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致?謝  
8?引?言              

         案例研究
24?倫敦寬門區
36?巴黎馬森納?諾德區
50?紐約史岱文森鎮
62?紐約巴特利公園城
76?巴黎歌劇院大道
88?弗萊堡沃邦居住區
100?蒙彼利埃安提戈涅
114?柏林波茨坦廣場
126?波茨坦科爾希斯特費爾德
138?鹿特丹斯龐恩
150?倫敦貝爾格雷維亞
164?溫哥華褔溪北岸
178?阿姆斯特丹薩琺蒂公園
190?東京丸之內
200?裡爾歐洲裡爾
212?布宜諾斯艾利斯馬德羅港
224?斯德哥爾摩哈默比濱水新城
236?迪拜市中心
248?北京中央商務區
260?大巴黎拉德芳斯塞納拱門

         附?錄
274?建設時間表
275?密度彙總表
276?圖形背景圖
280?所有項目面積比較圖
282?參考文獻
284?索?引
288?圖片版權

引?言
城市生活的藍圖

城市總體規劃可以從哲學的早期歷史追溯到烏托邦的幻境及理念，今天全世界公認城市規劃是一種規劃方法，這種方法深深扎根於政治、社會及經濟架構之中。城市規劃響應了建築師、城市設計師和規劃師、開發商及其他建築專纔們對投入到城市的總體擴張及重建項目中的需求，這些項目跨越了自身的界限並有望改變城市生活的質量。這樣的創造行為涉及範圍廣大，需要廣泛的準備性研究，從而發現該區域的有效研究方法。繼威立出版社“城市手冊繫列”的前兩本書——《城市住宅經典案例》（2009）及《城市高層建築經典案例》（2011）——出版之後，這本《城市總體規劃經典案例》著眼於讓專業人士擁有專業的解決方法。

我們的目的不是檢驗或者討論在規劃領域的某一個假設，而在於使一種有組織的視覺比較方法成為可能。我們從世界範圍內選取了20個總體規劃案例，這些案例中有歷史悠久的也有近剛完成的，每一個案例都被依次分析。項目描述及關鍵數據都附有特別定制的圖表，這些圖表勾勒了每個總體規劃案例的外形特點及發展過程。每項研究包括以下內容：對於當前地點的四幅分析圖，著重描繪獨立的綠地、道路網絡、公共交通連接點以及建築使用情況；其他四幅圖則進一步描述了開發過程，特別強調地籍分區以及公共或者私人所有權區域。

在大多數案例中，公共建築用地以粉紅色顯示而私人建築用地以藍色顯示，這解釋了土地所有者在土地開發中的變更，也從概念上解讀了總體規劃對於街區和建築實體產生所起的規劃作用。因此從城市的角度看，柏林的波茨坦廣場也是一個城市規劃的範例，這個範例將重點放在清晰界定城市街區及街道空間之上；而紐約的史岱文森鎮代表了與都市主義具有對比性的一種類型，在公園的高層建築布局之中，其中在建築本身、面積：及場地其他部分之間不存在中間規模。在本書末尾，附錄中不僅提供了比較圖表，而且提供了所有案例項目的完整周界規模比照圖，還有所有項目的時間進度表，這可以促進讀者了解每個項目的開發框架。後，為了強化已建成項目的多樣性，令讀者印像深刻，我們收集了所有案例研究中很有特點的圖形背景圖解。通過強調建成與未建成空間之間的關繫，我們力圖揭示總體規劃中所存在的廣泛城市模式。
在進入案例分析之前，我會介紹一些有關城市總體規劃作為一個概念演變的背景信息以及我們對此的詮釋，這是十分有用的。這一導入性篇章為我們並未經手的項目做準備，並闡明了我們對於一些城市規劃基本問題的看法。

