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我整個六年的中學學習，隻在後兩年纔 知道用功，而且在1948年高中臨畢業時還生了一次急 病，動了手術。我這次病生於課程已經學完，即將開 始期末考試的時候。為了不耽誤畢業，我在手術後身 體還沒有復原的情況下，就回到學校進行了期末考試 的補考，接著勉強地通過了畢業考試。由於身體虛弱 ，沒有精力復習功課，又不願在家裡閑待著，就找了 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做臨時工，想過了一年以後再去 考大學。但由於兩位同學一定要拉著我一起去上海考 大學，我也就抱著去試一試(或許能為第二年考大學 積累一些經驗)的心態，同他們一起趕到上海。三個 人借住在一所由幾戶貧民合住房子的亭子間裡。這所 住房沒有衛生設備，亭子間的面積大約六七平方米， 隻有朝西的一面有窗。在沒有考試的日子，我們早晨 在街上喫了些東西後就帶著書和面包到附近的一個公 園，整天在公園裡看書和休息。新中國成立前各所大 學是分別招生的，考期一般都錯開幾天。我勉強參加 了四所大學的人學考試，身體就再也支撐不住了，隻 好回家休養。僥幸的是總算考上了兩所大學，我選擇 了其中的同濟大學。
那時，同濟大學從四川遷回上海不久，校舍很分 散。新生院是利用抗戰前國民黨的上海政府在江灣建 的市圖書館大樓，離市區很遠。每天晚上在用電高峰 期間，新生院的電壓低到電燈都點不亮，隻好用蠟燭 照明。學習條件比較差，我的情緒也很低落。開學後 不久，金圓券幣制崩潰，學生喫飯發生困難。由於同 濟大學剛從內地遷回上海，大多數同學的家都遠離上 海，所以學生會動員凡家在上海附近的同學回家，省 下糧食支援留校的同學。我也因此回到常熟老家，第 二年三月接到學校可以返校的通知，纔回到學校。那 時已經離上海解放不遠了。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學生 會已著手組織同學們作各種迎接解放的準備了。雖然 上了四年大學，實際上隻讀了三年的本科課程。當時 的同濟大學化學繫雖然不是十分出名，但有曾石虞( 繫主任)、湯騰漢、顧毓珍等教授執教，治學嚴謹， 對我們輔導挺認真。帶我們做實驗的老師有的已經是 講師，但他們仍一絲不苟地做本該助教做的工作，如 羅會烈、賈錫平、趙德仁、黃光榮等。這些老師對我 們的言傳身教，至今記憶猶新。我參加工作以後還發 現，在這三年中我學得比較好的課程都是沒有課本或 講義的，這些靠記筆記學的課程，出了校門以後，印 像特別深。
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的物理化學研究所 工作。同時分到一個研究組的還有四名分別來自不同 學校的應屆畢業生。跟其中有些同志一比，我就感到 自卑：基礎知識不如他們扎實，知識面不如他們寬， 領悟能力也不如他們強。這時，我纔深悔這是在中、 小學階段沒有用功學習所致。所以出了校門以後，學 習的勁頭反倒比在學校中更大了，業餘時間主要花在 自學上。以後隨物化所遷到長春，後來並人長春應用 化學研究所。所領導請唐敖慶先生等著名學者來給我 們講課，令我的基礎知識得到進一步充實。那時我很 羨慕一位同志，他和我是同年畢業的。看文獻時，他 能一下子看出人家工作的長處與不足，很快就形成自 己進行這項工作的思路。我則不然，必須經過半年到 一年的研究試驗，纔能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看 文獻時，有的文章要反復看幾遍，纔能弄清作者的思 想，真正看懂。我終於逐漸明白，我這個人隻有下笨 工夫，在努力學習的同時要勤於思考，纔會在研究工 作上有所收獲。所以我認為：一個人腦子開竅的時間 ，對於不同的人來說是不同的。有的人很早就開竅， 而我是到了二十五六歲以後，也就是工作了三四年以 後，纔有些開竅了。
那時，我的業務領導人是“文化大革命”中受迫 害去世的餘柏年先生。他對青年人的愛護和學術民主 作風對於我業務長進起了很大作用。我還記得1959年 ，他讓我檢查一項他領導其他同志做的研究工作的報 告。我讀了這份報告並仔細檢查了原始數據後，感到 這項工作做得很細致，實驗量很大，但後隻寫成了 一個條件試驗報告，我覺得這批數據似乎反映了某種 動力學規律。於是，我從理論上推導了一個動力學方 程式。為了驗證這個理論式與實驗結果是否相符，並 求出方程式中的各個參數，要用迭代方法進行曲線擬 合，當時既沒有計算機也沒有計算器，我隻好借了一 本五位對數表用手算，結果花了幾個星期的上班和業 餘時間纔把這些數據算完，計算結果表明理論式與實 驗數據是符合的。但是我並未以此為滿足，繼續考慮 如果這個理論式是正確的話，那麼又可以作出哪些推 論?我作出了四條可以反映實驗數據特征的推論，然 後按照這些推論來重新處理這批數據。結果原來未被 發現的實驗現像，經過將數據重新處理作圖以後，都 顯示出來了，而且同推論中預言的情況完全符合，我 這纔確信所推導的理論式是正確的。我把這些工作結 果交給餘柏年先生，請他補充到原來的研究報告中去 。餘先生讓我在研究組裡講一下我所做的工作，認為 我這部分工作的份量已比較重，讓我單獨寫成論文發 表。
從學術上說，這項工作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工作 ，對我卻有著較大的意義。因為通過這項工作我終於 學會了如何在研究工作中盡可能想得深人一些，全面 一些，多下些笨工夫，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如何做學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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