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研究與論述自然史的方法 (1749 年)

動物
動物與世界
動物與植物的比較 (1749 年)
人與動物
家畜 (1753 年)
野獸 (1756 年)
食肉動物 (1758 年)

論人
童年 (1749 年)
青春期 (1749 年)
割禮, 閹 割
童貞, 婚姻
論壯年 (1749 年)
對人的描繪
女性之美
老年與死亡(1749 年)
老年人的幸福 (1777 年)

人的本性 (1749 年)
人的感覺 (1749 年)
神經繫統, 大腦(1758 年)
情緒 (1753 年)
快樂, 痛苦; 智者的幸福
夢和想像
人的雙重性
人種的多樣性
黑人 (1749 年)
野蠻人與社會 (1749 年)
飛蟲社會 (1753 年)
自然狀態 (1758 年)
前文補遺 (1777 年)
塔希提人 (1777 年)
白種黑人 (1777 年)

方法與 理論 (1749 年)
一種方法
種種困難
評論
結論
一個理論
關於總的繁殖
概述

從一個種屬到另一個種屬
從原型到變種

馬 (1753 年)

驢 (1753 年)
山羊 (1755 年)
鼠(1758 年)
獅子 (1761 年)
虎 (1761 年)
結論 (1761 年)
羊、岩羚羊和其他的山 羊 (1764 年)
從變種到“物種的親緣關繫”
猴子的歸類 (1766 年)
論動物的退化 (1766 年)
各目間的差異 (1770 年)
種屬的親族關繫 (1776 年)

世界史 (1778 年)
貝殼和獠牙
關於菊石和一些陸生動物的一些骸骨
大自然的時期
地區地質: 朗格勒山脈
人類出 現後, 發現並改造著大自然

伊壁鳩魯派之死 (1777, 1788 年)

論風格  
拜訪布封——蒙巴爾之行
布封生平創作年表

科學與詩的融合
郭宏安

布封寫道：“人類所曾做到的貴的征服，就是征服了這豪邁而剽悍的動物——馬：它和人分擔著疆場的勞苦，同享著戰鬥的光榮；它和它的主人一樣，具有無畏的精神，它眼看著危險當前而慷慨以赴；它聽慣了兵器搏擊的聲音，喜愛它，追求它，以與主人同樣的興奮鼓舞起來；它也和主人共歡樂：在射獵時，在演武時，在賽跑時，它也精神抖擻，耀武揚威。但是它馴良不亞於勇毅，它一點兒不逞自己的烈性，它知道克制它的動作：它不但在駕馭人的手下屈從著他的操縱，還仿佛窺伺著駕馭人的顏色，它總是按照著從主人的表情方面得來的印像而奔騰，而緩步，而止步，它的一切動作都隻為了滿足主人的願望。”讀了這樣的文字，你想到了什麼?我不僅想到了人與馬的生死與共的友誼，還想到了韓非子的話——“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想到了伯樂和九方皋，想到了唐太宗的“昭陵六駿”，想到了杜甫的詩句：“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想起了一繫列充滿詩意的名字：的盧、赤兔、飛黃、照夜、浮雲、龍飛、噴玉等等。這真是奇妙的文字，它有真摯深厚的感情，如實地勾勒出馬的性情；它有潤物細無聲的力量，輕輕地撥動了讀者的心弦；它還有循循善誘的魔法，逗引催生著讀者的想像。

然而還不止於此，隻見布封筆鋒一轉，又寫了下面的文字：“以上所述，是一匹所有纔能都已獲得發展的馬，是天然品質被人工改進過的馬，是從小就被人養育，後來又經過訓練，專為供人驅使而培養出來的馬。它的教育以喪失自由而開始，以接受束縛而告終。對這種動物的奴役或馴養已太普遍、太悠久了，以至於我們看到它們時，很少是處在自然狀態中。它們在勞動中經常是披著鞍轡的；人家從來不解除它們的羈絆，縱然是在休息的時候；如果人家偶爾讓它們在牧場上自由地行走，它們也總是帶著奴役的標志，並且還時常帶著勞動與痛苦所給予的殘酷痕跡：嘴巴被銜鐵勒得變了形，腹側留下一道道的瘡痍或被馬刺刮出一條條的傷疤，蹄子也都被鐵釘洞穿了。……就是那些奴役狀況和婉的馬，那些隻為著擺闊綽、壯觀瞻而喂養著、供奉著的馬，那些不是為著裝飾它們本身，卻是為著滿足主人的虛榮而戴上黃金鏈條的馬，它們額上覆著妍麗的一撮毛，項鬣編成了細辮，滿身蓋著絲綢和錦氈，這一切之侮辱馬性，較之它們腳下的蹄鐵還有過之無不及。”他於是得出了結論：“天然要比人工更美麗些；在一個動物身上，動作的自由就構成美麗的天然。”我們不禁為馬的命運喟然長嘆：它的痛苦成就了人的驕傲。

這就是風格的力量，布封的觀察可能已經過時，但是他的描繪亙久不變，他的文字更令人百讀不厭。

布封，原名喬治•路易•勒克萊爾（Georges-Louis Le-Clerc），1707年生於法國勃艮第省第戎附近的蒙巴爾鎮，他從小受教會學校的教育，但是上帝卻在他的自然觀念中沒有位置。他很早就對自然科學感興趣，在第戎學習法律，然後在昂熱爾學習醫學、數學和物理。布封在20歲的時候就先於牛頓發現了二項式定理，但是沒有人相信。兩年以後，他因決鬥傷人而逃到了南特，在那裡認識了一位英國貴族：金斯敦公爵，兩人結為好友。在金斯敦的教師、博物學家辛克曼的帶領下，進行了英國貴族子弟傳統的歐洲行，費時近兩年。

