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軍事_美國中東軍事戰略：路徑依賴的視角

內容簡介

美國中東軍事戰略既是美國中東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也是美國全球軍事戰略的重要構件。當前美國中東軍事戰略何去何從，其目標、內容、手段和影響不僅已成為各方熱議的話題，而且直接影響著中東地區甚至全球的和平與穩定，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美國在中東的利益、中東政治的復雜性、美國的決策失誤等變量在解釋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失敗、美國在中東的軍事戰略演變時，雖都有一定說服力，但也均存在缺陷。本書從路徑依賴的視角，對美國在中東軍事干預的三個主要階段的典型案例進行了對比研究，對每個案例進行了過程追蹤。回答了為什麼，有的時候，美國知錯不改，越陷越深；有的時候，美國知錯即改，大幅調整軍事戰略這一核心問題。

作者簡介

武星艷，法學博士，乙丑年出生，山西太原人，畢業於中國現代國際關繫研究院，師從中國著名中東問題專家李紹先研究員，曾發表《伊朗與也門胡塞武裝組織的關繫探析》《中國與中東關繫發展的意義及前景》等文章。

緒論 ()

章離岸平衡戰略時期（1945—1979）

第二章戰略過渡時期（1979—1990）

第三章大規模干預戰略時期（1990—2011）

第四章有限干預戰略時期（2011年以來）

第五章路徑依賴理論的價值

在線試讀

緒論節選題意義中東地處亞、非、歐三大洲交界處，儲藏著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擁有得天獨厚的戰略地位和無可比擬的能源優勢，同時也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世界三大一神教的發源地。自古以來，中東（西亞北非）獨特的戰略區位使之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古代的王國、帝國和近代殖民大國“你方唱罷我登場”，攻伐連連。錯綜復雜的地緣政治、民族、宗教等關繫，使得該地區熱點問題層出不窮、動亂不斷。近代以來，尤其是二戰之後，隨著石油成為一種戰略資源，中東更是成為了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和全球軍事鬥爭的熱點地區。縱觀美國在中東軍事干預的歷史，可以發現美國在中東的介入是一個逐漸展開的過程，介入程度不斷加深、介入規模不斷擴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憑借其在大戰中積累起來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以及有利的國際形勢，一躍成為世界頭號霸主，並通過制定“遏制蘇聯、稱霸世界”的整體戰略，一步步介入中東事務。冷戰的大部分時間裡，中東是美國同蘇聯競爭全球霸權的主戰場之一。即使如此，美國並沒有大規模直接地軍事介入中東，沒有建立軍事基地，沒有大規模駐軍，沒有直接參加中東的戰爭，而是通過結盟的方式實施離岸平衡政策。1979年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後，美國中東軍事結構中的一根重要支柱垮了。同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直接威脅美蘇在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這兩件大事讓美國在中東地區處於被動不利局面，原有路徑正在向“十字路口”推進。1980—1988年的兩伊戰爭期間，美國支持伊拉克、反對伊朗，不僅向伊拉克輸送武器裝備，而且還在波斯灣水面上同伊朗發生了直接軍事衝突。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首次直接參加中東軍事戰爭，離岸平衡政策的根基在動搖。1990年蘇聯處在解體前夕，已經沒有力量同美國在中東展開霸權競爭，伊朗在兩伊戰爭中嚴重受挫，美國在中東的處境變得樂觀起來。冷戰將要結束，美國在中東地區取得主導地位，並通過構建新的軍事安全框架和機制，不斷加強對該地區的有效掌控，主導區內大小事務。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國采取大規模軍事干預政策，直接參加中東戰爭，把伊拉克趕出了科威特。這是美國中東軍事戰略的轉折點，美國在中東的軍事戰略從離岸平衡轉向了大規模干預。