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致謝//

部分 衝突的起源

在馬漢的思想遺產中，銘刻於日本深的大概就是他對戰列艦和艦隊決戰的執著。海軍歷史學家羅納德·斯佩克特說：“日本海軍在戰略上是它美國對手的忠實影子。日本海軍軍官深深吸了一口馬漢用帝國主義和咸咸的海水共同炮制的勁道十足的、也許還帶點霉味的煙霧。”

章 馬漢與日美關繫//

日本的海軍至上主義者從馬漢的經濟和貿易理論中推斷出一種經濟決定論，那就是資本主義的美國無法抑制自己進軍中國的衝動，這樣就會威脅到日本的切身利益。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在強大海軍支持下對中國的“經濟滲透”將會導致日美間的戰爭，這成了日本海軍界的一個信條。

第二章 馬漢對日本海權的影響//

日本海軍領導人從馬漢的著作中看到的不隻是美國的擴張指南。他們敏銳地意識到，他的著作制訂了一種普適的戰略原則。他們相信能從中獲得“某種不變的原則”……受馬漢著作影響是一回事，利用他的學說來謀求海軍軍官的利益——擴張艦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牢記這個提醒，讓我們追溯馬漢對日本帝國海軍的影響。

第二部分 和平邦交

《四國條約》是美國外交的一次重大勝利：它終止了英日同盟，達到了西太平洋的非軍事化，推動了海軍條約中達成有關太平洋諸島不設防的條款。和海軍條約一樣，《四國條約》是太平洋安全體繫的一部分。日本和英國接受條約，是因為他們優先考慮海軍限制和改善與美國的關繫。日本失去了同盟，但它獲得了華盛頓體繫成員的地位。

第三章 從敵對到緩和//

在總體戰的新時代，什麼樣的武裝是日本所需要的？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可以說是19世紀20年代及以後一繫列海軍會議上關於戰略、武備和政策的爭吵的核心……日本海軍面臨進退維谷的境地，它看到下一場戰爭是一場持久戰，而又認為取勝的機會是速戰速決，這意味著日本必須得設法打一場消耗小的戰爭。

第四章 華盛頓會議//

加籐友三郎海軍大將是日本帝國海軍歷為強有力的領導者之一。他被任命為華盛頓會議的首席代表背後的政治考慮充分說明了他的領導纔能以及明治憲法下文武關繫的本質。原敬首相選擇加籐是因為他是一個能夠“控制”海軍的人。

第三部分 妥協和反動

日本海軍軍官中已經分裂形成兩大陣營。一邊是“艦上軍官”，以加籐寬治和他在軍令部與艦隊的追隨者為主，被稱為“軍令派”，他們對防御上的“嚴重缺陷”愈感不安。另一方面，是擅長行政工作，掌握著海軍省要職的“案頭官吏”組成的“軍政派”。前者反對《華盛頓條約》，後者堅持加籐友三郎的遺願和華盛頓海軍限制體繫。

第五章 《華盛頓條約》的逆流//

1923年2月，修訂後的《帝國國防方針》獲得批準，老加籐和美國的不戰原則被否定了，代之以加籐寬治戰爭不可避免的理念……新的國防方針對國際形勢的基本觀點走向了加籐友三郎和曾設想了一個在《華盛頓條約》體繫下進行和平合作機制的自由派外交官幣原喜重郎的對立面。

第六章 結局：倫敦海軍會議//

1930年召開的倫敦海軍會議標志著日本海軍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它使海軍內部支持和反對軍備限制勢力的激烈矛盾公開化了。盡管海軍省的高層已經順利締結了條約，以加籐寬治為首的軍令部依然叫囂條約使日本的海軍力量相對美國嚴重不足，從而危害國防的安全。

