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和文化是分不開的

江曉原

 進入20世紀下半葉之後，性在中國重新遭遇了一段禁錮的歲月。改革開放之後，這段禁錮歲月仍然給中國性學界留下了很深的印痕，重要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性被視為醫學的附屬物。


 比如，在中國性學會正式成立的1994年之前，籌備委員會早就進行了多年的學術活動，在那些活動中，絕大部分參加者都是托身於醫院或醫學院的——皮膚科、泌尿科、婦科等等，還有一些人士屬於計劃生育部門。這種現像在中國是如此的普遍，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於中國性學會自身也是掛靠於北京醫科大學——現在的北京大學醫學部；而我目前擔任副會長的上海市性教育協會，則掛靠於上海市計劃生育委員會。


 這種在體制上被視為醫學附屬物的安排，並非僅僅具有像征意義。事實上，它影響了許多中國人看待性的視角和眼光。

 在國內，關於性的書籍通常都可以被分成兩類：一類是講“臨床”的，包括生理構造、生育、避孕、藥物、性病和性功能障礙的治療等等，總之就是可以作為醫學附屬物的那些性問題。另一類是講“文化”的，包括性史、性社會學、性倫理學、性心理學、性與法律、性與文學藝術等等。據我大致的觀察，上述兩類書籍通常總是分開的。也就是說，講“臨床”的通常不講“文化”，講“文化”的通常不講“臨床”。大家仿佛有著一個默認的分工原則。在中國人先前幾十年的觀念中，這樣涇渭分明實屬天經地義。而且後一類在很長時間裡曾經是不大敢談論的。


 再換一個角度看，其實“臨床”的那部分可以對應為“科學知識”，而“文化”的那部分可以對應為“人文精神”。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士認為，對於性，隻要講那些“科學知識”就夠了，別的講多了非但無益，而且可能有害。他們也更喜歡使用“性科學”這樣的措辭（而不是“性學”），因為將性窄化為某一類“科學知識”，確實可以在許多時候給我們帶來較多的安全感。


 

 梅爾斯·範·德裡爾（Mels van
Driel）是荷蘭格羅寧根大學醫學中心的泌尿科醫生和性學專家，做過有關勃起功能障礙的博士後論文，發表過許多科學論述，也經常為報紙和雜志撰稿。這本《男根：私處的秘密》是比較輕松有趣的普及著作，倒是將生理知識和有關文化背景（盡管主要表現為逸聞趣話性質的內容）兩者放在一起講的。這對於習慣於兩者分離的中國讀者來說，就有一些新意了。


 性學不是天文學或物理學——這類所謂的精密科學，確實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脫離人文精神而講論（脫離也是不可能的），但性學是一個脫離了文化或人文精神就講不好、講不深、講不透的學問。


 因為性學中的許多問題，並不僅僅是所謂“科學問題”，實際上它們同時又是倫理問題或文化問題。例如，關於男性的陽痿和女性的性冷淡問題，就是現代社會中非常普遍而又非常難以解決的問題。通常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將話語約束在一個“政治正確”的框架中，這樣雖然可以保證在倫理道德方面無懈可擊，但是許多情況下卻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本書在這個問題上也不敢前進太遠，盡管作者提到了那個被稱為“柯立芝現像”的著名段子——該段子因美國總統卡爾文·柯立芝得名：


 有一天，總統和夫人訪問一家國營農場。不久，他們的行程分開了。在養雞場，柯立芝夫人問農夫，公雞多久交配一次。“一天幾十次，夫人，”農民回答說。“一定要把這個告訴總統，”柯立芝夫人說。當總統過來並被告知公雞的事後，他的問題是：“每天和同一隻母雞嗎？”“哦，不，總統先生，每次都和不同的。”柯立芝點點頭，說：“一定要告訴我妻子！”


 這個段子實際上以隱喻的方式指出了許多男性陽痿或女性性冷談的真正原因。

 類似的例子在性學中可以找到許許多多——性學根本就是一個橫跨科學與人文兩大領域的特殊學科。

 

