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1618 年 4 月，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從裡斯本出發，第二次前往中國，次年7 月抵達澳門。同行的有新招募的二十餘名傳教士，其中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傅汎際等人都是飽學之士，日後成為傳播西學的棟梁。艱苦的旅行使七名傳教士染病去世，但幸運的是，船上的圖書完好無損。值得指出的是，這些書中就有兩本《天體運行論》：羅雅谷私人攜帶的第二版（巴塞爾，1566）和金尼閣所募集的大批圖書中的第三版（阿姆斯特丹，1617）。

秉承學術傳教精神的金尼閣此行為中國帶來了整整一個圖書館，“圖書七千餘部，重復者不入，纖細者不入”——即使在當時的歐洲，這樣的規模也可以算是大型圖書館。當金尼閣把利瑪竇的意大利文回憶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中譯本取名為《利瑪竇中國札記》）譯成拉丁文後，該書在歐洲引起巨大轟動，掀起了到中國傳教的熱潮。教皇保羅五世向中國耶穌會贈送了五百多部圖書，其餘部分，則由金尼閣和同伴鄧玉函精心挑揀，從各國收集而來，堪稱各個領域的經典之作。

這些圖書首先落腳澳門，然後有一部分被帶到北京耶穌會圖書館，1773 年耶穌會遭羅馬教皇解散，1785
年法國政府委派“遣使會”來京取代其工作，同時將圖書劃歸北堂（1703 年建成於中海西畔，1887 年改遷，即今日的西什庫堂）圖書館收藏。1938 年，北堂在整理藏書樓時發現了“七千部”中殘餘的數百部。解放後，北堂藏書並入中國國家圖書館。

如今這兩部《天體運行論》靜靜地躺在國家圖書館的善本特藏部裡，藍布函套，柔軟的犢皮封面。第二版的扉頁上有羅雅谷的拉丁名字“Jacobus Rhaudensis”，還有耶穌會圖書館的圓形紅色圖章：“Bibliotheca Domus S.S. Salvatoris Peking”，後面有作為附錄重印的雷蒂庫斯的《首次報告》，雷蒂庫斯作為路德宗的教徒其名字被畫掉了，但書還在。第三版的扉頁上寫著：“MissonisSinensis”（中國傳教團），和它裝訂在一起的還有尼古拉·穆萊裡烏斯（Nicolaus Mulerius，1564—1630）的《弗裡西星表》（TabulaeFrisicae，阿姆斯特丹，1611），裡面題寫著羅雅谷父親的名字“Alex[and]ri
Rhaud[ensi]s”。羅馬教廷 1616 年宣布審查哥白尼的著作，但 1620 年審查方案纔出臺，而此時兩本書已經上路了。所以第二版中沒有評注也未經過審查，第三版中隻是在卷第八章《駁地心說》前面寫著“non legatur hoc cap（不要閱讀這一章）”，這很可能是金尼閣憑直覺加上去的。

這兩本《天體運行論》是幸運的，經過長途顛沛和數百年的時局動蕩依然保存完好。但也是不幸的，它們靜靜地沉睡在函中，真的成為一本沒人讀的書。這不禁令人想起金尼閣的初衷，來華之初，他擬定了一個龐大的翻譯計劃，聯絡了艾儒略、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經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如果這七千部書全被翻譯過來，中國文化會呈現出什麼面貌，將超乎我們的想像。但是由於金尼閣在杭州的早逝，以及康熙年間朝廷對天主教的禁制，終除了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徵等人翻譯成中文外，大部分書籍蒙上塵埃，下落不明。

那麼，其他的《天體運行論》會遭受怎樣的命運呢，會成為沒人讀過的書嗎？著名作家阿瑟·克斯特勒在其《夢遊者們》一書中想當然地將《天體運行論》稱為“無人讀過的書”。別人也許一笑了之，但金格裡奇教授卻較起了真兒。

歐文·金格裡奇（Owen Gingerich， 1930—）是哈佛—史密森天文臺退休高級天文學家，哈佛大學天文學及科學史雙料教授。他曾任哈佛科學史繫的主任、美國哲學協會的副主席和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美國委員會的主席。他的研究興趣包括恆星光譜的分析、哥白尼著作的研究和 16 世紀宇宙學家的研究。除了近六百篇專業論文和評論外，他的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大追尋與其他天文學史探索》（The Great Copernicus Cha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Astronomical History）、《天眼：托勒密、哥白尼和開普勒》（The Eye of
Heaven: Ptolemy，Copernicus，Kepler）和《上帝的宇宙》（God’s Universe）。

