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道觀》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入學讀書，1974年就輟學了。記憶中，有時候什麼課都不上，隻是遊行、開會。有時候雖上課，但學的隻有“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詩詞選》。後來雖然復課了，但沒有教材，由教師隨便講點什麼。有時候也有教材，但學期快結束了，課本纔發下來，至今我連拼音都不懂，更別說什麼英語之類的外語了。說我是個沒有讀過書的文盲，我還是會認賬的。

       1974年，家父病逝，我輟學隨叔父胡海敖先生學習中醫。叔父為我選的教材是古籍，如《三指禪》《內經知要》《本草備要》《傷寒論》《金匱要略》等，我除了背誦外，完全無法理解其義。

       剛剛學習了十個月，就被生產隊以停發全家口糧為挾，被迫終止學業，回家務農。

       回家後，一邊參加農業勞動，一邊利用休息時間在田間地頭學習，但因基本的文化素養缺乏，事倍功半，進步維艱。

       1977年，高考全面恢復。自1978年起，一些出版社應教學急需，出版了一批1966年前的文科教材。我得以買了點相關的入門書，如王力1962年編，1964年修訂的《古代漢語》、任繼愈1963年編的《中國哲學史》、翦伯贊1961年編的《中國史綱要》等著作來學習，打下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目的是希望對理解中醫的經典理論有所幫助。

        就是這樣膚淺的文化素養，來解讀古代思想典，實在是可笑得很，也可以說是完全的自不量力。

       之所以還是有了這本《論語中道觀》，這得感謝一些特別的因緣。正是因為有了一些這樣的因緣，纔成就了這本小書。

        在眾多的因緣中，要感恩的是我的父母、我的叔父。我的父親、叔叔都是儒而道而醫者，都有包容心，從不排斥其他的思想文化經典。父親、叔叔雖修道煉內丹，但也時常誦讀佛家的經典《金剛經》。母親除了讀儒釋道三家的經典外，還讀過《聖經》。正是這樣的家庭文化環境，我自幼時就對道、儒、釋三教生起了敬畏的心。因母親的緣故，我對西方文化也有親切感。尤其是母親，她常常跟我講“君子憂道不憂貧”的故事，使我在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環境中，能安貧樂道，不為財富動心。

        第二，要感恩彌陀的大願業力和我的一場大病“肉瘤”。2000年初，陝西省腫瘤醫院的專家告訴我，肉瘤的治療，手術加化療的遠期療效等於零，要我去看看中醫，踫踫運氣。那時，我身無分文，中藥再便宜，我也喫不起。2000年底，我的體重就降到了38kg，已經臥床不起了，行動隻能靠爬。“肉瘤”送給我兩個字“絕望”，屬於有機體的生命即將失去，基於有機體生命的各種欲望也就淡化了下來。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則成了我心靈的全部依靠。四十八願中的第十八願謂：“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意謂：隻要深信並稱念彌陀的名號，願生彌陀的極樂國土，彌陀的願力就一定會引領我的神魂往生到彌陀的極樂淨土，因而生死大苦就能獲得終極解脫，生命就能邁向圓滿，生命的終極目標就可以達成，我的小我意識就能與大我意識（宇宙大意識）融為一體，成為永恆，證道成佛。

       既然圓滿生命，圓成佛道，隻要有彌陀的願力就行了，那麼剩下的日子就可以放下身心世界，隨緣稱念彌陀的名號，隨緣度日了。

       這樣一來，我的這個“自我”（或者說“私我”）就處於一種無用之地，“自我”無用則我執自然淡泊，我見自然輕微，私我與非我的界線自然薄弱。我們之所以看不到天地人生的真相、看不到我與天地自然本然無分，本然一體的真實相狀者，皆因欲望與我執我見糾結而障蔽、私我與非我界線鴻溝而深障故也。我執我見一輕微，私我與非我的界線就薄弱，看一切事物與現像就自然真實，自然親切。

       2001年上半年，我躺在病床上幾不能動。一日，突然想看《論語》。請人找來清代劉寶楠父子所著的《論語正義》。當我看到劉寶楠引《說文解字》解釋“學而時習之”的“學”字為“覺悟”時，剎那間《論語》鮮活的生命就在我的心眼間凸顯了起來。

       “覺而時習之”覺了個什麼呢？通觀《論語》二十篇，結合“四書”，頓然領悟到“覺”其實隻是一個明白，一個對“對天地人生、宇宙萬物的無我見、我執的中道實相”的洞然明白；一個對“天地人本然無分本來一體”的洞然明白。所以《論語》中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君子不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中於民”等的經典條文。當領悟到這一點時，真是欣喜若狂。當時就伏在床上，奮筆疾書，邊讀邊寫，邊寫邊讀，《論語》的《學而》《為政》兩篇纔讀完，就寫下了近十萬字的讀書札記。

       我向來疏懶又貪玩。2001年下半年，通過默誦彌陀名號，病有了明顯的好轉，又能離開床褥了。於是，除了誦持彌陀名號外，就是到處去玩，《論語》也就沒有再往下讀，往下寫了。

