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將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從1944年1月至1945年5月德國軍隊的作戰行動，始於同盟國在安齊奧（Anzio）和烏克蘭同時發動攻勢，終於國防軍在戰場上的崩潰和蘇軍攻克柏林之役。
我們將首先從東線講起，這應該是個非常合理的安排，因為正是這一戰場終吞噬了整個國防軍。1944年的戰事將隨著蘇軍的全線猛攻而拉開序幕。在南方一馬平川的烏克蘭，蘇軍部署在此處的四個集團軍群（或者叫“方面軍”）在1月聯手發動大規模攻勢，並於1944年2月在科爾孫（Korsun）包圍德軍的兩個軍，於3月橫掃德軍設在烏曼（Uman）的大型坦克和物資倉庫，於4月收復克裡米亞。我們論述的重點將是烏克蘭會戰中規模的包圍戰：科爾孫包圍戰。
然後我們將前往西方的意大利。1943至1945年德軍在意大利半島的防御戰，如果發生在人類歷史上的其他任何一場戰爭中，都會被當成為古往今來規模、破壞性烈的戰役之一而大書特書。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它卻幾乎被人遺忘。這是一個在地理上被孤立的次要戰場，沒有真正的戰略性目標可供爭奪；敵對雙方都是在他人的國土上交戰：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意大利會戰從關於這場戰爭的大部分記述中消失了。但意大利會戰還是很值得一寫的，不僅是因為傷亡數字（雙方合計損失了近75萬人），也是因為它對已經嚴重失血，而且肯定經受不起這種損失的國防軍造成的壓力。本書將重點記述盟軍在安齊奧的登陸、德軍幾乎擊破灘頭陣地的一繫列兇猛反擊，以及盟軍代號為“王冠”（Diadem）的終粉碎了羅馬以南德軍陣地的大規模攻勢。意大利終究還是成了一條令國防軍不堪重負的戰線。德軍在該戰場的指揮官阿爾貝特·帥（Field Marshal Albert Kesselring）如今享有防守天纔的美名，而且從純技術角度來說，他確實在劣勢的條件下打了一場成功的防御戰。但我們還是應該質問：帥在意大利究竟是在保衛什麼？
雖然東線戰局嚴重惡化，但希特勒和國防軍總司令部（Ober kommandoder Wehrmacht，簡稱OKW）卻無暇細思。國防軍總司令部的目光很快就轉向了更遠的西方，因為盟軍在1944年6月6日登上了法國的諾曼底（Normandy，本書第3章將詳述此戰）。雖然“霸王行動”（Operation Overlord）的難度、復雜度和風險都常被大肆渲染，但它對於德軍來說似乎也是非常艱難的一戰。這支軍隊的目標是守住法國，但可用兵員和部隊都太少，機械化預備隊更是短缺，因此軍官們面臨此戰時都不太樂觀。按照德國宣傳機構的吹噓，堅固的“大西洋壁壘”（Atlantic Wall）足以擊退盟軍的登陸，但實際上—正如我們對登陸天的詳細復盤所揭示的那樣—它連遲滯盟軍突擊都遠未做到。
但是對國防軍來說，這個大災之年隻過去了一半不到（本書第4章將回頭敘述東線）。對美國人來說，盟軍的D日登陸是整場戰爭中著名的事件，尤其是如今炮制“偉大一代”記憶的產業在美國掌握話語權的情況下。但是以任何一種合理的尺度來衡量，1944年6月發生在白俄羅斯的交戰都能令“霸王行動”相形見絀：無論是戰役涉及地域之廣，參戰地面部隊規模之大，還是給德軍造成損失之慘重。在這年1月蘇軍於烏克蘭和列寧格勒發動的成功攻勢中，德國中央集團軍群基本上未受損傷。隨著蘇軍在其南北兩個側翼攻城略地，這個集團軍群便處在了一個向東方探出的巨大突出部中，在北方的波羅的海地區和南方的普利皮亞季沼澤方向都受到了蘇軍的威脅。集團軍群下屬的四個集團軍不僅防守著拉長的防線，還貢獻出了自己的預備隊和幾乎所有的裝甲師來支撐南北友軍搖搖欲墜的戰線。按照東線戰場的鐵律，這個單薄的地段便成了蘇軍下一次攻勢的目標—這也許是軍事史上所有軍隊實施過的戰役中成功的一次。“巴格拉季昂行動”（Operation Bagration）粉碎的不是一個德國集團軍，而是整整一個集團軍群，它是“一場遠遠超過斯大林格勒的浩劫”，對它進行的細致研究至今仍能令我們受益匪淺—哪怕我們隻是想知道為什麼像德軍這樣訓練有素的軍官團竟會敗得如此徹底。