第四部分 日本的孤立

日本領導人未能意識到，三國條約把歐洲戰場和遠東的衝突聯繫到了一起，由於美國而擴大成了一場世界性的危機……

第七章 人物、組織和戰略設想：1931-1941年//

20世紀30年代，日本海軍建設所經歷的許多重大變化，有助於說明它是如何走上通向珍珠港之路的。這是一個其理性、自制和團結的傳統在內部不斷加劇的衝突中逐漸崩潰的過程。

第八章 廢除華盛頓條約及其餘波//

20世紀30年代上半期，日本海軍一心想要拿掉“喪權辱國”的《華盛頓條約》和《倫敦條約》所帶來的“枷鎖”，海軍會議留給他們的是受制於人的記憶，軍備限制使他們有一種來自美國的“被壓迫感”。大家都認為，華盛頓會議強加給他們一項不利的比例，阻礙了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

第九章 日本海軍和三國條約//

海軍決定接受三國條約源於對歐洲軍事形勢的錯誤判斷。從1940年夏初到秋天，海軍尤其是軍令部的策劃者們，傾向於構想一幅德國勝利的樂觀圖景，相信德國空軍可以確保跨海峽作戰的勝利……基於這樣一個判斷，海軍把條約看作一種壓制美國的手段……

第五部分 對峙

正如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布托所說，在日本看來，石油禁運是“ABCD”國家“對日本形成的包圍鏈中後的、也是主要的一環”。一年前作戰課所預言的事態升級的邏輯現在已經成為現實，正驅使日本走向戰爭。

第十章 “南進”和美國的禁運//

歐洲於1939年9月3日爆發的戰爭使得壓力重重的西方列強明顯減弱了對南洋殖民地的控制，這為日本的“南進”展現出一幅大好的藍圖……海軍的計劃一下子完全轉為利用歐戰的機會主義方針。

第十一章 開戰決定//

.近半個世紀之中，日本海軍的領導人按照他們的理解不加批判地秉承馬漢的理論——全神貫注於戰列艦、艦隊決戰和殲滅敵人的艦隊、忽視護航的作用，當然重要的還有日美之間的戰爭宿命論……到了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海軍對馬漢理論的認識已經僵化到好像宗教信條一樣不容置疑的地步了。

結論//

海軍領導者在要求其進行精細控制的“危機管理”上失敗了。對外，海軍沒能控制和美國的危機；對內，它沒能克制和陸軍的競爭，也沒能控制自己的下屬……從決策過程的角度看，日本海軍通向珍珠港之路好可以從海軍領導的失敗——或者說是缺失來加以認識。

附表//

對主要文獻的說明//

參考文獻//

部分

衝突的起源

在馬漢的思想遺產中，銘刻於日本深的大概就是他對戰列艦和艦隊決戰的執著。海軍歷史學家羅納德·斯佩克特說：“日本海軍在戰略上是它美國對手的忠實影子。日本海軍軍官深深吸了一口馬漢用帝國主義和咸咸的海水共同炮制的勁道十足的、也許還帶點霉味的煙霧。”

章

馬漢與日美關繫：

一部世界名著的誕生

1890年5月12日，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sevelt）寫信給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ThayerMahan）海軍上校：“這兩天盡管很忙，我還是花了一半的時間來讀你的大作。書的內容引人入勝，令我愛不釋手，我一口氣就讀完了它……這是一本很棒的書，欽佩之至。我打賭它一定會成為一本海軍的經典。”1這本被推崇備至的書就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TheInfluenceofSeaPoweruponHistory，1660—1783）。2一夜之間，這本書使馬漢從一個不起眼兒的軍官華麗轉身為海軍和國際事務方面的權威。

這本書在各國首腦中也引起了熱烈反響，因為它不失時宜地迎合了他們各自的政治需要。英國1889年加快擴充海軍的計劃需要馬漢關於海權重要性的強有力的論述。3德皇威廉二世正熱衷於向海外擴張，他寫道：“我現在非馬漢上校的書不讀，並且力求爛熟於心。這是一本一流的書，所有方面都很經典。”不久前，這位年輕的皇帝被海洋所吸引，決定要為一支足以挑戰英國海上霸權的強大艦隊奠定基礎。4

