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優雅轉型,則遍體鱗傷
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卻不是天生的。
蘇聯在1957 年發射了顆人造地球衛星之後,美國似乎受到了羞辱,聯邦政府隨即決定把科學教育列為國家的首要任務。當“冷戰”達到高潮時,時任參議員的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把縮小“導彈力量差距”作為他競選總統的核心政策。誰都想在那場剛剛爆發的軍備競賽中取得領先地位。
當時,很多像我這樣的年輕人都推崇理想主義,把科技創新贊美為通往永恆和平與繁榮的必經之路。各種傳奇故事和奇異冒險應運而生,人們熱衷於閱讀那些講述如何用宇宙飛船和激光槍拯救世界、贏得美人的故事。
我10 歲時,我家搬到了紐約,這個城市對我來說就像是《綠野仙蹤》中的奧茲國,而1964 年的世界博覽會在我眼中就是“綠寶石城”。隻要我的便士樂福鞋裡面還裝有兩美分,就足夠讓我從中央車站坐地鐵去觀看像巨型地球儀、單軌鐵路這樣的未來奇觀。我還可以去通用電氣的“進步之城”,那裡的迪士尼電子動物機器人會在歡樂和諧的氣氛中歡呼“美好的未來”。
科幻小說的世界伴隨著我一起成長。當我在苦學微積分和立體幾何時,電影《星際迷航》(Star Trek) 帶給我安慰和鼓勵——柯克船長的SAT 成績肯定不錯;而《2001 :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又帶領我達到了另一個層次,我得以偷窺人類的終命運。我為《2001 :太空漫遊》中擁有強人工智能的超級計算機HAL 9000的紅色光暈所著迷,從而也引領我走上了人工智能的研究道路。
10 年之後,我相繼獲得了芝加哥大學歷史與科學哲學的學士學位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隨後我去往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Stanf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SAIL)做研究。
我感覺自己仿佛到了極樂天堂。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充滿了不修邊幅的天纔和古靈精怪的奇人,似乎要坍塌的實驗室坐落於斯坦福大學校園西側一座孤獨的小山頂上。休息時,奇特的電子音樂會充斥於大廳之中,機器人偶爾會毫無目的地在停車場遊蕩; 邏輯學家和哲學家們爭論著機器是否可以有思想。約翰· 麥卡錫(John McCarthy)——實驗室的建立者、“人工智能”(AI)概念的聯合提出者,在大廳中漫步,一邊還輕撫著自己的胡須。這個半圓結構中的一大片空地似乎正在等待著和先進的地外文明進行次接觸。
但是即使在天堂,居民們也會焦躁不安。硅谷發出了誘人的呼喚——你既有機會改變世界,還能變得更加富有。我們曾經為建設項目而急切地搜尋研究經費;而現在一種新型投資——風投,帶著大把資金出現了。
30年過去了,在我經歷了幾家創業公司之後,終於決定抑制自己的創業熱情,準備退休。但是,我發現自己並沒有真正準備好,還不能平靜地開始老年生活。機會為我開啟了一扇嶄新的門:我被邀請回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隻是這次,我是作為一位白發航海家,向他們傳授在危險的商業海洋中馳騁的技巧。
讓我驚訝的是,實驗室已經變得完全不同了。實驗室裡的人雖然依舊聰明且充滿熱情,但是那種共同的使命感已經消失了。這個領域已經細化為一繫列學科,跨專業的對話變得更加困難。很多人都專注於自己領域內的下一個突破,但是我擔心他們已經失去了更加廣闊的視野。這個領域的初目標——探索智能基礎的本質並以電子形式復制它,已經讓位給了優雅的算法和精彩的演示。
為了重燃實驗室原始的精神,我提出要教授一門名為“人工智能的歷史和哲學”的課程。當我開始深入研究這一主題時,我警覺地注意到,有些嚴肅的問題已然呼之欲出。在看了那麼多電影之後,我深知大團圓結局並不多見。近這個領域有了足以震驚世界的新進展,這將會給社會造成重大的影響。但是我們是會優雅地完成這次轉型,還是會在這個過程中變得遍體鱗傷?我並不確定。
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裡聰明而專注的人們以及他們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大學、研究中心、公司的同事們——正在解決意義等同於“曼哈頓計劃”的21 世紀難題。就像這個絕密計劃中負責制造原子彈的工作人員一樣,隻有少數人清楚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所具有的巨大能量,這種能量有可能會改變千家萬戶的生活,甚至還會改變我們對自身的認識以及我們在宇宙中的地位。制造一個能夠閱讀名字和地址、能在走廊投遞郵件的可愛機器人是一回事。但是要制造出在能力上不斷升級的機器人則是另一回事,這樣的技術可以幫我們運營農場、管理養老金、雇用和解雇工人、選擇閱讀什麼樣的新聞、過濾我們的通話發現危險信息,甚至為我們衝鋒陷陣。
當然可以,但這些隻是科幻小說中的場景。我們在幾十年前就看過這樣的電影,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卻從沒發生過什麼可怕的事。現在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呢?為何要大驚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