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7 世紀牛頓的運動定律，到 19 世紀的熱力學和詹姆斯 ·克拉克 · 麥克斯韋的電磁定律，再到20 世紀馬克斯 • 普朗克和保羅 ·狄拉克的量子物理學，克洛斯教授——邁克爾·法拉第獎得主，也是一位在三個項目中獲得英國科學作家協會獎的科學家——轉向當代物理學以及當前的萬物理論的力量和局限。他揭示道，一個萬物理論從起初被挑戰，然後被另一個萬物理論取代，這個循環依然在繼續。

牛津大學的物理學名譽教授弗蘭克 · 克洛斯，生動地講述了從 17 世紀直至當下的富有革命性的科學事業，帶領讀者來到科學前沿。通過考察萬物理論曾有哪些內涵，探索了這些內涵所允許的科學的突破，並表明萬物理論在生命和信念的關鍵方面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弗蘭克 ·克洛斯（Frank Close）牛津大學物理學繫名譽教授，曾擔任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公共教育和通訊部的負責人。著有 《半衰期》（Half-Life，關於布魯諾 • 龐蒂科夫的獲獎傳記）、《反 物 質》（Antimatter）、《無 限 性 謎 題》（The Infinity Puzzle）、《虛 空 和 粒 子 物 理 學》（Nothing and Particle Physics）。

1980年，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曾如此推測： 理論物理學可能終結在即，而萬物理論也許就要到來。他是否無意識地重復了美國科學家阿爾伯特·邁克耳孫（Albert Michelson）在1894年的斷言，“重要的基礎性原則都已經穩固地建立好了，物理學進一步的真理就隻能在於探尋小數點後第六位是什麼了”，抑或是效仿了開爾文勛爵（Lord Kelvin）在1900年的主張，“物理學現在已經毫無新東西可以發現，剩下的就隻是越來越精確的測量”？也許不是。

    自然本身清楚什麼在我們目前的視野範圍之外，它也在不斷地揭露我們想像力的局限。在開爾文勛爵發表上述評論後的幾年，核原子的發現、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興起，使這些湧現於19世紀的科學巨人們顯得頗為幼稚。然而真相事實上更加微妙，從結果來看，也有著不一樣的蘊意。開爾文勛爵與阿爾伯特·邁克耳孫的言論（前者確定，後者一定程度上）被移出了各自的語境，並且常常被錯誤地引用。如果仔細詮釋的話，他們事實上所說的卻向那些尋求萬物理論的人傳遞著更為深遠的信息。

    開爾文勛爵的持久又強烈的信念——物理學的主要功能就是更精確地測量已知的量——事實上啟發了邁克耳孫的評論。開爾文勛爵曾經為麥克斯韋的電磁輻射理論以及熱力學理論（奠基於力學之上的熱學）所折服，開爾文自身也是後者主要的理論構建者之一。他感到，也許可能以粒子的運動來理解能量的概念，因為廣泛的奠基性原則似乎就在手邊。

    1900年4月27日星期五，開爾文於倫敦的皇家協會發表了一次展現其眼光的演講。正是在這裡，邁克爾·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曾做出了鞏固新物理學的電磁領域的發現。在這裡，開爾文做出的並不是那個無批判的判斷，即光、熱和力的綜合意味著物理學的終結即將來臨；相反，他的演講是這樣開始的：“動力學理論斷言了熱和光都是運動的方式，但這一理論的優美和明晰正被兩朵烏雲所籠罩。”這就成了著名的“兩朵烏雲”演講。

    相比於開爾文勛爵狂妄地宣稱物理學終結的傳說，他事實上使兩個突出的難題成了焦點。如果說他有錯的話，就錯在他還期望這“兩朵烏雲”隻是晴空萬裡中的一陣陰霾。然而事實上，它們卻是暴風雨來臨前的預告。消除它們需要的是20世紀物理學的兩大支柱：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

    所以，盡管開爾文勛爵在細節上確實是錯了，但是他卻充分意識到了19世紀後期物理學的局限性。的確，從事後來看，當他做出這些評論的時候，即將迫近的20世紀物理學革命已經可以一目了然。當我們做出物理學的終結一度更加有望的現代判斷時，這一點應當牢記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