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能像他這樣把歷史寫得簡潔又有力。

安德魯·羅伯茨

（Andrew Roberts）

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

諾曼·斯通是我們這個時代為出色的歷史學家之一。

《旁觀者》周刊

（Spectator）

犀利卻能說服每一個人。

英國《獨立報》

（Independent）

發人深省，新穎獨到 ，這恰好就是偉大歷史著作的標志。

《旗幟晚報》

（Evening Standard）

1914年的歐洲看上去非常壯觀，當時，各國的首都都修建了巨大的輝煌建築，顯示出勝利的意味。比如倫敦的莫爾大街，占據世界土地四分之一的大帝國的中心就在這裡；比如維也納新建的霍夫堡皇宮，那裡的民眾想必已經把它當作了一件展品，而整個城市就是博物館本身；比如布達佩斯的千年紀念碑，用以慶祝匈牙利人進入中歐1 000年；再如羅馬用來紀念維托裡奧?埃馬努埃萊二世（Victor Emmanuel Ⅱ）的多層蛋糕樣子的巨型宮殿；還有巴黎，盡管巴黎已經擁有了拿破侖一世的建築，而它此時的勝利榮耀則主要體現在亞歷山大三世橋上。如果你是歐洲人或者美國人，你就會把自己想像成為宇宙的主宰。即便不是在上面這些著名的首都，在別處，人們也修建了一些華而不實的建築來彰顯勝利，比如統治著剛果的布魯塞爾。不過，在這些建築當中，驚艷的一座並不在歐洲，而是英國皇冠上的那顆明珠—印度，它就是由埃德溫?勒琴斯（Edwin Lutyens）爵士所設計的新德裡城。印度總督寇松（Curzon）勛爵曾在1904年說，英國將永遠統治印度。然而實際上，英國人在1947年就不得不離開印度。而且到了那個時候，歐洲這些輝煌的都城不是被摧毀，就是被戰爭蹂躪得破敗不堪。柏林市中心隻剩下遍地的瓦礫。在勝利大街，勃蘭登堡統治者笨重的半身像前雜草叢生，灌木焦黑，從附近動物園裡跑出來的動物尸橫遍野。20世紀的歐洲開始於一片盛況。當時，全世界的統治者基本都來到了倫敦參加維多利亞女王的葬禮。然而，沒等這個世紀走完一半，帝國的演出就在1945年落下了帷幕。

從次世界大戰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間僅僅過去了大約30年。在這期間，隻有20世紀20年代的後半段沒有出現大的災難。在1914年之前，除去一些悲觀的作家，所有人都認為世界在進步。赫伯特?喬治?韋爾斯（H. G. Wells）就是這一觀念的主要宣揚者—科學將拯救人類。然而，到了1945年，韋爾斯在他的後一本書《心智的極限》（Mind at the End of Its Tether）中卻表現得極為悲觀。這一次他又猜錯了。1945年過後，至少1947年馬歇爾計劃 開始實施以後，和平與繁榮就成了世界的主旋律，長達30年的噩夢也逐漸遠去。整個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生活又回復到了19世紀末期。在19世紀後的40年裡，世界經濟獲得了自現代史以來的飛躍。馬車變成了汽車；醫院也成了康復的地方，而不再是人經由感染和疼痛走向死亡的場所；電影、飛機、心理分析、摩天大樓、電話等新鮮事物都出自這一時期。在這期間，人的預期壽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人口數量翻了一番。在社會生活領域，當時的發展變化也是極為驚人的。對自然科學家來說，1910年的世界是一個神奇的世界。不需要護照，不需要花很多錢，他們就可以參加由比利時工業家埃內斯特?索爾韋（Ernest Slovay）組織的國際聚會，與全世界“秀的大腦”一起討論數學和物理問題，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即歐洲復興計劃。