城市總體規劃的簡要歷史
從歷史角度和像征意義上看，城市總體規劃的概念首先更多地和政治、哲學或者宗教事務而非已建成環境相關聯。為了表示一個設計圖、長期戰略或者神聖的計劃，城市總體規劃在希臘語中的同義詞是logos（理念）、schema（計劃）或者kosmos（宇宙），這些詞彙能前4世紀哲學家柏拉圖的認識論著作中找到。由於現實世界的不足以及柏拉圖自身的不完美，神聖計劃的概念是普通人所不能解釋的。當今與這個表達法為普遍的用法相對應的是，它在當時指的是一些人類基本上無法控制的事物。
正是通過對理想社會的理論性描述，這些哲學理念纔間接地在建築領域得到應用。早且有影響力的哲學來源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這本書被作為人類靈魂內在運作的寓言。在1516年，英國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者托馬斯?摩爾在其虛構的島國烏托邦中采納並詳盡描述了這種理念。一個理想聚居區的概念以及從藍圖角度上講的總體規劃不斷出現在建築和城市規劃的歷史中。這種理念或顯著或並不顯著地導致了許多項目的修建和拆除，如法國哲學家查爾斯?傅立葉的“法蘭斯泰爾”概念（Phalanstere），羅伯特?歐文於1814年在印第安納州創建的“新和諧村”（New Harmony），以及埃比尼澤?霍華德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英國建立的花園城市。烏托邦的現代版包括路德維希?卡爾? 海伯森默在1924年提出的“高層城市”（High-Rise City），1925年勒?柯布西耶的“市中心改造計劃”（Plan Voisin），以及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的“廣畝都會”（Broadacre City）。在這些項目的語境中，總體規劃可以被理解為幸福的關鍵，有時是某種干預的形式，有時是一種抽像的模型。
如果這些遠見卓識與“總體規劃”的概念在廣泛的領域形成交集，我們可以將這個詞在技術和文學方面的應用追溯到20世紀早期現代綜合規劃的開始時期。荷蘭發揮了急先鋒的作用：1902年，《荷蘭住房法案》不僅為住房協會提供了新的建築規則和指南，而且為擁有10000居民以上的市政當局制訂了全面計劃（見斯龐恩案例研究），而且重要的是，這個全面計劃必須每十年進行回顧和修改。英國出臺了類似的法案，即1909年和1919年的兩個《城鄉規劃法案》。法國在1919年和1924年出臺類似的法國。在美國，“美化城市運動”是通過建築和城市化改革而實現的，以美學驅動的觀點，具有社會凝聚力。這個觀點在19世紀90年代開始興起，並為更廣泛的規劃架構發展鋪平了道路。愛德華?M?巴塞特在1938年撰寫了《總體規劃》，該書談到了城市總體規劃的起源與20世紀20年代創立的美國規劃委員會之間的關聯，這也證明了他是一個關鍵人物。愛德華?M?巴塞特常被稱為“區域劃分之父”，他認為通過七種規劃要素進行控制：街道、公園、公建場地、公共保留地、被劃分的區域、通向公共設施的道路以及碼頭前端和堤岸線。
城市總體規劃體現在行政管理方面概念中的主要一點就是要進行國家或者地方立法。這樣使得我們將總體規劃和19世紀分散的城市規劃案例（如維也納的環城大道，馬德裡的卡斯特羅規劃，以及巴黎的拜倫?豪斯曼作品）區別開來（界線還是模糊的）。這些規劃及其他作品當然也被理解為總體規劃，豪斯曼的突破性規劃圖還出現在本書裡（見巴黎的歌劇院大道案例研究）。然而，這些規劃本質上是一次性的，而不是具有吸附性和可循環性規劃文化的產物。弗雷德裡克?勞?奧姆斯特德在美國的具有創意的作品就屬於這種規劃文化。他使用了大量的綠色基礎設施組群，紐約的中央公園（19世紀50年代）以及波士頓的埃默拉爾德（19世紀60年代）的公園組群就是典型的例子。這樣的規劃是為了保持衛星城的城市綜合體得以長期發展。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快速傳播的疾病以及隨後的政治動蕩所帶來的危害，推動了這些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的規劃的興起。後工業化革命時代的城市大發展也在試圖擺脫當局者的控制。

