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江曉原
老僧在山門外撿到一個孩子,見這孩子“根骨奇佳”,是練武的好苗,於是少年在寺中長大,老僧將自己的武學傾心相授,少年天資聰穎,刻苦用功,遂成一代高手……。這是中國傳統武俠故事中一種典型橋段。
非常奇特的是,穆蘊秋來到我門下的故事,居然與上述橋段異曲同工。
卻說12年前,有某部級央企的一位老總,向當時任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的王宗光教授表示,他自己身歷中國當代造船事業發展的崢嶸歲月,常多感慨,所以很想在交大帶一個研究生,研究研究中國當代造船工業史。王書記對他的想法相當欣賞,就來找我商量,看如何辦理為好。我向她建議,可先在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繫通過該老總的研究生導師資格審查,然後讓該老總以兼職導師的身份在本繫帶一個研究生,該研究生的學籍則仍歸上海交通大學管理,以求規範。王書記認為這樣辦很好,遂安排下去如法操作,穆蘊秋就是作為該老總的研究生,來到我們科學史繫的。
不過我知道,該老總這種身份的人士,常有身不由己之處,況且在交大帶研究生又非本職工作,一忙起來就會顧不上了。所以在確定研究生導師時,為保險起見,穆蘊秋就需要有一個“第二導師”,而這種“第二導師”終很可能會“有實無名”,因而當時我表示,就讓我來當她的第二導師吧。
從後來的情形看,我還真有一點先見之明。該老總事過境遷,很可能已經將在交大帶兼職研究生之事忘記了——他甚至沒讓自己獲得一次和穆蘊秋見面的榮幸。就這樣,穆蘊秋被我“撿”進了師門。她本科就是交大畢業的,讀研兩年後她申請提前攻讀博士學位,獲得批準,從此正式成為我指導的博士研究生。
穆蘊秋初來本繫,不顯山不露水,就是一個挺安靜的小丫頭,臻臻至至和同學們一起上課學習。但是過了幾年,特別是開始攻讀博士學位以後,她身上那些優秀素質就不由自主地逐漸顯露出來了。
次是我受邀為某學術期刊組織稿件,讓她寫一篇小習作試試,這篇文章她寫得中規中矩,給我的感覺不錯。當我下一次為另一學術期刊組織稿件時,就讓她正式寫一篇論文,她按時交來,這次讓我眼前一亮,頓生“孺子可教”之感。後來她對我談此事的體會,說老師讓我干活,我感到這是一個機會,應該好好把握,所以就停下了手中其他事情,全力以赴完成這篇論文。
我後來發現,穆蘊秋在學術上既有悟性,又肯用功,逐漸表現出遠遠超出許多男生的“力戰”風格,讓我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她又很有主見,而且非常懂事——敢於信任值得信任的人,知道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所以在學術上迅速成長起來。2010年她在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繫通過博士論文答辯,主持答辯的是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臺前臺長、著名天文學家趙君亮教授。穆蘊秋獲得博士學位後,又經過兩年博士後工作,終成為我們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由科學史繫升格而來)青年教師中的一員。
大約從2004年開始,我嘗試耕種一小塊“學術自留地”——後來我給它定名為“對科幻的科學史研究”。穆蘊秋的論文《科學與幻想:天文學歷史上的地外文明探索研究》是這個方向上的篇博士學位論文。
初我耕種這塊小自留地,隻是因為積習難改,什麼事情都想和“學術”聯繫起來,看科幻電影和科幻小說也不例外。後來搞得比較認真了,就開始思考一些相關的理論問題。
一方面,在我們以往習慣的觀念中,科幻作品經常和“兒童文學”、“青少年讀物”聯繫在一起。例如,就連劉慈欣為亞洲人贏得了首個雨果獎的作品《三體》,它的英文版發布會居然是在上海一個童書展上舉行的。這使得科幻作品根本不可能進入傳統的科學史研究對像範疇之內。科學史研究者雖然經常飽受來自科學界或科學崇拜者的白眼(許多人想當然地認為科學史研究者是因為“搞不了科學”纔去搞科學史的),但他們自己對科幻卻也是從來不屑一顧的。
另一方面,在科學史研究中,傳統的思路是,通常隻研究科學歷史上“善而有成”的事情,所以傳統科學史為我們呈現的科學發展歷程,就是一個成就接著另一個成就,從一個勝利走向下一個勝利的輝煌歷史。而事實上,在科學發展的歷史中,除了“善而有成”的事情,當然還有種種“善而無成”、“惡而有成”乃至“惡而無成”的事情,隻不過那些事情在傳統科學史中通常都被過濾掉了。出於傳授科學知識的方便,或是出於教化的目的,過濾掉那些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當然並不意味著那些事情就真的不存在了。
還有第三方面,“科學幻想”也並不僅限於寫小說或拍電影,科學幻想還包括極為嚴肅、極為“高大上”的學術形式。例如,在今天通常的科學史上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們,開普勒、馬可尼、高斯、洛韋爾、弗拉馬利翁……,都曾非常認真地討論過月亮上、火星上甚至太陽上的智慧生命,設計過和這些智慧生命進行通訊的種種方案。以今天的科學知識和眼光來看,這些設想、方案和討論,不是謬誤,就是臆想,如果稱之為“科學幻想”,簡直就像是在抬舉美化它們了。然而,這些設想、方案和討論,當年都曾以學術文本的形式發表在嚴肅、端的科學刊物上。
穆蘊秋的博士論文,恰恰就是將天文學史上這些在今天看來毫無疑問屬於“善而無成”的探索過程挖掘了出來,重現了出來,並在此基礎上,深入分析了這些“善而無成”之事後面的科學脈絡和歷史背景。她以驚人的勤奮和毅力,通過天文學史上一個個鮮活生動的案例,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科學發展過程中,“科學幻想”和科學探索、科學研究之間的邊界,從來都是開放的。或者可以說,“科學幻想”和科學探索、科學研究之間,根本不存在截然分明的邊界。
所以,我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科學幻想不僅可以、而且應該被視為科學活動的一部分。2012年我們在《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卷2期上聯名發表了題為“科學與幻想:一種新科學史的可能性”的論文,集中闡釋了這一結論及其意義。
穆蘊秋的博士論文,以及她近年與我合作的十多篇學術論文,又具有十分強烈的“示例”作用。這些論文表明,一方面,將科幻納入科學史的研究範疇,就為科學史研究找到了一塊新田地,科學史研究將可以開拓出一段新邊疆;另一方面,將科學史研究中的史學方法、社會學方法引入科幻研究,又給科幻研究帶來了全新的面貌。
好幾年前,穆蘊秋就向我表示:“將來我的博士論文出版,我要你和我一起當作者。”考慮到這在我門下博士的博士論文出版中尚無先例,我問她為何要如此,她說:“因為論文中的許多思想是你的,這些研究都是我們一起做的。”她雖來自西南邊陲,卻是個大氣的女孩,我猜想這和她良好的家教有關。想到“對科幻的科學史研究”本來隻是一個有點“野狐禪”的念頭,但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居然初見成效,我也很樂意和她聯合署名,遂接受了她的盛意。現在此書出版,踐履前約,我署名為第二作者,權當綠葉,以襯紅花。
2016年1月16日
於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