比如亨利? 普安卡雷（Henri Poincaré）、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瑪麗?居裡（Marie Curie）。在教育方面，大多數國家進行了教育改革，使許多中學超越了今天的大學；民眾熟知《聖經》和自己國家的經典著作；音樂表演的水平已經非常之高；出版繁榮，像托馬斯?曼（Thomas Mann）這樣的嚴肅作家或者像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這樣的作曲家（雖然兩人花錢都比較精打細算）都能夠成為富有的人。但是，作家們的悲觀還是得到了驗證，因為次世界大戰就是從這樣的繁榮中脫胎而來，而且沒過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接踵而至。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當然，簡單地說，這一切都是因為—德國。由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所締造的德國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與俾斯麥相比，德國的其他統治者全部黯然失色。隨著德國的崛起，德國人開始輕視斯拉夫人。此外，幾百萬波蘭人西遷到西裡西亞半島和魯爾工業區，逐漸融入了當地的社區。普魯士國王一直都把學習波蘭語作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直到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那位信奉民族自由主義的父親阻止他學習波蘭語時為止。整體上看，普魯士與俄羅斯帝國的聯繫一直非常緊密。俄羅斯帝國的皇帝有很多是德國人，或者具有德國血統，受德國影響極深。不過到了19世紀90年代，由於俄羅斯帝國成為了落後與野蠻的代名詞，情況隨之發生了變化。不僅如此，俄羅斯帝國甚至與德國的敵人法國結成了軍事盟友，同時也從法國獲得了大量的投資。到了1914年，這一戰略已經頗見成效，俄羅斯帝國正在快步趕上。與此同時，德國的軍方人士也大為驚慌，他們擔心德軍不得不兩線作戰，進而遭遇失敗。德國的驚慌產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當時，奧匈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正在走向崩潰，後者尤甚。但是，奧斯曼土耳其控制著伊拉克的石油資源和博斯普魯斯海峽，而俄羅斯重要的谷物貿易和許多其他行動都需要通過這一海峽。在1911年到1912年之間，當博斯普魯斯海峽短暫關閉時，俄羅斯帝國南部的經濟也幾乎陷入了停滯。在所有這些問題上，德國與俄羅斯發生正面踫撞在所難免。

問題在於，除俄羅斯之外，德國也與其他國家成了敵對國。1870年被俾斯麥擊敗後，法國從未真正服輸，他們臥薪嘗膽，建立了一支龐大的陸軍和一支有望成就霸業的海軍， 他們甚至征召僧侶入伍並且開始奉行一種擴張式的外交政策，還與俄羅斯帝國結成了同盟。不過，由於英國仍然保持中立，法國的野心也還隻是野心。可是，德國在世紀之交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它規劃了一支海軍，準備奉行“全球策略”，即成為一個大帝國。然而，德國的軍艦與英法兩國的不同，為了保護海外貿易和殖民地，英法兩國的軍艦在全世界航行，因此需要巨大的儲煤倉，但是受制於重量，它們的裝甲鋼板就要輕薄一些。德國的軍艦隻有很小的儲煤倉，這樣它們就可以安裝厚重的裝甲鋼板。英國過了很久纔認識到，德國軍艦確實隻想待在歐洲的海域，而且它們比英國軍艦更堅固。德國海軍的目的在於通過欺壓和敲詐英國來獲取讓步，首先是英國在中國的利益，而後是英國在曾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領土的中東地區的利益。1914年前德國軍艦頻繁出沒在北海，帶來了類似於1939年之前希特勒所指揮的空軍的震懾力。然而，德國的咄咄逼人不僅沒有使英國屈服，反而導致英國與其他國家結盟。1902年，英國與日本結盟，此舉減輕了英國在遠東的壓力。1904年，英法兩國建立了半結盟的關繫（“友好協定”）。表面上看，各國都在爭奪包括北非在內的殖民地。

英法兩國曾在埃及發生對抗。英國先在那裡建立了保護國 ，驅逐了法國人。法國隨即在摩洛哥站穩了腳跟，並且向各國尋求支持。後來，兩國達成了協議，摩洛哥歸法國，埃及歸英國。實際上，這是兩國海軍在劃分勢力範圍，英國劃走了北海，法國劃走了地中海。不久後，類似的協議再次擴充，英國與俄羅斯帝國結盟，並在1911年之後與法國約定，如果德國進攻法國，英國就將為法國提供軍事援助。弗洛伊德（Freud）發現了一種神經癥，患者的噩夢會成為現實，而德國正是這樣的患者。

