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引言：機器中的親與疏 / 001
部分上帝與惡魔，1790—1910 / 019
章共和國的自動機 / 025
第二章工業機器的人化 / 056
第三章人的機器化 / 096
第二部分主人與奴僕，1910—1945 / 131
第四章機器時代的像征 / 137
第五章打造明日的奴隸 / 175
第六章訓練機器人的大腦 / 217
第七章對抗機器時代的戰爭 / 248
第三部分玩伴與衛士，1945—2019 / 277
第八章讓美國保持道德無辜 / 283
第九章後工業時代的禮物 / 320
第十章快樂的機器人 / 363
結語：機器人簡史 / 399
致謝 / 407
索引 / 413

引言：機器中的親與疏

1999年3月，馬特·格羅寧（Matt Groening）的動畫《飛出個未來》（Futurama）向觀眾講述了菲利普·J.弗萊（Philip J. Fry）的故事。弗萊這個傻瓜在1999年12月31日掉到了一個低溫貯藏管裡，並恰好在一千年之後醒來。在這一千年裡，人類已能穿越太空，並見到了數以百計的外星物種。他們還發明了許多神奇而駭人的新技術。地球被入侵、被摧毀、被重建了許多次。然而，劇集中描述的未來仍然保留著一種對20世素的奇特的懷舊之情，包括哈林籃球隊（Harlem Globetrotters）、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及20世紀50年代風格的衛生電影（hygiene film）。在第三季的一集中，弗萊愛上了一個機器人，這個機器人復制了女演員劉玉玲（Lucy Liu）的外形和聲音，但卻糟糕地表現出一種根據她的電影“以數理方式推導出的性格”。他的朋友們對此十分反感，並給他播放了一部衛生電

影：《我愛上了機器人！》（I Dated a Robot!）。

在這部衛生電影的開始，有一對年輕男女坐在餐廳裡，而後一名中年白人男性作為旁白走到他們的桌子旁並說道：“正常的人類戀愛非常愉快且具有重要意義。”他把桌子翻過來，出現了一個哭鬧的嬰兒。“但人類與人工伴侶談戀愛就沒什麼意義，隻剩下愉快而已。而這會導致悲劇發生。”片中的“年輕人比利”（Billy Everyteen）沒能扛住“機器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bot）的誘惑，他變得懶惰無比，不願遛狗、送報，也懶得和住在一街之隔的女孩約會了。“在一個年輕人能和機器人談戀愛的世界裡，”旁白者問道，“他還干嘛費這個事呢？還有哪個人想費這個事呢？”鏡頭切換到八十年後的未來，觀眾們看到比利在他的機器人旁孤獨地死去，身後地球正遭受他肆意追求歡愉的苦果——毀滅。

除開它的諷刺意味之外，這一集還提出了許多在這個先進自動化、人工智能、數字身份的年代顯得愈發重要的問題。如果有了一項可以模擬人類情感、並根據命令滿足個人欲望的技術，那麼冒著被拒絕的風險或努力建立人際關繫又有什麼意義呢？我們是不是因為專注於技術而非更困難的工作帶來的簡單快樂，因而失去了目標？我們是就像劇中的機器人一樣，隻是向公眾呈現的數據的算法呢？還是有什麼更深層次的東西定義了我們，而這是任何機器都無法復制的？21世紀的技術會讓我們體會自我實現的幸福嗎？或者我們對欲望的追求後將摧毀整個社會連同我們自身？這一集沒有回答以上任何一個問題；它把它們當作笑話，因為雖然這些問題對現代生活至關重要，但它們是無法回答的。總的來說，在21世紀，技術提出的這些問題令人無所適從。但就像《飛出個未來》的這一集一樣，我們的文化可以從一個形像中探討這些問題，這個形像既是文學的也是技術的，既是有趣的也是駭人的，既是親切的也是疏遠的：它就是機器人。在上述問題所形成的漩渦中，機器人是一個具體而又符號化的錨，將我們關於科學、技術、身份、意義和權力的對話拴在一起，而且至少在它的某些形式上，它已經如此作用幾百年了；而能夠起到同樣作用的形像或設定卻鳳毛麟角。

《機器人簡史》是一部美國文化中關於機器人的思想的歷史。本書研究了機器人及其類似物——自動裝置（automaton）、男女機械人（mechanical men and women）、仿生人（android）、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賽博格（cyborg） ——是如何體現並從概念上連結現代文化中一些關鍵的問題的：什麼是人，什麼是機器？自由意志存在嗎？還是說人隻是被內部或外部的作用力編好了程序？機器是對人的身份認同與行為的模仿嗎？還是相反？在現代生活中，是什麼讓某些人看起來像機器？又是什麼讓他們能夠保持其人性？家庭、工作與軍事中的哪些任務應該由機器完成，哪些應該留給人類？對科學技術的追求需要被控制嗎？如果需要，誰應該擁有控制的權力？人們對這些問題和類似問題的回答很少是的或普遍的；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能做到前後一致。但在努力回答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人們已經想像、描繪、觀察，有時還制造了機器人。機器人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它們引發了問題，還因為它們催生了眾多幻想，並且人們試圖使這些幻想成為現實。機器人既是虛構的也是現實的，它在美國文化史上一直是舉足輕重的角色。