 性學還有一個特殊之處，就是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密切到每個人、每一天都離不開它的影響。我們可以讓天文學或物理學離開我們的日常生活，但是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包括獨身者、兒童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都不可能脫離性或性的影響。


 性與我們日常生活的密切相關，以及性作為橫跨科學與人文兩大領域的特殊性，注定了我們永遠都會談論性這件事情。

 性學中可以歸入“科學知識”的那部分，雖然在改革開放之初曾經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話語，但是隨著公眾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加上多年來對於性知識的普及工作，已經沒有多少內容可以繼續談論了。


 但是性學中“文化”的那部分，卻有著無窮無盡的空間。隨著我們經濟的發展和觀念的開放，人們對於性的認識，人們的性觀念和性心理，都在不斷地變化著。舊的問題獲得了解決或還未解決，新的問題卻又層出不窮地冒出來。更何況，許多根本性的、終極性的問題（比如愛情的變遷、婚姻的價值之類），是永遠無法解決的。這些都使得我們關於性的討論和思考將一直持續下去。


 

 

 2011年11月30日

受精

許多世紀以來，人類生殖的概念是前就已形成的兩位希臘權威的思想，他們就是希波克拉前460年-377年）和亞裡士多前380年-322年）。在前者的著作《精液》（De
Setnine）中，作者寫道，無論男性還是女性的精液都在大腦中形成，隨後通過脊柱到達外生殖器。當這兩種物質在性交中結合，將產生一個孩子，並依據父親和母親所提供的精液流體哪個更強大，決定到底繼承父親還是母親的特點。根據希波克拉底，孩子的性別也取決於精液的實力。


 希波克拉底給男人和女人分配了較為平等的角色，亞裡士多德的看法就不同了。當然，他不得不承認有女性的輸入，但他辯稱女人的貢獻就是他所謂的月經（catamenia），即殘留的月經血可作為構成轉化的物質，但如果男子不加入自己的種子，就生成不了任何東西。達芬奇（1452年-1519年）的畫作顯示，他智慧的頭腦仍然堅信這一觀點，即精液直接來自大腦。達芬奇畫作中的陰莖有兩個管道，一個是尿液管道，一個是精液管道，白色的精液猶如母親的乳汁直接從脊骨淌下。萊昂納多不僅對直升機感興趣，還對繁殖感興趣。在溫莎皇家畫廊有一幅他畫的男人和女人性交的橫截圖，圖的上方他用熟悉的鏡像體寫道：“我展示給人們的是他們存在的或者第二原因。”他的解剖圖以牛等為動物模型，這使他誤入歧途：他忘記畫前列腺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青春期前就被閹割之後，即便前列腺有發育，也非常有限，即便是像達芬奇這樣的天纔，也會錯上一次，不，是兩次。


 研究繁殖秘密的眾多研究者中有一位叫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
，1578年-1657年），即血液循環的發現者。在被任命為國王詹姆斯一世的特別醫生之後，他開始研究雞蛋胚的生長和皇家鹿園的鹿的子宮。1651年，在他73歲的時候，他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與當時的觀點相反，哈維主張，昆蟲以外的動物和人類來自卵子，而卵子由廢棄物“自發”產生。後者沿襲了亞裡士多德的古老觀念，對此哈維在另一個方面也有所繼承：他把胚胎的發展歸因於男性精液的重要力量。


 亞裡士多德關於昆蟲和其他無脊椎動物自發生成卵子的思想，被托斯卡納一位醫師在法院的調查證明不太可信：醫師弗朗切斯科?雷迪（Francesco
Redi
，1626年－1697年）證明蒼蠅是把卵產在肉類垃圾中。他的研究始於古典詩歌的一個段落：在荷馬的《伊利亞特》第十九卷中，阿基裡斯擔心蒼蠅會在被殺死的好友的傷口上生蛆。雷迪研究的正是荷馬所說的現像。他觀察到，在蒼蠅接觸肉類一段時間之後，就有蠕蟲（即蛆）從肉中爬出；相反，在昆蟲無法進入的地方就沒有蛆蟲。他選用的肉類之多讓人喫驚：牛肉，鹿肉，水牛肉，獅子肉，老虎肉，狗肉，羊肉，孩子肉，兔肉，鴨肉，鵝肉，雞肉，燕子肉，旗魚肉，金槍魚肉，鰻魚肉，舌頭肉，等等，結果總是相同。於是他得出結論：昆蟲不是源於腐爛的廢棄肉類，它們也是卵生的，由母體把卵子產在肉類中以吸取養分。