《源於幻覺的戰爭》（War of Illusions）是描寫“一戰”著名的德語著作之一。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情，那就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自信地把很多事情當作真理，結果到頭來卻發現大錯特錯，這樣的“真理”不勝枚舉。比如戰列艦是至關重要的，比如黃金就是信用，再比如封鎖出口會引發革命，要塞能阻擋入侵，士氣能決定勝敗，等等。此外，各國對國家榮譽的討論也甚囂塵上，然而正如 福斯塔夫（Falstaff）所說，“什麼是榮譽？一個名詞而已。榮譽這個詞算什麼呢？榮譽是什麼呢？不過是空氣而已。”1914年，歐洲人的帝國世界似乎正在傾覆，地緣政治構成也在發生變遷，這一切都是因為俄羅斯帝國正在快步趕上。德國惶恐不安，它的統治者試圖瓦解俄羅斯帝國，並以柏林為中心建立某種形式的歐洲聯邦國家，使自己的疆域包含俄羅斯的主要地區。歐洲人的後一個大幻覺是：戰爭將是短暫的。然而，1914年9月9日爆發的馬恩河戰役徹底戳破了幻想的泡沫，歐洲人開始領教到真正的現代戰爭的威力。在1914年之前，歐洲受困於兩個相互關聯的難題，一個是社會衝突，一個是奉行帝國主義的國家主義。到了1917年，這兩大難題集中爆發，不僅俄國發生了共產主義革命，美國也卷入了戰爭，這意味著歐洲的帝國主義將走向終結。“一戰”後簽訂的一繫列和約隻不過是暫時的妥協，並沒有太大的效力，無論在道德判斷還是條款執行方面都是如此。

1919年6月簽訂於法國凡爾賽宮的《凡爾賽和約》標志了“一戰”的結束，然而，這份和約中仍然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幻覺。正如一位法國人所言，《凡爾賽和約》過於寬容。1919年的形勢是人為造成的。德國和蘇俄被排除在了討論之外，英法兩國似乎在制訂歐洲的規則。在美國的支持下，他們在東歐和中東建立了一繫列國家。波蘭得到了重建 ，占據了原本是俄羅斯帝國西部領土的廣大地區，那時波蘭人隻占這個國家總人口的2/3，另外還有300萬猶太人，占波蘭人口總數的10%。捷克斯洛伐克 和南斯拉夫 是多民族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民族是受法國支持的捷克人和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的疆域也得到了擴展，但其民族構成並沒有發生像波蘭一樣的變化。在原來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領土上出現了一繫列新的國家。伊拉克由土耳其帝國的3個省組成。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存在隻有與伊拉克一並考慮纔說得通。在巴勒斯坦，即未來的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者和阿拉伯人一直在發生衝突，直到1926年。在沙特阿拉伯，宗教狂熱十分猖獗。在2012年回望1個世紀之前，入侵奧斯曼帝國的利比亞地區，預示了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一個世紀之後的2012年，回望這些歷史，發現上述的這些國家隻有現代的土耳其仍運轉正常是件頗為感慨的事情。愛爾蘭和文學繁榮都是戰後產物。被《凡爾賽和約》奉為圭臬的“人民自決”原則執行得很不充分，戰勝國所支持的議會政府也運轉不靈，盡管憲法依舊被嚴肅地制定出來，選舉也次第進行。（在土耳其東北部的西南高加索共和國，投票人需要把石頭扔進兩隻鐵桶當中的一隻，而旁邊就是監視投票的土耳其士兵。）德國集合了魏瑪共和國的教授和其他社會賢達，制定了一套無可指摘的民主選舉制度—包括全民公投、比例代表制、婦女投票權，而且各邦國（的邦國是普魯士）都有自己的議會，並進行獨立的選舉。德國的議會民主制跌跌撞撞地持續到了1929年，隨後就遭遇了世界經濟的大蕭條。