       2003年上半年，我的身體已經恢復到可以坐下來幫人看看病了。人活著，起碼得養活自己。在師兄湖南省中醫藥研究院劉光憲研究員的推介下，每周在當時還屬研究院的解放路門診部看半天門診，又開始了我的謀食謀衣之旅。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上班後的個月，發給我的工資是錢。病人漸漸多了起來，人也康復了一些。兩年後，一周又增加了半天門診，又過了三年後又增加半天，直至今日，每周竟要看五個半天的門診。邊讀《論語》邊寫札記的事，也就徹底地放下了。

       第三，要感恩中國孔子學會副會長郭齊家先生。2005年，北京師範大學的教育學博士瀋立先生帶我到郭老的家裡去拜見郭老。會談之間，我次與人談起了那次在病中讀《論語》的感悟。郭先生聽完我的感悟後，當即肯定這種感悟的獨特性，且認為感悟的意義重大，要我盡早完成全經的解讀，他要推薦出版。還是因為我的疏懶，回家後沒有按照郭老的要求執行，以後也就不敢再去見郭老，實在有負老先生的提攜與鼓勵。現在回想起來，仍覺十分愧疚。

        第四，要感恩長沙的藝術家、傳統文化傳播者喻當先生，藝術家、杭州西泠印社會員張建民先生，長沙古開福寺方丈能淨法師、大知客維謹法師，開福寺國學班常年堅持聽講座的幾十位朋友。2006年，喻當因嘔吐，上我家看病。喝茶閑聊時，聊到我2001年上半年病中讀《論語》時的感悟。他斷然地說：你這個感悟不能帶到黃土裡去，你不能這麼自私，不能一個人獨享這份感悟後的快樂，你應該把它公之於世，至少要在朋友間傳播。他說到做到，一個月後，就來跟我商量，在他家裡開講。由一些搞藝術的朋友來聽聽，並定下每周日下午講一次的規矩，張建民先生開車接送。我被他們的熱情感動，不好意思再推辭，就這樣鬥膽講起了《論語》。

        2007年下半年，喻當先生因故去北京有事，他住的出租屋要退租。我的講座可以無疾而終，頓時感覺一身輕快。喻先生鍥而不舍，走之前到開福寺跟維謹法師商量，將此講座搬到她們寺院的講堂去。要在佛教的寺院講儒家經典，寺院的方丈沒有足夠的心量，真的難以想像，但，能淨法師與維謹法師還是答應了。不僅答應了，還以此為基礎，成立了一個“開福寺國學班”，任由我們儒釋道典。還有就是那常年堅持聽講的幾十位朋友，沒有他們風雨無阻的堅持，我的《論語》是不可能講完的。

       第五要感恩的是時任嶽麓出版社總編室主任的劉果博士。她不僅帶《湖南大學學報》主編藍甲雲教授、中南大學譚忠誠副教授等到古開福寺去聽過我講《論語》，還在2008年下半年我剛講完《論語》時，就找我要出版這個粗糙的講稿。是我慮及思想需要沉澱，冷凍幾年，再修改一下，可能會少一些錯誤，況這個稿子，前兩篇是札記，後十八篇則又是教案形式，前後體例不統一，不敢貿然面世，纔沒有將講課用的教案交給她。事雖未成，但她對此書稿內容的肯定，以及為之付出的精力與熱情，還有就是來試聽我講座的幾位教授對我所講內容的肯定，這些都是我必須要感恩的。

        第六，要感恩中南大學國學研究中心主任劉立夫教授、副主任譚忠誠教授，是他們邀我參與中南大學國學研究中心的創建工作，並聘我做副主任。我雖然隻是個掛名的，但既已掛名，就得做點事，所以我下定決心將此部書稿拿出來面世，將其出版事宜放在議事日程上。並從舊文件夾中將此書稿翻出來，交給我的兒子，正在武漢大學文學院攻讀古典文學博士學位的胡玉尺和湖南師範大學文字學碩士周銀老師，做後的文字整理和前後體例的統一工作，其間周銀貢獻精力尤多，在此一並表示感謝。

        後，還要感恩的是學苑出版社的黃小龍先生，今年1月份，我與他在海南偶遇，談及我打算將《論語中道觀》拿出來面世時，他立即表示願意推介出版。事後，我卻又忘記了這件事，還是他催我，纔在今年的6月份把這部書的初稿交給他。從交書稿給他到現在纔兩個月，書稿就進入了排版的程序。他的熱情、見識與工作效率，實在令我感動，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這部書稿從寫《學而》《為政》兩篇的札記算起，至今已整整17個年頭了。人生有幾個17年，經得起我這樣子的浪費？

        不管怎麼說，這位丑媳婦終究是要見公婆了。按照慣例，書稿出版前，總得要寫個序或後記什麼的，既是對這部書的一個交代，也是對讀者朋友的一個交代。就這樣拉拉扯扯地寫了這麼些不成其為序的文字，算是對這部書稿的發生、形成過程及其成就的因緣的介紹吧。

胡不群

2019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