隨著盟軍在西線的成功上岸，蘇軍在白俄羅斯勢如破竹，我們將暫時避開硝煙，把作戰行動放在一邊，對一小撮德國軍官刺殺希特勒的嘗試作一些詳細的討論。這段題外話將把重點放在幾個關鍵的問題上。為什麼支持這些反叛者的軍官如此稀少？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對希特勒保持忠誠？“誓言”在德國軍事史中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德國軍官能否以正當理由違抗上級？
本書第5章將轉回西線，在那裡又發生了一場具有高度機動性的戰役。盟軍的大規模突破攻勢“眼鏡蛇行動”（Operation Cobra）撕開了已經力不能支的德軍防線，勝利者在整個8月將會如入無人之境地全速穿越法國。希特勒命令他的裝甲部隊向莫爾坦（Mortain）大舉反擊，但這次行動基本上剛一開始就宣告破產。德軍在西線的大半兵力，包括幾乎整個第7集團軍和第5裝甲集團軍在內，都因此被圍困在法萊斯（Falaise）附近的一小片地域內。此時，西線的戰事似乎已經結束。隨著國防軍在東西兩線都遭遇大敗，確實整場戰爭看起來都有要完結的意味。
但是戰爭並未結束。本書第6章將回頭再說東線，瓦爾特·帥（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在白俄羅斯的災難之後重新拼湊起一條戰線。但是他剛做完這件事，蘇軍就發動了又一次大規模攻勢，這一次打擊的是加裡西亞的北烏克蘭集團軍群。蘇軍衝破德軍防線並在布羅迪（Brody）又合圍了德軍一個重兵集團，隨後揮師北上，眼看就要強渡維斯瓦河（Vistula River）並在行進中奪取華沙，隱然還有繼續西進之勢。莫德爾即將迎來一次更為嚴峻的考驗。
本書第7章將首先講述匆忙退回德國邊境的西線德軍的殘兵敗將。他們如同驚弓之鳥，將一切軍紀都忘在腦後，至少暫時如此。在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General Dwight D.Eisenhower）的盟軍指揮部裡洋溢著聖誕節前結束戰爭的樂觀氣氛。然而國防軍還是穩住了陣腳，這已經不是次了。在一個新任指揮官—不是別人，正是帥—的指揮下，德軍在阿納姆（Arnhem）、亞琛（Aachen）、洛林（Lorraine）和許特根森林（Hürtgen Forest）打了一繫列頑強的防守戰，成功地沿著堅固的齊格菲防線（Siegfried Line）重建了一道防御陣地。在許多德國軍官看來這就像一個奇跡，而在盟軍的眼裡這是一個簡直無法解釋的失望結果。實際上，本書讀者將會發現，這兩種認識都錯了。
盟軍在橫穿西歐追擊德軍的過程中來到德國邊境，但此時他們已經筋疲力盡了，而且他們是在一條不斷拉長的後勤供應鏈末端作戰。普魯士—德意志軍隊擁有反擊疲憊之敵的悠久歷史，希特勒選擇此時發動國防軍在這場戰爭中的又一次大規模攻勢，就是本書第8章的主題。“守望萊茵行動”（Operation Wachtam Rhein）將重返希特勒贏得勝利的故地—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當時它是整條戰線上一個比較平靜的地段，盟軍在這裡的幾個師正在休息調整、接受補充或熟悉戰地生活。國防軍總司令部從正在激戰的其他戰線抽調兵力組建突擊兵團，終集結了三個集團軍用於突擊。它們的任務是粉碎美軍在阿登的防御，越過默茲河（Meuse River），然後占領盟軍在歐洲主要的後勤港口安特衛普（Antwerp）。這次進攻躲過了美軍情報機關的耳目，達成完全的突然性，在美軍的防線上撕開一個大口子—然後就草草收場了。阿登反擊戰完美地證明了國防軍的衰落有多嚴重，美國陸軍的進步有多大，1944年的戰爭與1940年又有多麼不同。