大蕭條為何會發生？這是20世紀為重大的問題。“資本主義”（我們不得不這樣稱呼）已經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使西方世界沉浸在了高人一等的幻想當中，於是纔產生了這些“臨時拼湊的、華而不實的帝國”，這是傑克?加拉格爾（Jack Gallagher）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中所說的話。西方世界的成功原因之一是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說的“創造性破壞”的商業循環，即，懶惰和魯莽的經營者經營不善，於是他們的財產便被更有活力的競爭者低價獲得。例如，在19世紀70年代，意大利的銀行對每一筆交易都進行嚴格的審查，放貸也極其小心。這種遲緩老舊的銀行很快就被富有遠見的德國猶太人所取代，他們在水電方面進行的長期投資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收益。結果，競爭失敗的一方就變得憤憤不平。到了1929年，形勢更加惡化。美國人撤走了資金，導致德國馬克大幅貶值，英鎊緊隨其後，國際貿易也暴跌2/3，法國經濟的“負增長”甚至持續到了1938年。這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雖然有人把它拿來與今天的經濟危機（2012年）相比，但是二者的嚴重程度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在大蕭條中，美國和德國的失業人數分別達到了2500萬人和600萬人。即便這一數字也是非常保守的，因為德國婦女的失業人數基本沒有計入統計。直到德國開始重整軍備後，失業問題纔得以解決。所以，德國的知識分子發生左轉一點兒也不奇怪。不過，經濟危機實際上是戰爭債務所導致的結果。更常規地講，它是由“一戰”所導致的緊張、悲觀的氣氛所造成的。與此同時，美國還沒有適應全球霸主的新角色，而且科技迅猛發展，導致機器大範圍取代人工。不過，隨之而來的大蕭條實際上並不是“資本主義”所導致的，它仍然是次世界大戰的產物。

大蕭條把德國的議會政府趕下了臺。魏瑪時期的德國政權一直不夠穩固，隻能在大環境良好的時期存活，而且民主政權依賴黨派間的聯合。在1929年，一個由5個黨派組成的政府開始了統治，但在第2年的3月就因為剛剛出現的經濟滑坡而倒臺。對此，右派的自由主義者們說，失業者應當為自己交納更多的保險費，而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們卻主張，這筆錢應當由雇主來交納。就這樣，小至0.25%的差別導致了政府的垮臺。當然，問題其實不止這一點。隨後的德國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在國民議會中占據多數，直到1933年1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時為止。在奧地利、波蘭、羅馬尼亞和希臘，獨裁者和半獨裁者次第上臺。西班牙爆發內戰，從1936年打到了1939年。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每天簽發多達3000道死刑執行令。在萊茵河東岸，隻有兩個國家仍然可以算得上是文明國家，另一個是類似自由主義哈布斯堡君主國的法治國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個是保守的匈牙利。在後者那裡，老派的貴族政治仍然發揮著相當大的影響。1922年，墨索裡尼（Mussolini）為20世紀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進行了一繫列成功的彩排。在1920年，意大利的經濟已經崩潰，在隨後的兩年裡，意大利經歷了近乎獨裁的統治。意大利的法西斯勢力脫胎於戰時的一個半軍事化組織，很快就控制了意大利全境，並為希特勒樹立了榜樣。德國的法西斯統治也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無論出於什麼原因，到1936年，德國的失業人數已經下降到了100萬。盡管與英國人相比，德國人的生活還相當清苦，但是德國的經濟確實已經重新走上了發展的軌道，德國人也開始展現出強勢的一面（大多數英國人都本能地厭惡這一點）。