 著名解剖學家弗雷德裡克?魯謝（Frederik Ruysch
，1638年-1731年）也同樣懷疑受精可以“僅僅通過男性種子的蒸氣和火力”實現。“我清楚地知道，性交時大部分種子會流走，但我相信，留在子宮內的粘性種子足以使受精完成。”魯謝發現子宮腔和兩個“喇叭”（輸卵管）會充滿大量的男性種子。這非同尋常：哈維從未能在鹿的子宮中找到種子，但魯謝在女性體內發現了。（20世紀70年代，教授羅傑?肖特（Roger
Short）從當代知識的角度考察了哈維的調查結果，還把哈維的研究在一部驕人的電影中進行了復制。回過頭來看，哈維沒有發現繁殖是如何實現的並不奇怪，主要是因為這在鹿身上體現得遠沒有大多數其他動物明顯，不用顯微鏡，他當然很難在交配不久後的解剖母鹿子宮內發現精液。）


 一天，魯謝找到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他受阿姆斯特丹市政當局委托，寫一份關於謀殺案的報告。死者是一名妓女，喉嚨被一名與她剛發生過性行為的年輕人切斷。死因確立後，魯謝在有三名醫生在場的情況下，滿足了自己的科學好奇心。他剖開受害人的腹部，“我好奇的是想看看子宮中有什麼，還有那些生殖器官。因此，我小心地把子宮、輸卵管及其附屬物摘除，”他說。子宮頸是關閉的，但是當他用手指輕輕地按下時，宮頸打開了，精液流了出來。然後，他打開子宮，發現了更多的精液。兩條輸卵管也滿是精液。他把精液保存在他的“香油”流體中，讓精液硬化穩定，隨後就可作為科學證據了。


 後來，魯謝又有次機會來收集手證據。這一次，是一個與情人發生性行為時被丈夫刺死的妻子的身體。
魯謝被請來驗尸，當他發現子宮比正常狀態略“高”時，他懷疑發生了受精。後來，他摘下子宮做進一步檢查，發現不僅在子宮腔有她情人的精液，兩個輸卵管中也有。


 魯謝的假設是：如果精液本身對受精沒有影響，輸卵管就不會充滿精液。被調查時，大多數婦女都告訴他，當她們懷孕時，通常感覺大部分精液留在了體內。“還有什麼比自然的物質更令人信服呢，需要的不僅僅是它們的蒸氣或活力纔能完成這項工作，”魯謝觀察到。至於精液是否含有也發揮作用微小生物，魯謝沒有回答。


 

幾個世紀以來，亞裡士多德有關男性在生殖中起主導作用的觀點顯然對許多人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其中包括一位名為安東尼?範?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1632年－1723年）的科學家。他用燭光和毛玻璃制作了自己的顯微鏡。他實際上是個布匹貿易商，經營一家商店，出售鈕扣和彩帶。在商店後面的房間裡，他自學成為一名科學家。他自學了玻璃吹制、研磨、拋光，隨後生產出高品質的鏡頭。一生中，他磨制了五百多個鏡頭，包括約480倍的放大鏡頭。沒有人知道範?列文虎克為什麼開始使用顯微鏡，也許他想仔細看紡織品，也許是他陶醉於自己的聰明纔智和技能。他的顯微鏡很簡單，就是木框中間有一個小玻璃球。小玻璃球通過擴展長條紅熱玻璃至球體，分離後冷卻、打磨制成。這一器具當然不容易使用。不停地近距離凝視，而且好是在明亮的陽光下，很快就會導致眼睛疲勞。範?列文虎克還要面對另一問題：他不會畫畫。因此，他雇用了很多繪圖員來給他做插圖。


