲學。在英國，伯克貝克學院的獨一無二之處是所有的課程都是開設於夜間，學生因此可以在白天從事有收入的工作。此外，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是成年人，學生中的很多人已經獲得了其他專業的學位。在伯克貝克學院的學習生涯使我逐漸形成探討廣泛的智識問題所需要的學術基礎，並為我打開了一個結構化的智識世界的大門，從此徹底地改變了我的一生。
直到這個時候，我的學術生涯還是極為平凡的，但伯克貝克學院為我提供了一個完美的學習環境，而且該學院的學業評判組（Board of Examiners）授予了我流的榮譽學位，於是我得以1974年進入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盡管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科學史和科學哲學，但我同時對社會科學和政治科學也有著廣泛的興趣，從1970年代初開始，我經常參加各種研討會以及馬克思主義者的讀書小組。劍橋大學為那些熱愛探討智識、政治、美學等話題的學生提供了一個在當時比較少見的論壇，這一點與伯克貝克學院相似，但劍橋大學的規模無疑更大。1970年代初，哲學的學術氛圍可以清晰地區分為兩個趨勢，一個趨勢是分析哲學的自由的形式化特征及其瑣碎的問題，另一個趨勢是歐洲大陸哲學的大量空洞的修辭學特征，很多學習哲學的學生對此感到無所適從，我同樣如此。
法國學者對我學術生涯的早期興趣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加斯東·巴士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亞歷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 1892—1964）、喬治·康居朗（Georges Canguilhem， 1904—1995）、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對我的影響很大，我1976年公開發表的篇論文就是在探討巴士拉。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比較研究了亞裡士多德與伽利略的物理學解釋的概念，1978年公開出版，書名為《解釋結構》（xplanatory Structures），1978年我獲得了劍橋大學卡萊爾學院（Clare Hall of Cambridge）的一個助研職位（Research Fellowship）。我一年後去了澳大利亞，在墨爾本大學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繫獲得一個助研的職位。我在劍橋大學時期的上級領導布赫達爾（Gerd Buchdahl， 1914—2001）是這個繫的主要創立人。布赫達爾在二戰爆發之前不久匆匆逃離德國，轉往英國，之後又去了澳大利亞，而布赫達爾所乘坐的郵輪“杜勒拉”號（Dunera）則是滿載著中歐的猶太民族中的知識精英，二戰後，他們對澳大利亞的智識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布赫達爾在1940年代末期和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墨爾本大學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繫，此後又回到了英國，在劍橋大學任教，而且以墨爾本的這個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繫為榜樣來建設劍橋大學嶄新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繫。而我這個時候在墨爾本認識了我現在的妻子海倫·歐文（Helen Irving），她現在已經成為一位著名的憲法律師（constitutional lawyer），我在1981年獲得了悉尼大學的哲學繫的講師職位（lectureship）。
在1980年代初，我致力於探討古希臘數學問題，在“亞裡士多德的算術概念”問題上公開發表了兩篇論文，但與此同時，由於受邁克爾·達米特（Michael Dummett， 1925—2011）的語言哲學和邏輯學的重要影響，我開始對邏輯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科學的發展中，推論（inference）方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用一種不同於以往學者的研究進路對此進行了新的研究，對笛卡爾的“推論”概念進行了新的探討，其主要研究結果是1989年公開出版的《笛卡爾的邏輯學》（Cartesian Logic）。我開始逐漸認識到自然哲學（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科學”）在17世紀的哲學中發揮的作用遠遠超出以往學者的估計，這也是我的這部著作的思想基礎。我的專著《笛卡爾： 一個智者的傳記》（Descarte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在1995年得以公開出版，這是我的所有著作中為世人所知的著作。笛卡爾是在西方現代有著決定性影響的哲學家，而我的傳記則挑戰了傳統的觀念，揭示了笛卡爾的研究事業在研究方向上曾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通過反復強調笛卡爾的科學研究——尤其是宇宙論、力學、光學、數學以及生理學——我的傳記展現了一個全新的、作為科學家的笛卡爾形像，而在此以前，以往的笛卡爾傳記通常將笛卡爾簡單地視為哲學家。
從1990年中期開始，我的研究方向有了一個顯著的改變，我開始對比較歷史學研究產生了濃厚的學術興趣，我開始追問： “為什麼西方出現的科學文化與其他任何一個區域的科學文化都有著顯著的差異”？明清時期的中國和中世紀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有著長足的科學發展，但它們的成就始終保持在技術成就的層面上，這些案例促使我形成了自己的思路。我也考察過16世紀和17世紀的伊比利亞半島（即現在的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半島）科學，在這個半島上，依然有學者致力於科學研究（尤其是在航海和醫藥植物學領域中），但這個半島明確地反對現代性理念，而在西方別的地區，現代性理念似乎天生就是現代科學的形成的必然產物。這些有趣的比較促使我致力於組織一些講習班，其中包括我1999年在香港大學開設的講習班，我試圖對中國古代科學和伊比利亞中世紀科學進行比較研究。在對伊比利亞半島案例產生濃厚興趣以後，因為弗朗西斯· 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對伊比利亞半島的科學發展特別贊賞，而且也由於19世紀晚期的中國社會也開始非常樂於采納培根的思想，所以我對這位同胞進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為2001年公開出版的專著《弗朗西斯·培根與早期現代哲學的改造》（Francis Bac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從1990年中期開始，我著手於探討“當年西方為什麼如此關注科學”這一獨特的問題。盡管傳統的和標準的解釋明顯是錯的（我在本書的第1章探討了這一問題），但如何來解釋這一問題仍然不是一目了然的。韋伯（即馬克斯·韋伯）的研究進路是直接地進行文化比較研究，這一進路總體上來說是有啟發性的，但在具體的案例研究中卻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大約在2000年左右，我大致設計了一個可行的研究計劃，雖然當時我隻能明確這一點： 我將耗費至少25年的時間來寫就一部叢書。部書《科學文化的興起： 科學與現代性的塑造（1200—1685）》（The Emergence of a Scientific Culture： Science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ity， 1210—1685）在2006年已經公開出版（實際上本書就是部書的中文版）；第二部書是《機械論的倒塌與情感的興起： 科學與現代性的形成（1680—1760）》（The Collapse of Mechanism and the Rise of Sensibility： Science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ity 1680—1760），在 2010年已經公開出版；第三部書是《自然科學與人的科學： 科學與現代性的形成（1739—1841）》（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Science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ity, 1739—1841）將在2016年公開出版（現已出版）。實際上，我已經開始寫作第四部書了，這部書主要探討“從19世紀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科學與文明是如何結合在一起的”？這部書有可能是整套叢書的後一部。
我獲得的社會榮譽主要是： 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的正式成員（Fellow of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Humanities）；國際科學史科學院的通訊成員（a corresponding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因為科學史與數學史領域內的傑出貢獻，在2001年獲得了澳大利亞的百年紀念獎章（Australian centenary medal）。我現在每年的大部分時間主要在倫敦和悉尼兩地度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