不過，希特勒的上臺實際上是權力真空的結果，它為希特勒提供了掌權的理由。戰後秩序原本由總部設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來確定，但是它無力阻止德國再次表現出稱霸的野心，這隻是時間問題。問題在於，一個怎樣的德國會稱霸？歐洲需要一個體面的德國，然而法國絞盡腦汁地從中阻攔。在1931年，法國甚至拒絕與英國合作來維持德國經濟的正常運行。終，法國的愚蠢算盤逐一落空。德國的魏瑪民主政治已經淪落到依靠總統的緊急法令維持統治的地步，國民議會已經完全失去了作用。像征國際金融與貿易秩序的金本位制導致了嚴重的通貨緊縮，進而抑制了所有的經濟活動，各國的中央銀行卻仍舊自信滿滿。德國人已經把自己與金本位制捆綁在了一起，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為了償付《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賠款。德國開始重整軍備，以便應對大規模的失業。為了應對德國的威脅，各國展開了一繫列的行動。但是無論國際聯盟、馬奇諾防線，還是由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組成的軍事聯盟小協約國（不包括波蘭）都無法阻止德國。而且，這些行動還有危險的一面，由於它們的存在，綏靖政策 反而更容易掩人耳目。對此，艾倫?約翰?珀西瓦爾?泰勒（A. J. P. Taylor）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一書的初100多頁中進行了極為精彩的描述。當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裡，歐洲人仍然飽受“一戰”痛苦記憶的困擾。在“一戰”當中，法國被嚴重削弱，馬奇諾防線實際上隻守護了一個空殼。法國小說家路易–斐迪南?塞利納（Louis-Ferdinand Céline）所寫的《緩期死亡》（Death on the Installment Plan）對此進行了描寫，可以算作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寫的《上來透口氣》（Coming Up for Air）的苦難版本。問題在於，西方各國對希特勒的要求做出了讓步，而在此前，對於魏瑪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所提出的同樣的要求，西方各國都表示了拒絕。為了推動德國復蘇，希特勒意圖從德國東側擴大領土，以此來獲得類似英美兩國所擁有的經濟腹地。他認識到，隻要自己以武力威脅，並且稱自己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西方各國就會做出讓步，甚至還會鼓勵他把矛頭指向東方。於是，在斯拉夫人的代價之上 ，希特勒開始建立起自己的帝國。 於是，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德國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希特勒成功地戳破了《凡爾賽和約》所代表的謊言和偽善，希特勒在國內成為了極受歡迎的人。他不僅復興了德國的經濟，而且在德國民眾中享有了巨大的影響力。從此，德國人不再被復仇心切的法國所凌辱和剝削。在這一過程當中，希特勒也激起了英國的反對。1939年夏，希特勒認為他能在英國的默許下獲得波蘭的領土。他出人意料地與斯大林締結了秘密的協定。當時，英國對波蘭已經無能為力，他們甚至不願嘗試救援波蘭。但希特勒還是打錯了算盤。英國權力發生更迭，隨後，英國向希特勒發出了後通牒。結果，戰爭再次爆發，英國、蘇聯、美國也將與德國再一次交戰。而這一次，雙方的武器更具破壞力。在坦克和飛機的轟鳴聲中，戰線的頻繁變化遠遠超出了1918年。6年後，大戰結束，中歐成為了一片焦土。在荷蘭與德國的交界處有這樣一處標識：“此地乃文明世界之盡頭。”不過，在此之後，歐洲的情形終於出現了轉機—德國問題獲得了解決，德國在很多方面都成為了樣板，美國也展現出了1919年時所不曾有的責任感，戰爭已經成為不可思議的過去。

1945年成為時代轉換的標志。在此之前，世界為歐洲的各大帝國所統治。早年的教科書（現在已經過時了）向我講述了1950年時英國對印度所做的各種好事。當時，包括印度在內，超過全世界1/4版圖的地方都被塗成了與英國一樣的紅色。溫斯頓?丘吉爾於1874年誕生於英國一個顯赫的貴族家庭，當時還是前電氣時代，他算是老派的政客，而他的宿敵阿道夫?希特勒也是如此，不過希特勒的老派與丘吉爾不同。希特勒於1889年誕生於德奧邊界，在他十幾歲的時候，電力這種創造神奇的能量已經開始應用於生活。建築、交通、醫學、無線電等領域均充滿了無盡的可能。後來，希特勒迷上了機械，這一點要甚於丘吉爾，丘吉爾的興趣主要在軍事方面。在德奧邊界，民眾對天主教的殘酷統治怨憤滿胸。天主教曾動用大軍壓迫清教徒，於是早年的希特勒對基督教道德充滿了強烈的憎恨。對包括希特勒在內的很多人來說，在他們年輕的時候，反基督教思想對他們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反猶主義。注重原始證據研究的傑出歷史學家布裡吉特?哈曼（Brigitte Hamann）認為，希特勒反猶是後來的事。與他一貫的惡毒相一致的是，希特勒迫害了曾經待他很好的那對猶太老夫妻。希特勒早年在維也納生活，向遊客售賣水彩顏料，並且經常在這對老夫妻的鋪子裡躲雨。到了1945年，希特勒的民族主義也成了過時的東西。他注重科技，篤信意念制勝，主張淘汰弱者。希特勒的舊歐洲從他深埋地下的地堡裡走向消亡，德國電影《帝國的毀滅》（Downfall）生動地再現了這一歷史時期黑色鬧劇般的場景。1945年，隨著原子彈的爆炸，一個新的世界開啟了大門。1951年，丘吉爾開始了他後一屆的首相任期，之後也退出了歷史舞臺。