當然，機器人（robot）不是美國獨有的，也不是現代纔出現的。這個詞原本出自捷克。發條裝置、蒸汽機、水力驅動的自動裝置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那些講述機器人的類似物的故事也是如此，比如魔像（golem）以及《賣花女》（Pygmalion）中被賦予生命的雕像。在中世紀以及現代早期的歐洲，宗教生活與君主政治生活中都有著自動裝置的身影。而且縱觀19世紀，此類裝置仍然主要出現在歐洲。機器人叛亂的經典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復述英國作家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的《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美國著名的機器人科幻小說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是俄羅斯移民。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機器人玩具的流行使其形像一直與日本文化聯繫在一起。作為一個古老的全球性形像，機器人顯然超越了地理的和時間的界限，提出了一個似乎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成為人意味著什麼？

但機器人的普遍性具有欺騙性，會掩蓋其意義被語境所塑造的方式，掩蓋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激發不同的設想與解釋的方式，終結果也迥然而異。本書中討論的出現在美國的機器人設定，早的是18世紀晚期的一個機械式印第安人，晚的是21世紀的HBO電視劇《西部世界》（Westworld）中的一位原住民“接待員”阿克切塔（Akecheta）。雖然兩者都是以原住民戰士的形像出現，但它們不同的語境賦予了它們截然不同的含義。機械式印第安人出現在費城，當時人們正在努力擴張新國家，並建立新的種族等級制度。它將原住民還原為無意識的軀殼，等著觀眾來馴服，給人以一種幻想中的控制感。阿克切塔出現的時代則對種族主義刻板印像以及伴隨著帝國主義擴張而來的暴力持有更為批判的態度。它促使觀眾對自己報以同情，讓他們對那些曾塑造了它的產生的刻板印像產生質疑，並支持它逃脫到數字空間的努力——這是一個除了它的創造者以外真正無人觸踫的空間，不像白人殖民者編造的故事中看似自由的西部那樣。機器人可能是普遍存在的，但它的含義會變化，以適應特定的信念、理想、希望、恐懼和渴望。

在對機器人的想像中，美國人調整了這些來自國外的概念與形像，以適應他們特定的人文關懷和社會張力。自18世紀以來，他們對機器人的想像是在與以下內容的對話中發展的：奴隸制與西部擴張中的暴力；清教與福音派新教的神學體繫；共和、自由與民主傳統下的個人主義；工業化、商品化經濟的擴張；以及邊緣化群體為獲得自由和平等所作的不懈奮鬥。雖然這些方面並不都是美國歷史所獨有的，但它們結合起來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環境，並影響了人們理解機器人之含義的方式。若將機器人視為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普遍現像，則這種傾向忽略了上述特殊性，並讓人難以意識到其原初技術在某種程度上不是機電的，而是意識形態的；它是一個深植於社會權力關繫機器人經久不衰的意識形態力量來自於這個術語的模糊性。人們從未就它的含義達成一致意見。機器人（Robot）是捷克語“robota”的派生詞，原意是“苦力”或“奴役”，它來自於卡雷爾·恰佩克（Karel .apek）在1921年創作的劇本《羅素姆的機器人》（R. U. R.,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劇中的這一設定是人造生物人，而不是金屬制品。在俄國革命的背景下，人們初認為恰佩克筆下叛逆的機器人是一種隱喻，暗指異化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在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流水線上辛勤勞作的工人。不過，也有人很快就把這個詞與同樣是在汽車工業中出現的自動化機器聯繫起來。幾乎從這個詞抵達美國海岸的那一刻起，機器人就同時指代了工人和可能取而代之的機器。即使時移世易，但性卻一直存在。二戰時，人們既用這個詞來形容那些似乎缺乏自由意志的法西斯士兵，也把它應用到像V1和V2火箭這樣的遠程制導技術上。冷戰期間，社會學家C. 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批評白領工人是“快樂的機器人”，因為他們看上去沒有什麼獨立性。而另一些人則用這個詞來形容電子計算機和自動化技術，而這些技術使機器的運行獲得了更大的獨立性。甚至在《飛出個未來》中，機器人明星也同時是對技術以及對女演員身份的商品化的諷刺。機器人既被看作人化的機器（humanized machine），也被看作機器化的人（mechanized human）。它連結了現代生活的兩個核心主題：在現實中機器對人的取代，在比喻中人向機器的轉變。它的重要性，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都源於它的創造者和使用者在這兩種趨勢之間建立的關繫——它如何把科學、技術和工業資本主義的進步與個體靈魂的轉變像征性地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