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鄭時齡

紀念性建築是特殊的建築類型，可以是專為紀念某個人，紀念某個群體，紀念某個時代，紀念某個歷史事件、某個事跡、某個行動而設計建造的紀念碑、紀功柱、紀念堂、紀念館、紀念廣場、紀念雕塑、凱旋門、壇廟、祠堂、陵墓，或以志紀念的博物館、圖書館、陳列館，甚至是紀念教堂等建築物和構築物，是人們瞻仰、憑弔、緬懷、祭拜、體驗和學習的場所。凡是紀念性建築，由於其重要性和歷史意義，也由於其建築美學價值，一般都會載入建築史冊。

此外，紀念性建築也可以是原有的建築和考古場地，由於某個名人在這裡誕生或居住、發生過某種事件，或者屬於文化遺產而成為紀念性建築。實際上，每座建築、每個場所對於不同的個人或群體都有紀念的意義，每座建築由於政治、藝術或歷史原因都可能成為具有紀念意義的建築。

就建築類型而言，這裡討論的紀念性建築僅限於專門為紀念某人、某群體或某事件而建造的建築。紀念性建築需要回應場所和環境，塑造與紀念性建築的主題相匹配的建築形像，需要從精神、美學、隱喻、像征和意像上表達所紀念的人和事件，紀念性建築及其所承載的功能讓歷史因素存活於當下並得以延續，成為歷史的記憶，成為傳統，既有紀念性，又有敘事性。

建築需要植根於環境之中，紀念性建築尤其需要與歷史環境融為一體，成為這個環境，也就是書中所強調的在地性的組成部分，營造情境化的環境，或者創造適合主題的意境。紀念性建築的在地性是紀念性的核心，建築師需要從傳統建築和地域建築中尋找靈感，從與主題相關的回憶錄、詩文和文獻中獲得啟示，使傳統的紀念館形像與現代建築空間得以平衡，既要弘揚中國建築傳統，又要創造新的空間序列，在形式上既有儀式感和莊重感，又與當年的情境和主題相稱，還要思考時空的變化，使紀念性建築成為回應事件、人物、發生地的地形地貌及景觀等特征的建築，就像從發生地“長”出來的環境的組成部分，具有唯一性，不可復制。

任力之近年來致力於與傳承並延續紅色文化聯繫在一起的紀念性建築設計，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代表作包括婁山關紅軍戰鬥遺址陳列館、遵義會議陳列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新館。這三處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階段的豐碑，既有自然環境的烘托，又有城市空間的營造，用獨特的建築語言表現建築所紀念事件的在地性和敘事性。《築憶：紀念性建築的三個實踐》一書有多位建築學家的解讀和剖析，也有多個訪談，幫助我們深入理解建築師的匠心和設計理念，也讓我們認識這些建築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任力之在書中也全面陳述了空間創作的處理手法，主張“以文化成”，駕馭歷史與現代的環境表現，專注於紀念的主題，塑造建築空間的精神屬性，在空間情境中融入紀念性和敘事性，形成激發情感體驗和想像的空間序列，感悟革命精神。建築師對地形、地貌和材料、細部以及色彩的適宜把握體現了場所精神，使建築融合了歷史性、民族性和地域性，仿佛錨固在場地上，建築也成為陳列的組成部分。

60 年前，我曾經在遵義工作和生活過，去過遵義會議會址和婁山關紅軍戰鬥遺址，也曾經為婁山關設計過一座休息室，對這兩件作品的體會更深一些，婁山關的雄關和遵義會議會址的城市空間關繫適成鮮明的對照，對於不同主題，又有內在時空關繫的處理，需要建築師對建築意義、設計語言和空間尺度有良好的掌控，營造偉大而又平和的空間體驗。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任力之建築師通過《築憶：紀念性建築的三個實踐》這部設計作品集對此表示祝賀，並表達了對革命聖地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