很久以後，我開始接觸德國，閱讀德國歷史，並且偶然踫見了曾經參與了希特勒戰爭機器的組成人員。我想，其中不同尋常的就是阿爾貝特?施佩爾（Albert Speer）。1981年，在為英國廣播公司制作一檔關於希特勒與藝術的電視節目時，我們采訪了曾經擔任希特勒的建築師和戰時軍備部部長職務的施佩爾。當時，曾服刑20年的施佩爾已經76歲高齡。他答應前來，讓我們著實喫了一驚。那是一個周末，在當時的倫敦，每到節假日，店鋪就關門歇業，我隻得帶他去住布朗酒店，並且聽他講第三帝國。談話中，我喫驚地發現，施佩爾竟然不知道有關納粹選舉的一個重要事實，即，清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支持納粹。我猜想，這是因為施佩爾對宗教不感興趣。此外，我還驚奇地發現（其實我不該感到奇怪），他竟然為英國轟炸德國城市而辯護，原因在於，英國的轟炸促使德軍從前線抽調了大量的部隊守衛本土。不知是什麼原因，當晚的氣氛十分悲傷。不過，我們在第二天順利地進行了采訪。施佩爾精神不錯，不過他說的話很可能以前都說過。隨後，在現場所有女性的贊賞當中，精神飽滿的施佩爾返回了酒店，接著就死在了那裡。我與第三帝國的另一次偶然的聯繫與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有關，他就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用活人做基因實驗的那位恐怖醫生。據說，當猶太人被運抵集中營時，據說有人會站在火車站臺上，把有勞動能力的猶太人從中挑選出來，那個人就是門格勒，其他的猶太人則直接被送往毒氣室。門格勒在後時刻纔離開奧斯維辛集中營。離開時，他攜帶了一箱眼球和人體組織標本，並拿給他在法蘭克福的老師看。當然，教授看到後大為震驚，直接把他轟了出去。1979年，門格勒死在了巴西。因為我采訪了門格勒的兒子，他的一家人這纔為公眾所熟知。門格勒的兒子是一個有同情心且直爽的人，由一位體面的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繼父養大，16歲時纔得知自己的身世。他曾經到巴西看望自己的父親，結果兩人相處得非常不愉快。門格勒是一個心胸狹窄的人，與一個從羅馬尼亞逃難的日耳曼族婦女生活在一起，他不停地因為一點小錢與她爭吵。門格勒寫了一本獃板的小說，寫的是戰後他從德國逃亡的生活。他寫道，如果你從意大利的蒂羅爾到達熱那亞，你就能得到紅十字會發放的去往阿根廷的護照。在阿根廷，門格勒以自己的名字為店名開了一家小店。門格勒的兒子說，當門格勒的大學取消他的博士學位時，他原來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同事進行了抗議，這一點差不多是可信的。優生學，即“種族研究”，並非納粹的專利。在各領域都有進展的1910年，西方世界都在關注這一學科。直到20世紀70年代，瑞典還在對薩米人 實行絕育政策，因為他們認為薩米人不配生育。考慮到施佩爾的纔華和門格勒的研究，你就能理解丘吉爾在1940年講下面這段話的原因：

又譯拉普蘭人（Lapps），居住在北方極地的土著民族。 希特勒懂得，必須把我們粉碎在這個島上，否則他就輸了這場戰爭。如果我們能頂得住，全歐洲都將獲得解放，全世界的人民就有可能進入一個陽光普照的廣闊高地。但是，如果我們失敗了，全世界，包括美國和所有我們熟悉且關心的國家，都將墜入一個新的深淵，一個扭曲了科學、更加兇險或者可能更加漫長的黑暗時代。那麼就讓我們振作精神，承擔起自己的責任，讓我們干出名堂來—倘若英聯邦和英帝國再存在1000年，到那時人們還會說：“這是他們光輝的時刻。”

在1940年抵抗德國是不理性的，基於同樣的原因，在1939年向德國宣戰也是不理性的，但是，希特勒讓人無法理性面對。所有人都從內心知曉，另一場大戰正在臨近。而精明的英國人也知道，的選擇是學會飛翔。在1936年，我的父親，格拉斯哥大學一位嶄露頭角的律師，正是這樣做的。他在格拉斯哥市602空軍中隊服役，並且參加了不列顛空戰。後來，他被調離前線，開始培訓當時急需的飛行員。歷史學家馬克思?黑斯廷斯（Max Hastings）說，英國皇家空軍沒

有合適的人員來維護飛機，在1942年2月，我的父親在威爾士上空墜機離世。我還保存著他的指南針。不過，這是一個美好的世界。父親的同事們湊了一筆錢，資助我上了格拉斯哥學院。我欠他們很多，因此謹以此書獻予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