日本的領導人對馬漢的作品反應同樣敏銳。原農商大臣金子堅太郎（KanekoKentarō）男爵此時恰好在美國考察，他趕緊仔細通讀了此書。金子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他是一個西化派領袖，致力於向日本輸出美國的思想。他馬上意識到馬漢海權主義的普遍意義。用海軍歷史學家羅傑·丁曼的話說：“這似乎令他頓悟了。”5

金子返回日本後翻譯了這本書的引言和章，並把它們交給了海軍大臣西鄉從道（SaigōTsagumichi）。西鄉又把它們交給了水交社，一個海軍前線軍官們的專業協會，在他們的雜志上發表了出來。1896年在東京，東邦協會完整地將這本書翻譯出來，出版商激動地給馬漢寫信說“在一兩天裡賣出了幾千本”。海軍和陸軍大學將其作為自己的教科書。這本書被進呈給天皇和皇太子，並得到了“御批”的榮譽。6馬漢後來愉快地回憶：“（我的）這本著作令我開始了一段和日本官員與學者的頗為投機的通信，我從沒見到什麼人像他們一樣對我的書如此感興趣，領悟得如此深入。他們在（日俄）戰爭中所做的準備以及取得的戰果已經充分顯示了這一點。”7

馬漢還指出：“我的著作被翻譯成日語的數量超過了任何一種其他語言。”1899年，他寫信給《海權中的美國國家利益：現實和未來》（該書發行後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太平洋海權》）的譯者水上梅彥：“我相信您的工作在主觀上可以促進日本民族的利益，進而推動國家的發展，事實上她已經取得了如此驕人的進步。”8

馬漢沒有意識到的是，日本迅速地受到他的啟發建設起自己的海軍，並終有一天與美國發生衝突。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的日譯序中，副島種臣，一位有影響力的樞密院顧問，公開宣稱：“日本即海權。”他認為：“日本的領導人必須仔細研究馬漢的學說以確保對海洋的掌控。日本將能夠控制太平洋地區的貿易和航運，並有足夠的力量擊敗任何敵人。”後來在馬漢《海權中的美國國家利益》日譯本的引言中，金子宣稱：“日本帝國是太平洋上重要的海上力量。”和副島一樣，他希望日本領導人通過刻苦學習馬漢的著作來知曉獲得制海權的關鍵。9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馬漢對他的著作在日本備受關注感到十分高興的同時，一些美國人（包括他自己）已經開始覺察到一個現代化和日益擴張的日本所帶來的威脅。

本章將討論：（1）馬漢與日本人初的接觸和印像；（2）他的海權學說；（3）他的觀點在太平洋和東亞的延伸；（4）他的“黃禍”觀念及其對日美關繫的影響。

馬漢對日本人的初印像

盡管馬漢出身“美國軍事傳統的主流”，但在他的職業生涯早期並沒看出有什麼遠大前途。10當阿爾弗雷德申請了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時，他的父親，西點軍校的工程學教授丹尼斯曾警告過，相比起一名海軍軍官，他可能更適合做一個平民。多年後，兒子在《海軍生涯回憶錄》（RecollectionsofNavalLife）中承認他的父親也許是對的。11他並不打算使自己成為一名善戰的海軍上將，或僅僅是一名合格的船長。他自己也承認並不擅長在海上服役。在遇到一些輕微的事故之後，他開始擔心自己會遇到更大的麻煩，隻要有可能，他就拖延或者逃避出海。