提起自己學術興趣的轉移，金格裡奇總是會告訴你：“這都是周年紀念惹的禍！”1973 年的哥白尼誕辰五百周年慶典是世界性的盛事（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天文學會也於 1973 年 6 月 22 日舉行了“紀念哥白尼誕辰五百周年座談會”）。從 20 世紀 60 年代起，天文學界和科學史界就開始醞釀這次慶典（同時還有 1971 年的開普勒誕辰四百周年紀念），考慮到自己屆時將無法避免地要做一場演講，這種困擾和期待成為金格裡奇尋找突破口的動力。但是他沒有想到，權宜之計竟使他成為哥白尼研究的權威，他在天文學史上的發展由此便一發而不可收。

從 1970 年在愛丁堡圖書館偶然發現了一本《天體運行論》的詳盡批注本開始，金格裡奇對克斯特勒的質疑之火被點燃了。在前後三十餘年間，金格裡奇行程數十萬英裡，親自閱讀了《天體運行論》版和第二版的幾乎所有現存本，為六百餘本《天體運行論》拷貝記錄了圖書的物理描述、傳承淵源和評注考察，終他彙編而成了《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評注普查》（An Annotated Census of Copernicus’De revolutionibus Nurumberg，1543 and Basel，1566］）一書，有趣的是，這本《普查》在尺寸、頁數和印數上都與《天體運行論》原書相仿，作者原本估計它也像原書一樣要花二十年纔能賣完，但意想不到的是，書一出來就幾乎脫銷了。

於是，精明的紐約沃克出版公司隨即意識到這數十年的追蹤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精彩的故事，於是，金格裡奇教授用扣人心弦的偵探小說式的語言，憑借他作為傑出歷史學家的無比熱忱，以完美流暢的文筆講述了一個個長達四百五十年之久的謎團。這本《無人讀過的書——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追尋記》一經問世，就廣受好評，成為當年亞馬遜網絡書店的科學類圖書十大暢銷書之一，兩年間幾經再版並譯成多種語言行銷於世。

乍看起來，金格裡奇的工作似乎都是些瑣碎的細節問題。其實不然，正是經過繫統的追蹤纔能取得用其他方法所無法取得的重要成果，正是經過對細枝末節的刨根問底纔會揭示大量以其他方法根本無從發現的重要事實。書中揭示了《天體運行論》出版前後的一些重要內幕；揭示了幾個重要的被稱為“無形學院”的研讀群組；揭示了“本輪上疊加本輪”的說法隻不過是謬種流傳；揭示了哥白尼的小本輪思想很可能源自阿拉伯天文學家之手；揭示了布魯諾並未真正讀過哥白尼的著作，隻是對他的思想進行了不切實際的宣揚。此外，他還從四本批注本中發現了一位不留著述、不見經傳的天文學家保羅
· 維蒂希，此人極有可能是所謂第谷體繫的原創者，因為第谷長期將維蒂希挽留在文島，並在他死後四處打聽其三本《天體運行論》批注本的下落，而那些批注在第谷發表其體繫的十多年前，就寫有一種極為類似的假說並為第谷所知。而對數思想早也是由這位天纔的維蒂希提出的，並通過他的批注本輾轉傳入蘇格蘭，為數學家約翰
· 內皮爾所知，並加以繫統地發展。

當然，這種種發現說來容易，但在當時往往並不是僅僅靠勤奮就能夠成就的，除了作為一名高水準學者所具備的理論水平、專業素養以及敏銳的眼光與洞察力外，需要的就是機遇。有時候事情就是那樣無止境地擱置下來，然後忽然某本書或某件事就浮出水面，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這就是“妙手”加“偶得”了。但是沒有智慧、膽量和熱忱，有機會也未必能把握住，畢竟這機會在同行面前是大致平等的。金格裡奇數次提心弔膽地穿越冷戰的邊界線去創造機會，又數次卷入珍本書失竊的調查案成為“偵探”。他所與之打交道的人既有歷史學家、藏書家和圖書館工作人員，又有古書商、造假者、竊書賊，甚至聯邦調查局和國際刑警組織的官員。