在本書第9章中我們將迎來新年，而戰爭也將進入快速而血腥的高潮。我們將追溯德軍在這場戰爭中的後一次大規模攻勢—幾乎被人遺忘的“北風行動”（Operation Nordwind），並了解到這是一場多麼驚險的戰鬥。然後我們將轉到東線，因為蘇軍在1月同時發動了兩個攻勢，一個攻勢席卷了東普魯士，另一個攻勢從維斯瓦河橋頭堡一直打到奧德河（Oder River），在兩個星期內推進了300英裡（1英裡約合1.61千米）。地面戰爭的恐怖次降臨到德國平民的頭上，矢志復仇的蘇軍沒有放過任何對他們施以暴行的機會：本書隻是將復仇作為解釋提出，絕沒有用它為施暴者開脫的意思。截至此時，蘇軍已經有了一套效力強大的進攻戰學說—這稱為“大縱深戰役”，它是一種精心組織的突擊，以多個波次的部隊（稱為“梯隊”）沿同一軸線發動無情的猛攻，直至達成徹底的突破。但是此時德軍也已從上年夏天的大崩盤中恢復了過來。他們依托國土，在大大縮短的戰線上奮戰，可以說是寸土必爭，因此卷入這些戰役的每一方—德軍、蘇軍和平民—的生命損失都大得驚人。蘇軍在東南歐實施的大會戰也是如此，他們在此戰中橫掃了匈牙利（1945年1月）和奧地利（3月），其中對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圍攻戰是在這座大都市的全體市民都被困於城中的情況下展開的。
我們將在本書第10章中書寫德國國防軍的末日，當德國的兩線戰爭終合並為一條戰線時，它就迎來了無法逃避的命運。蘇軍從奧德河打到柏林的後一次大規模突擊是精心策劃、大力準備和無情執行的經典戰例，而且它也為重頭戲—柏林的城市戰做好了鋪墊。為了爭奪這後的幾個街區，相關各方都是血流成河—這樣的戰鬥很適合作為這場可怕的戰爭的結尾。
國防軍戰鬥到了後，正如它一貫的承諾：要付出什麼代價就付吧（Kostees，waserwolle）。在本書內容所涉的一年半時間中，德國在任何時間點都不曾有過贏得戰爭的希望，高級軍官們對此也是心知肚明—例如國防軍總司令部的作戰部長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將軍（General Alfred Jodl），或者總參謀部作戰處（Operationsabteilung）中與約德爾地位相當的阿道夫·霍伊辛格上校（Colonel Adolf Heusinger）。這支軍隊在各個級別的兵力和火力都被敵人所壓倒，它的訓練標準也已經一落千丈，它隻能越來越多地依靠二流乃至三流的部隊（例如人民擲彈兵師或人民衝鋒隊營），更不必說還有來自外國的人員了。如果沒有這些人，它甚至無法建立連貫的防線。這支軍隊在西線的每一個舉動都會受到敵軍的空中偵察和打擊，而且盟軍的戰略航空兵還把它的後方—城市、工廠、鐵路編組站—炸成片片瓦礫。德國的工程師們也許還能在戰爭的這一階段設計出令人驚嘆的武器—例如“虎2”式重型坦克、Me-262噴氣式戰鬥機、Me-163火箭戰鬥機、V-1飛行炸彈和V-2火箭—但是第三帝國依靠數百萬奴隸勞工在地下工廠運作的軍工產業絕不可能使這些武器的產量達到改變戰局所需的地步，而帝國的交通繫統也不可能將它們運到前線，更不可能找到足夠的燃料來讓它們運轉。