不過，平心而論，必須指出馬漢從他的海外經歷中得到了很大的啟發。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1867年他乘坐美國軍艦“易洛魁”（Iroquois）號周遊世界，那一年他27歲。純粹的好奇心和對探險的熱愛驅使年輕的馬漢奮勇前行。“易洛魁”號花了九個月繞了一個大圈子到達日本——中間經過西印度群島、巴西、南非、波斯灣、印度、新加坡、香港和中國大陸。馬漢在他的回憶錄中深情地寫道，去日本和中國的航行“是我多年的夢想”。12他在日本和中國的手觀察也是他後來《亞洲問題》（ProblemofAsia，1900年）一書重要的濫觴。

“易洛魁”號在日本待了一年多時間，在新開埠的通商口岸保護美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他回憶說：“日本還沒有走上維新之路。”那時距離馬修·C佩裡準將強迫日本開埠僅僅過了14年。1867—1868年，日本陷於一場內戰之中。在給家人和朋友的信件中，馬漢生動地描述了他對兵庫（神戶）和大阪的印像——兩個在開埠後政局動蕩的城市。13這種動蕩部分是由於排外的情緒。暴徒們成功地把外國人驅逐出大阪，於是一支在軍艦大炮支援下的外國登陸部隊獲得了在神戶的駐留權。

為了理解他所見到的形勢，馬漢“如饑似渴”地閱讀英國首任駐日公使阿禮國爵士的《大君之都》，14但日本國內政治的復雜性不是他那麼容易理解的。不過，至少他明白日本正在經歷一場“革命性的過渡”。有遠見的領導人意識到，閉關鎖國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必須“增強國力以與外人並駕齊驅”，除此之外別無選擇。15

馬漢在街上看到兩名威風凜凜的帶刀武士，“他們粗壯得像黑莓一樣”。即便國家已經逐漸安定，“易洛魁”號上的軍官可以上岸，他們還是被要求帶上左輪手槍。不過馬漢認為日本人民“非常有禮貌和恭敬，我不認為這裡比晚上的紐約更危險”。16

形勢安定以後，馬漢喜歡在神戶附近的山間遠足，他贊美道：“這個國家比我們自己的國土更美麗。神戶和大阪之間的風景，或者說是鄉村風景，是我見過美麗的景色。”海軍中流傳他曾經發現一個山谷，後來被海軍同仁們稱為“馬漢谷”，“不過我從未發現它在地圖上被標注過。”他若有所思地回憶道。在他四十年後所寫的回憶錄中，他十分擔心現代化會令他喜歡的那些山谷消失。“如果發展的步伐改變了那些山谷，日本就活該在下一場戰爭中挨打！”居然這成了日本“挨打”的理由！17

年輕的馬漢對日本一見鐘情，“我想我喜歡日本，大家都認為日本人的友善和好脾氣到了極點”，“人們似乎有著極好的素養，從不冒昧行事，對我們好奇但不魯莽——我想更多的是一種敬畏。不過他們好像挺高興見到我們”。他寫道：“親切的微笑是日本各個階層的共同特征。”他隔著文化差異看到的日本“非常漂亮，就像一個舞臺”。18

這些田園詩般的印像很有意思，19世紀90年代以後，兩種矛盾的圖景就左右了他的看法：對日本文化和人民的美好觀感，以及因日本在太平洋的擴張主義與向美國的移民所引起的“黃禍”觀念。就像現代馬漢傳記的作者羅伯特·西格二世寫的那樣，在“易洛魁”號上的經歷“使他一生都自命為日本歷史和日美關繫的權威”。19

1877—1880年，當馬漢在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教授炮術的時候，他纔知道根據1868年與日本政府的協議，有幾個日本士官生正在學院受訓。其中一個叫瓜生外吉（UriuSotokichi）的1881年畢業的學生非常聰明，英語流利，“他是被送到安納波利斯的所有日本學生中出色的一個”20（馬漢一定會為瓜生的戰績感到驕傲。在日俄戰爭中，他是東鄉平八郎指揮下一支巡洋艦戰隊的司令，後來他官至海軍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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