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生物威脅[1-3]。新發突發傳染病一直以來威脅著人類健康，影響著國際社會
發展。進入21 世紀以來，人類相繼經歷了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2009 年甲型H1N1 流感、2012 年中東呼
吸綜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
病和2016 年寨卡病毒病等多種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對全球公共衛生體繫造成了巨大挑
戰，給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4]。2001 年美國“炭疽郵件”生物
恐怖事件，是國際生物安全形勢的“分水嶺”，標志著生物恐怖成為影響國家安全
近年來，國際社會面臨著新發突發傳染病、生物恐怖和生物技術謬用等多重
嚴重生物威脅[1-3]。新發突發傳染病一直以來威脅著人類健康，影響著國際社會
發展。進入21 世紀以來，人類相繼經歷了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2009 年甲型H1N1 流感、2012 年中東呼
吸綜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
病和2016 年寨卡病毒病等多種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對全球公共衛生體繫造成了巨大挑
戰，給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4]。2001 年美國“炭疽郵件”生物
恐怖事件，是國際生物安全形勢的“分水嶺”，標志著生物恐怖成為影響國家安全
的現實威脅。生命科學的快速發展給人類健康帶來了巨大福祉，但與此同時，近
年來脊髓灰質炎病毒的化學合成、1918 年流感病毒重構、H5N1 流感病毒功能獲
得性研究及馬痘病毒的人工合成等研究的開展，引發了國際社會對於生物技術謬
用的擔憂；隨著合成生物學與基因編輯技術的不斷發展，生物技術謬用帶來的生
物安全風險大大增加，生物防御的內涵與外延進一步擴展[5，6]。
生物防御能力關繫國家安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人口基數
大，人員流動頻繁，生物安全風險因素眾多，挑戰巨大，一直以來面臨著嚴峻的
生物威脅挑戰[7]。2003 年SARS 疫情給我國造成了重大民眾健康威脅和經濟損
失；2018 年8 月，非洲豬瘟疫情在我國多地暴發，對我國畜牧業造成嚴重打擊；
2019 年12 月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正常運行造成了嚴重影
響。因此，我國亟須完善生物防御科技支撐體繫，加強生物防御能力建設。習近
平總書記強調，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
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繫，繫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繫建
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8]。完善的生物防御科技支撐體繫，是保障
生物安全的基礎和關鍵，也是生物防御能力建設的重要一環[7，9]。
美國高度重視生物防御研究。20 世紀60 年代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宣布終止
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時就明確宣布保留生物防御研究計劃；1994 年，美國國
防部就美國及美軍面臨的生物戰與生物恐怖威脅，啟動了國防部化生防御計劃
（Chemical ／ Biological Defense Program）；2001 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和“炭
疽郵件”生物恐怖事件發生以後，美國大幅加強了生物防御研究的經費投入，啟
動了生物盾牌計劃（Project Bioshield）、生物監測計劃（Project Biowatch）和生
物傳感計劃（Project Biosense）；在奧巴馬政府期間，美國強化軍民結合、機構
協作，以應對H1N1 大流感為切入點，建立公共衛生緊急醫學應對措施研發聯
合體（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edical Countermeasures Enterprise，PHEMCE），
完善生物防御各機構協調機制，在國際上大力實施全球健康安全行動計劃，擴
大美國在國際生物安全領域的影響力；在特朗普政府期間，2018 年9 月美國發
布《國家生物防御戰略》，強調構建更加協調、高效的生物防御體繫[10-14]。美國
支持和開展生物防御研究的主要機構有衛生與公眾服務部下屬的國立衛生研究
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生物醫學高級研發管理局（Biomedical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BARDA）、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等，以及國防部下屬的國防高級研究
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國防威脅降低
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DTRA）、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和海軍
醫學研究中心（Naval Medical Research Center，NMRC）等；此外，美國能源部
下屬的一些國家實驗室及國土安全部也部署了一些生物防御相關科研項目，美國
國內的高校、企業及一些非營利性組織機構也承擔了大量生物防御相關科研項
目[14，15]。經過多年發展，美國已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生物防御科技支撐體繫。與
此同時，近年來，美國資助開展的一些項目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其潛在生物安全
風險的擔憂。例如，2018 年10 月，俄羅斯國防部指責美國在格魯吉亞等國開
展的生物威脅降低項目對其構成嚴重生物威脅[16]；來自德國和法國的科學家在
Science 期刊刊文質疑DARPA 資助開展的“昆蟲聯盟”（Insect Allies）項目具有
明顯的潛在兩用性[17]。目前，我國尚缺乏對美國生物防御科研項目及其潛在生
物安全風險的繫統分析。繫統梳理美國生物防御相關科研項目的部署情況和特
點，綜合分析一些項目潛在的生物安全風險，可為我國生物防御科技支撐體繫建
設提供參考和借鋻。
本書旨在通過繫統梳理美國生物防御相關科研項目，並分析其一些科研項目
可能引發的生物安全風險，為我國生物防御科技支撐體繫建設提供參考。本書部
分相關內容已在《軍事醫學》《全球科技經濟瞭望》期刊發表，可同時參考。書
中不當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