三十多年來四處“追蹤哥白尼”的斬獲不僅使金格裡奇成為近代天文學史的權威，而且使他與妻子米裡亞姆（Miriam）成為旅遊愛好者，成為古書鋻賞家與收藏家。他擁有豐富的古籍知識，在本書中他將娓娓道來：從紙張的制作到印刷機的開工，從書籍貿易的歷史到不同時代和地區的書籍裝幀工藝，從書籍保存的蟲害火災到圖書館的變遷倒賣，從古書的生意到古籍的拍賣等等，讓你在不經意間學到不少西文古籍的文獻學知識。為了使讀者能更好地理解這些內容，下面我結合譯名做一些補充。

在 1453 年，德意志人古騰堡在美因茨制造出使用合金活字的印刷機，並研制出油墨和鑄字的字模，從此圖書告別了效率低下、往往費力不討好的手抄本時代，數量迅速激增起來。但直到 17 世紀，印刷者自己用便宜的紙封皮進行裝訂的做法纔盛行起來。此前二百年間，印刷和裝訂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職業，印刷者印出一摞摞的書頁，然後購買者根據自己的品位，請裝訂匠或自己動手制作出形態各異的裝訂，因此作者對這些書的調查之旅顯得豐富多彩，而不像西語“莢中之豆”般千篇一律。對於每個印刷本，中譯本仍然采用“拷貝”（copy）來稱呼，這樣做可以使這個內涵豐富的詞語保持與原文相當，並且顯得更為醒目。

在裝訂時，有時候幾本比較薄的書就裝訂在一起，因此就會出現一卷（volume，源自拉丁語 volūmen，意為紙張等的卷，其詞根vol 來自拉丁語 volvere，意為滾動）包含幾本著作（title）的情況，例如雷蒂庫斯就把帶給哥白尼的五本書裝訂成三卷。而有時一本較大的著作也被裝訂為幾卷，例如赫維留斯的《天文儀器》就分為上下卷裝訂。

       《天體運行論》全書雖然大多裝訂在一起，但其內容可以分為六個部分，因為彼此間獨立性較強，所以稱之為六部書（拉丁語libri，意為書）也無妨。但我們仍然將之譯為六卷，這主要是因為傳統的影響，印刷術出現之前書卷容量較小，現在的一卷書當時往往要抄成多卷。我國的古籍經歷了竹簡絲帛的卷軸階段，
而volume在西方歷史上也曾指草紙、羊皮紙等書寫的書卷或卷軸，這在雙方是共通的，因此譯成“卷” 更符合中國讀者的理解習慣。此外，《天體運行論》原書約 400 頁，共分六卷181 章（chapter，本意指小的開頭），考慮到其中有大量星表和插圖，因此每章其實很短，同時它們也就不另起一頁，而是接著排印了，這同樣有些類似於我國古籍中短小並接排的“章”。

《天體運行論》的初版采用平版印刷，印刷商把書印在長 40 釐米、寬 28 釐米的紙張上，就是當時壺紙（pot paper，初產自荷蘭，因有壺形水印而得名）的標準尺寸上，當然，經過裝訂剪裁後，每本書大致有今天的 A4 紙大小。每版隻印兩個頁面（page），反面再印兩個，然後對折，兩張一組地插起來，每組就是一個書帖（signature），於是每個書帖包含四張書頁（leaf，包括正反兩個頁面，如書之葉）。每個書帖上都有相同的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標記以便於整理，這些記號稱為折標（signature），事實上，書帖的含義正是由折標引申而來的。

由於《天體運行論》頁面大小隻有印張大小的一半，因此可以稱為對開本（folio）。每面所印的兩個頁面均為左邊的頁眉印有作者全名（NICOLAI COPERNICI），右邊的頁眉印有書名、卷數和頁數（如“REVOLUTIONUM LIB. Ⅳ. 118”），因此對折起來，就形成了每兩面一個頁碼的情況，我們稱之為對開頁（folio，也稱雙面頁），頁碼位於書頁的正面，該頁面可稱為右頁（recto，正面之意），反面則稱為左頁（verso，翻轉之意），因此書中會有“第81對開頁左頁”的說法。