面對東西方強敵的機械化洪流，江河日下的國防軍能拿得出手的隻有它傳統的人員素質。截至1944年，經典的德式兵法的關鍵要素可能早已作古。包圍戰再也沒有實現的可能，而獨立指揮的思想（Auftragstaktik）對於1944年7月刺殺希特勒的圖謀失敗後被帶到“榮譽法庭”上的軍官們來說就像是一種遙遠的記憶。不過普魯士軍隊還有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咬牙堅持的漫長戰史，這種傳統依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頑強（Hartnäckigkeit）、堅韌（Beharrlichkeit）、無情（Rücksichtslosigkeit）、冷酷（Kaltblütigkeit）和意志力（Willenskraft）：這些字眼是1944—1945年的強力口號。
歷史學家常常指責希特勒“外行且大有問題”的決策，認為他不該堅持讓每個陣地死守到後一人一槍，把每一座城鎮指定為堡壘（Festung），每一個村子指定為築壘地點（Feste Platz），甚至要求“寸土必爭”。這類命令當然是不可理喻的首擺出的姿態—在不利的力量對比下傲然挺立，面對全世界的敵人，向命運揮舞拳頭—其實在很大程度上發揚了腓特烈大帝的傳統。這個政權曾經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把自己塑造為舊普魯士的正統合法繼承人，其中著名的舉動就是操辦1933年的“波茨坦日”（Day of Potsdam），此時它又提出了“不惜一切代價堅守”（Haltenumjeden Preis）的要求。和舊時代的普魯士領導人一樣，第三帝國號召它的軍官們不成功便成仁，而許多軍官本能地被這種號召所感染，尤其是那些一線軍官。說實話，他們的反應甚至有可能並不是完全自覺的。而當羅斯福的死訊在1945年4首地堡時，也許真有許多人覺得這是“勃蘭登堡王室的奇跡”再現。
但不論有哪些來自普魯士過去的長遠因素發揮著影響，年代較近的因素也同樣重要。其中有一個促使德國軍官堅持戰鬥的因素，就是他們害怕蘇軍打進德國以後會實施報復。他們非常清楚自己對蘇聯的所作所為，因此有充分理由擔心，而蘇軍士兵在德國的行徑也為這一擔憂提供了一切必要的理由。另一個因素是同盟國在1943年年初宣布，將以德國的無條件投降作為主要的戰爭目的。至此，同盟國已經認定希特勒並不是一意孤行地發動戰爭的，德國軍官團的容克貴族們也起到了協助和慫恿的作用。而自戰爭開始以來，希特勒自己的殘暴行為已經堵死了一切和平談判之路。無論喜歡與否，希特勒和他的將軍們都已經是榮辱與共的關繫了。事實上，希特勒在戰爭期間為了保持這種關繫，曾經動用巨資向他的將軍們行賄—給他們提供豐厚的報酬和廣袤的田莊，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捐贈”。
不過，促使這些將軍們繼續戰鬥的重要的因素還是1918年的幽靈。如果說有一種撕心裂肺的體驗是這個軍官團的每個人所共有的，那就是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他們深信，當時這支軍隊正站在勝利的邊緣，隻是因為遭到大後方的政客和形形色色的叛國者——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斯巴達克同盟成員和猶太人—的暗算（Dolchstoss）纔失敗了。其實所謂的暗算並非事實，在1918年秋天先求和的正是埃裡希·魯登道夫將軍（General Erich Ludendorff）領導下的德軍總司令部本身。不過“暗算”一說雖然虛妄，但卻並不代表德國軍官團不相信它。為了給自己的失敗找借口，人類總是能夠無底線地相信各種謊言、奇談和自辯理論，國防軍軍官們的這種想法隻能說是人之常情。因此他們賭咒發誓，這一次絕不會軟弱或動搖：他們要戰鬥到底，戰鬥到午夜來臨，“甚至是午夜之後的五分鐘”，如果這就是代價的話。
他們也確實這麼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