 萊頓的一個教授對布商的工作非常感興趣，把他學生約翰?漢姆（John
Ham）介紹給了範?列文虎克。1677年，當教授第二次拜訪時，漢姆拿了一個有淋病的男子的精液給他看。他看到移動著的微小生物，並認定它們與這個男人的疾病有關。他要求範?列文虎克用顯微鏡觀察。幾年前，應一個外國學者的要求，範?列文虎克曾在顯微鏡下觀察唾沫、汗液和精液，發現了與這次精液中類似的小球體，但那時他沒有繼續觀察，因為那些東西讓他反感。現在，這個學生敦促他重復進行調查，範?列文虎克感到非常不舒服，原因是在他的後續研究中使用了自己的精液，但為避免犯罪指控，他感到有必要解釋他研究的是與妻子科妮莉亞發生性關繫後殘留的精液。在另一場合，他報告說在顯微鏡下觀察了射精不超過十秒鐘的精液。他的研究表明，約翰?漢姆看到的生物體在新鮮、健康的精液中也存在，他稱之為精子（spermatozoa）。基於古代形而上學的著作，他起初認為他看到的是在精液中遊動的男性小生靈。
1677年12月3日，因對自己的發現不能肯定，他寫信給倫敦皇家學會：“如果你們的哈維和我們的德?格拉夫看到了我所看到的百分之一，他們會同意我的調查結果，即男人的種子獨立形成胚胎，而女人所能做的就是接收並為男人的種子提供營養。”這樣，他實際上是證實了多個世紀以前希臘劇作家埃斯庫羅前525年-456年）所寫的：“孩子的母親並非其母親，她隻是播種在她身體裡的年輕生命的護士而已。”


 範?列文虎克活到了九十歲，直到1723年8月去世，都在繼續顯微研究，此時距雷尼爾?德?格拉夫（Reinier de
Graaf，1641年－1673年）把他介紹給皇家學會已有五十年。他的女兒把他收集的顯微鏡和標本送到倫敦，但很多終都不見了，隻有幾部好的顯微鏡保留在博物館裡。遊客通常對銀色的幻燈片和調節旋鈕更感興趣，而不是顯微鏡重要的組成部分：作為鏡頭的微小玻璃球。範?列文虎克用他的顯微鏡已經找到了一直困擾著哈維和雷尼爾?德?格拉夫的問題的答案：精液在繁殖中發揮著直接的物理作用，原因是精子可以找到去往子宮的路。他摒棄了諸如雷迪、揚?斯瓦姆默丹（Jan
Swammerdam，1637年－1680年）以及德?格拉夫等人的觀點，即卵子在繁殖中發揮著核心作用。範?列文虎克側重於男性方面，而其他人一直主要關注女性。


 卵原論者和精原論者之間關於卵子和精子哪個更重要的爭論，直到19世紀後半葉纔有後定論，確切地說是直到1875年。在這一年，德國解剖學家威廉?赫特維希（William
Hertwig，1849年－1922年）通過動物實驗表明，受精是通過卵子的細胞核和精子融合來完成的。確切的過程直到1944年纔披露：哈佛大學的約翰?洛克把一個人類的卵子放在一個碟子中，然後加入一滴人類精液，把該混合物放入人類血清後，洛克個觀察到受精卵分裂為兩個。這是一個奇怪歷程的開始，大約九個月後，會誕下一個新的人類生命。


 今天，我們知道，女性的卵子中含有未來人類所必需的一半以上的信息，它不僅提供23個核染色體，用以和精子的23個匹配，還有位於線粒體中的DNA――隻來自母親的基因（線粒體是細胞中的小能量站）。這一事實打擊了父親在繁殖中更重要的傲慢觀念，但更多的打擊還在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