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發現獨樂寺“吾民族之文化進展，其一部分寄之於建築，建築於吾人最密切， 自有建築，而後有社會組織，而後有聲名文物 ??總之研求營造學， 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實質之營造不可。”——朱啟鈐《中國營造學社開會演講詞》1929年，朱啟鈐先生創辦中國營造學會，次年更名為“中國營造學社”。這是近代第一個研究中國古建築的學術機構，主要從事古代建築實例的調查、研究和測繪，以及文獻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以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等為代表的學社成員，更是開啟了一場長達16年的中國古建築田野調查工作，搜集到了大量珍貴數據，為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國營造學社，被任命為法式部主任，主要負責《營造法式》的破譯工作，利用當今科學方法解讀《營造法式》，書寫中國建築史。梁思成進入學社工作後，朱啟鈐將多年來收集到的資料交由其研究學習。於是，梁思成開始對北平（今北京）及周邊的建築實物進行調查、測繪。同時以匠為師（木匠楊文起和彩畫匠祖鶴州等），完成了對明、清時期建築的初步解讀。1932年，梁思成撰寫了《清式營造則例》一書，於1934年出版，至今仍是研究清代建築的入門讀物。梁思成暫且完成了明、清時期建築的研究，但遺憾的是，對《營造法式》的困惑依然存在。梁思成曾言：“近代學者治學之首，首重證據。”因此找尋在中國大地上與《營造法式》同時期的建築，便尤為迫切。外出調查、尋找到比明、清時期更加古老的建築，成了梁思成的“心病”。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的人。兩則消息的到來，徹底堅定了梁思成外出調查的決心。一、日本學者常盤大定、關野貞在河北薊縣（今天津薊州區）城內發現一座古代寺廟，應為明、清之前的建築。朱啟鈐得知此事後，告知了梁思成，希望梁思成過去看看。二、好友楊廷寶告訴梁思成，他在鼓樓穹頂下看到了一幅古怪的寺廟照片，照片的下方寫著“薊縣獨樂寺”，同時向梁思成介紹了照片上建築的大鬥拱，梁思成得知後興奮地說：“你看這張照片非常走運。”1931年秋，正當梁思成一行數人準備前往薊縣時，受“九一八事變”影響，天津局勢動蕩，且通往薊縣的道路被大水淹沒。直到 1932年4月，纔得以成行，由此開啟了中國建築史學的一段傳奇。隨行人員有學社成員邵力工、梁思成的弟弟梁思達。經過了一天的跋涉，梁思成一行人終於乘著夕陽的餘輝，來到這座當時極為閉塞的、被群山環抱的秀美山城——薊縣。對於這段新奇的經歷，弟弟梁思達在多年後，依然清晰記得：“二哥去薊縣測繪獨樂寺時，我參加了。記得是在1932年南大放春假期間，二哥問我願不願一起去薊縣走一趟，我非常高 興地隨他一起去了……從北京出發的那天，天還沒亮，大家都來到東直門外長途汽車站，擠上了已塞得很滿的車廂，車頂上捆扎著不少行李物件，那時的道路大都是鋪墊著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樣的橋梁，當穿過遍布鵝卵石和細沙的旱河時，行車艱難，乘客還得下車步行一段，遇到泥濘的地方，還得大家下來推車。”這段路程雖費時一天，但行程卻不足 90公裡，這次的經歷也成為了他們一生中難忘的一次“旅行”。獨樂寺的發現稱得上是中國建築史學真正意義上的開端，此次的調查、測繪，使梁思成開始真正讀懂《營造法式》這本“天書”。這部“天書”裡諸多的名詞、術語，近十年的困惑一朝得真解，著實令梁思成興奮不已。同時，也為中國建築調查、測繪和研究的事業拉開了帷幕。多年後，從梁思成的《營造法式注釋》一書中，讀者依然能感受到他當時激動的心情。“在這兩座遼代建築中，我卻為《法式》的若干疑問找到了答案。例如，鬥栱的一種組合方法—‘偷心’，鬥栱上的一種構件—‘替木’，一種左右相連的栱—‘鴛鴦交手栱’，柱的一種處理手法—‘角柱升起’，等等，都是明、清建築中所沒有而《法式》中言之鑿鑿的，在這裡卻第一次看到，頓然‘開了竅’了。”梁思成第一次野外考察，便得到了如此大的收獲，使他堅信在中國的大地上，一定還存在更加古老的建築。此後的15年間，他們輾轉15個省200多個縣市，實地考察測繪了2700多處古建築，為我國文物保護事業和研究中國建築體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32 年6 月，梁思成首次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上發表了《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作為第一篇繫統而全面介紹獨樂寺歷史與建築藝術價值的論著，《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已成為研究中國建築的學術典範。本次抽印刊行再版，以饗廣大讀者。營造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