後，應該指出，《天體運行論》的原書並沒有書名，現在的全名“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libri sex”是印刷商當時所加的，它的字面意思是“論天球運行的六卷本集”，這是因為哥白尼繼承古希臘人的思想，認為天體是鑲嵌在透明天球層上隨天球一起運轉的，因此該書應譯作《天球運行論》，或像早期譯法一樣籠統地稱之為《天旋論》，但金格裡奇此書並非十分專業的學術著作，故仍取此譯以照顧廣大讀者的習慣，同時希望讀者明鋻其本來的含義。

此外，《天體運行論》出版時的種種不完善狀態以及哥白尼手稿直到出版的前兩年還在刪改的情況表明，哥白尼自稱花費了他“不是九年的時間，而是四個九年的時間”絕非虛言和戲言。哥白尼的一生（1473—1543）既可以說是時逢盛世，也可以說是時逢亂世。《無人讀過的書》也為我們展現了那個中世紀行將結束，民族、宗教、社會矛盾激流蕩滌的歐洲。

在波蘭的“光輝年代”，波蘭和立陶宛組立了聯合王國，首都克拉科夫的大學成為波蘭的學府和歐洲重要的學術中心之一，哥白尼在此學習之後，又赴文藝復興的中心意大利繼續深造。他先後在博洛尼亞大學、帕多瓦大學和費拉拉大學學習，並獲得教會法學博士。前後近十三年的學習使他得以成為日後的博學者，因精湛的醫術被教區的民眾稱為“阿卡拉斯（希臘神醫）第二”，因先發現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而使該規律被後人命名為“哥白尼—格雷欣定律”。但與此同時，條頓騎士團打著教皇的旗幟在波羅的海沿岸開疆拓土，與波蘭王國連年征戰，哥白尼所在的瓦爾米亞教區處於普魯士公國的三面包圍之中，成為雙方爭奪的重點，在戰情緊急的時候，哥白尼甚至曾在弗勞恩堡和奧爾什丁披掛上陣，親自指揮應戰，成為了戰鬥英雄。

所以，哥白尼並不是養尊處優地在一個像牙塔的頂層逍遙自在，與此相反，他的成年時代都是在繁忙的行政生涯中度過的，而一大幫兇惡騎士的蹂躪更是讓他疲於奔命。《天體運行論》也並不是在哲學家所鐘愛的那種不受干擾的平和寧靜的環境中寫出來的，而是一個供職於大教堂的時常擔心被人非議和噓下臺的忠於職守者利用點滴的時間間隙寫成的。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干涉，哥白尼還使用了很多縮寫和天文學、數學符號以使外行望而卻步，終雷蒂庫斯決定將其全部轉換為通俗語言。

1973 年波蘭科學院決定首次出版三卷本的《哥白尼全集》，卷是《天體運行論》手稿的摹寫本，第二卷是拉丁文版《天體運行論》的訂正本，第三卷則收錄哥白尼的短篇天文學論文和其他學科的著作。本書中多次提到的“細節大師”愛德華·羅森翻譯出了第二卷的英譯本，此書曾成為中譯本的藍本，為我們一睹天文學家的風采提供了便利。希望今天作為經典的《天體運行論》能有更多中國讀者領略其風采，不致成為沒人閱讀的書。

本書由王今譯出稿，我在此基礎上經大量修訂和潤色（如將譯詩按原韻處理）而完成第二稿。在此過程中，我訂正了原書的個別錯誤，為全書酌情增補了全部四十六條譯者注和四幅插圖，並起草了本篇譯者序。對於一些疑難問題，我的導師方在慶先生和我的朋友李石博士均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在此謹表示感謝。譯本保留了原書的附錄Ⅰ和附錄Ⅱ，並將後者按漢語音序進行了重排，而延伸閱讀和索引部分均略去，有興趣進一步研讀的讀者可以翻閱原書，另外，作為追蹤成果的《普查》一書則可以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借閱到。限於水平，錯誤在所難免，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徐國強2007年1月於北京朝內

此次再版由我對譯文進行了修訂，改正了若干錯誤。我還寫信向作者詢問修訂意見，並請他專門為中文版補寫了後續進展。正文插圖采用外方出版社提供的電子文件替換掃描文件，以求更加清晰；並盡可能減少裁切，以展現更多原貌。原書延伸閱讀部分則作為附錄 III 影印出版，以滿足部分讀者的需求。

徐國強2016年7月於北京美術館東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