戰後範例上的改變
    為了在戰後時期理解對總體規劃的解讀，即不斷演變和碎片化的解讀，意識到總體規劃早期概念的內涵是十分必要的。科林?羅（Collin Rowe）及弗萊德?克特爾（Fred Koetter）所撰寫的《拼貼城市》（1978）中，對烏托邦主義和總體規劃之間的關繫做出傑出的評論。書中引用的諸多內容來自英國哲學家卡爾? 波普爾（Karl Popper）所著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945）。在該書中，他詳細描述了烏托邦對理想社會的觀點，以及集權政體之間既有一定的邏輯性也有不可避免性的關聯。而波普爾的發現純粹是政治性的，出現在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崛起的背景之下。建築師科林?羅及弗萊德?克特爾將波普爾的發現應用到了現代主義之中，以及在建築環境中往往教條式的表達中。
    盡管沒有被明確表達出來，“總體規劃”成為了每個人必須遵循的藍圖。依據概念產生的理想不能加以調整，也不能成為協同合作設計活動的結果，這就導致了悲劇的且永無止境的“白板”（tabula-rasa）干預。摩爾的具有寓言性及諷刺性的烏托邦概念，傅立葉和歐文詳盡的社會及政治計劃，與此相對立的是海伯森默或者勒?柯布西耶的現代城市觀點表達了廣泛的定論，這種定論的產生基於形式信念而非科學發現。羅和克特爾在他們的書中探討了城市巧匠的理念，他們的理論不僅基於已經存在的包括傳統的東西，而且拒於一種規則的科學論斷，這種規則不能僅僅根據科學準則發揮作用。波普爾自己的哲學反對案與此相似，但是和城市巧匠的概念並不對等，其中包括了“零碎公共工程”。這個概念旨在連貫地並逐漸地消除缺陷，而不是臨時創建一個理想的狀態。
終，20世紀初期人們全面陳述了對城市總體規劃的理解，並相信有可能詳細規劃一個確定的且歷時長久的未來，這不僅導致了城市規劃術語的變化，而且改變了對城市規劃作為一門學科的全面理解。彼得?霍爾在其著作《城市和區域規劃》（1975）中提到，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總體規劃的概念被視為像征一個過時的靜止的過程，這個過程涉及調查、分析和規劃。一直以來，有人反對進行繫統規劃，其中對於繫統靈活性的理解及經常性回顧，還有對於目標的調整，其目的都在於避免規劃行為。這種規劃行為的實施隻能對整個繫統具有局部或者潛在的破壞和影響。有趣的是，這種相當具有技術性和反復的觀點被轉化到了政治領域，等同於波普爾對於“零碎公共工程”的概念。
    對於現代設計和規劃原則的批評導致了總體規劃這個術語界定領域的改變，卻沒有取消其使用。如果20世紀初在“規劃”前加上“總體”二字，以地區分區規劃的形式描述規劃所應用的可能性範圍，那麼這種添加會越來越多地被應用在社區及建築組群的調整之中。今天，總體規劃越來越多地被應用在城市設計領域而不是規劃領域之中，因此相比於公共設施網和土地使用之間的關繫，它也更多地定義了已建成領域和公共區域之間的關繫。
使用“總體”這個詞，伴隨著其精英背景，成了當代規劃活動中一些問題的根源。其中關鍵之處並不在於終作為產品的規劃本身，而是規劃引發的權威性和變化性（潛在缺乏的），這是高度秩序化的藍圖所引發的。因此，在英國，公共機構傾向於避免使用“總體規劃”一詞，而使用更柔和的術語，這既適用於當今的大規模規劃文件《倫敦的規劃——一個空間規劃的策略》，也適用於小規模規劃提案。當公共OPLC（奧林匹克公園遺產公司）成立時，負責推動2012年倫敦奧運會後奧運場所的發展，“遺產總體規劃框架”又被重新打上了“遺產群體計劃”的標簽。在現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總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