旅行歸來的布封，已經成為一個眼界宏闊、胸懷廣大、知識淵博、能干而且會干的人了。他在巴黎和蒙巴爾兩地居住，開始了科學研究的活動。不到27歲，他就當了法蘭西科學院機械部的助理研究員。他建了一個苗圃，為法國的大路提供樹木。他翻譯並出版了英國博物學者海爾斯的著作《植物生理與空氣分析》和牛頓的《微積分術》，並寫下了有價值的序文。在此期間，他除了進行森林學的研究之外，還進行鞣皮的研究，宣讀了一篇《鞣皮之方法的實驗》。他甚至還建立了一座煉鐵廠，為國王的軍隊鑄造大炮。1739年，他轉為法蘭西科學院數學部的副研究員，這一年的7月，他被任命為“王家植物園及書房”的總管，此後近五十年的工作奠定了他作為一個博物學家的崇高聲譽。一方面，他傾盡全力地搜集全世界的動物、植物和礦物標本，網羅博物學界的一流人纔，把一個初具規模的科研機構建成了當時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博物學府；另一方面，17世紀初，人們熱心於撰寫有關大自然的著作，例如《自然的景像》和《昆蟲史》等著作相繼出版，布封決心寫一部包括人、動物、植物、微生物和礦物的完整的《自然史》。

1748年，布封在《學者報》上公布了寫作《自然史》的計劃和綱要。從1749年到1789年，他出版了總數達三十六卷的《自然史》。《自然史》的頭三冊包括“自然史方法論”、“地球形成概論”、“動物通史”、“人類史”和“人種演變史”。這三冊書一出版，立即轟動了歐洲的學術界，很快各國都有了譯本。不但科學界注意，文學界也極感興趣，因為《自然史》具有很高的藝術性。他有幾個合作者，有些優美的篇章出自他們之手，也有許多人在通信中向他提供所需的資料，但是每一篇文章他都親自過目、潤色和修改，給予風格上的保證，然後署上他的名字。五十年間，布封嘔心瀝血，有的篇章寫作達十八次之多，可以說，這本書是他的精心結構之作。

如果說布封的《自然史》在科學性上多少已經過時，它在文學性上卻值得我們一讀再讀。吸引我們的不僅僅是它的風格的壯麗、典雅和雄偉，還有它的細膩而富於人性的描繪，特別是一幅幅洋溢著詩意而又細致入微的動物肖像。例如《天鵝》：“它在水上為王，是憑著一切足以締造太平世界的美德，如高尚、尊嚴、仁厚等等。它有威勢，有力量，有勇氣，但又不濫用權威的意志、非自衛不用武力的決心；它能戰鬥，能取勝，卻從不攻擊別人。”這是天鵝，但同時又是開明君主的形像。尤其是描繪它在水上優遊滑行的樣子，我從未見過如此傳神的筆致：“它的頸子高高的，胸脯挺挺的、圓圓的，就仿佛是破浪前進的船頭；它的寬廣的腹部就像船底；它的身子為了便於疾駛，向前傾著，愈向後就愈挺起，後翹得高高的就像船舳；尾巴是道地的舵；腳就是寬闊的槳；它的一對大翅膀在風前半張著，微微地鼓起來，這就是帆，連船帶駕駛者一起推著跑。”更妙的是，他明明指出所謂“天鵝之歌”是自然史上的“一個杜撰的故事”，卻又說，“我們應該原諒他們杜撰這種寓言；這種寓言真是可愛，也真是動人。其價值遠在那些可悲的、枯燥的史實之上”。科學與詩，就這樣融會在一起了。

1753年，布封未經申請而直接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他的入院演說非常有名，被人稱做《論風格》，至今仍被看做是一篇重要的有關文學理論的文章。他的名言“風格乃是人本身”，就出自這篇演說。法國作家福樓拜曾說：“我不禁驚喜，我在布封先生《論風格》的箴言裡發現了我們的不折不扣的藝術理論。”這個理論就是：在藝術創作中，至高無上的價值存在於個人的風格之中。

布封說：“天纔就是更有耐心，我在辦公室裡過了五十年。”他的確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年輕的時候，凌晨兩點鐘從巴黎回到蒙巴爾，五點鐘就有僕人把他拖起來，哪怕他發脾氣，因為這是命令。他一直工作到九點鐘，喫過早飯，又繼續工作到下午六點鐘。他從善如流，歡迎任何批評的意見，當他覺得有道理的時候，他很樂意接受並加以改正。他有一個習慣，就是高聲朗讀手稿，如果朗讀能夠不間斷地進行的話，他就認為這段文章寫得很好，可以繼續下去。他對風格的要求是思想的準確和彼此的關聯，然後纔是語句的和諧。詩人與學者的結合，在他的身上達到了一種近乎完美的程度。難怪盧梭拜訪他，親吻他的門檻，並且說：“他有本世紀美的文筆。”

布封是法國啟蒙時期的四巨人之一，其他三位是孟德斯鳩、伏爾泰和盧梭。1777年，他的塑像矗立在王家植物園中，1788年，他在巴黎去世。據說，臨終時，他還讓人扶著他在植物園中走了一趟，向他五十年的心血之結晶告別。有兩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為他送行。有人這樣評論布封：“他把自然感變為一種哲學感，在這種哲學感裡，人們一面由外表獲得印像，一面還引起一種直覺，覺得有一種不可見的、永恆的力量在大自然中以不變的規則表現著，在這種哲學感裡，人們看著眼前的景像就不免回想到往古，回想到那些遼遠時代裡許多驚心動魄的場面。”這大概就是我們今天還在閱讀布封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