此次干預行動中，美國動用50多萬人的軍隊參加戰爭，其規模史無前例。自“9·11”事件起，恐怖主義上升為美國頭號“公敵”和全球戰略的核心。美國對外奉行“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的政策，打擊地區敵對國家和勢力，以“反恐”為名行“稱霸全球”之實。2003年美國又發動伊拉克戰爭，動用10多萬軍事力量推翻薩達姆政權，之後深深地卷入了伊拉克內亂。數場戰爭不僅勞民傷財，而且出現地區“反美主義”強勢反彈、恐怖主義“越反越恐”的局面。這也逼迫美國不得不重新考慮其中東戰略，特別是軍事戰略調整。2011年美國全部撤出在伊拉克的戰鬥部隊，此舉成為美國中東軍事戰略的又一個轉折點，結束了自1990年以來的大規模干預戰略。同年“阿拉伯之春”爆發，進一步打開了中東的“潘多拉魔盒”。利比亞等國家政權崩潰，埃及、突尼斯等國內社會動亂迅速蔓延，經濟下滑或處於崩潰邊緣。從“反恐”戰爭到“阿拉伯之春”運動，地區矛盾、衝突和動亂陳陳相因，彼此疊加，導致地區格局崩塌。面對民族分裂日趨加劇、教派爭端快速升級、血腥仇殺接連不斷、恐怖主義肆虐橫行的“新中東”，對地區安全和穩定承擔責任的美國將如何應對，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從此之後，美國在中東的直接軍事干預變得非常謹慎，以致多數觀察家認為奧巴馬的中東政策太軟弱。2011年利比亞戰爭爆發後，美國國防部長蓋茨曾表示，美國不會在干預利比亞的軍事行動中扮演“領導角色”，而會把在利比亞領空實施“禁航區”的“主要責任”交出，由法國、英國或北約扛起指揮權。後來北約接管了對利比亞軍事行動的指揮權。在敘利亞內戰的問題上，軍事干預可以使奧巴馬政府擺脫國內對其“在利比亞問題上過於軟弱”的批評、安撫盟友、打壓俄羅斯、遏制伊朗，維持其在世界上的信譽及領導地位，但美國並沒有直接軍事干預敘利亞內戰。2014年6月貝克爾·巴格達迪宣布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建立“伊斯蘭國”後，8月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授權下，美國領導的聯軍發動打擊“伊斯蘭國”激進分子的空襲行動，但對派出地面部隊一直保持謹慎的態度，直到2015年10月俄羅斯空襲“伊斯蘭國”後，美國纔派出有限的地面特種部隊。基於戰亂動蕩連連、地區格局孕育深刻變化的現實，奧巴馬政府“無所作為”的中東軍事戰略受到各界廣泛質疑。有人認為利比亞的局勢迅速失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美國和其歐洲盟友“不作為”，也有人稱美國對敘利亞的有限軍事干預是“徹頭徹尾的災難”。前任國務卿希拉裡·克林頓則認為，美國部隊重回中東打擊“伊斯蘭國”，隻能讓“伊斯蘭國”有更多的襲擊目標和更多的招兵機會。因此，當前美國中東軍事戰略何去何從，其目標、內容、手段和影響不僅已成為各方熱議的話題，而且直接影響著中東地區甚至全球的和平與穩定，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在學術理論領域，美國中東軍事戰略也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課題。20世紀80年代美國開始在中東大規模軍事介入以來，似乎在每場戰爭中美國都取得了戰場或者戰術上的勝利，但是幾乎每一場戰爭都是戰略上的失敗，至少是帶來了嚴重的戰略上的負面影響，其程度遠遠超出初的想像。兩伊戰爭中，美國一邊倒支持伊拉克，嚴重削弱伊朗的實力和地區影響，武裝起一個強大的伊拉克。結果，兩伊戰爭剛剛結束，伊拉克就入侵科威特，把美國逼入戰爭的死角，迫使美國打了場海灣戰爭。海灣戰爭之後，由於伊拉克軍隊實力、政府控制能力受到削弱，釋放了北部的庫爾德人勢力，庫爾德人借機追求自治。為了保護庫爾德人免受鎮壓，美國不得不長期在伊拉克搞“禁飛區”，長期在軍事上介入中東。美國長期對中東進行直接軍事干預，引起了阿拉伯伊斯蘭組織的仇恨。盡管這不是“基地”組織攻擊美國的和全部原因，但是至少是原因之一或部分原因。可以說，20世紀90年代美國在中東的大規模軍事干預，同2001年美國遭受“基地”組織的攻擊之間存在直接因果關繫。美國本土受到中東恐怖組織襲擊，又引起美國調整中東軍事戰略，掀起了以反恐為核心的中東軍事戰爭。這其中的內容之一就是推翻伊拉克政府，對伊拉克實施民主改造。然而，民主改造沒有成功，卻引起了伊拉克內部的教派、民族衝突，使美國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時間長的對外干預戰爭。即使是2011年後，美國在中東實施有限度的、謹慎的局部軍事干預戰略，也引起了事先沒有預料到的負面後果。美國參加利比亞戰爭，意在建立一個和平、穩定的國家，戰後利比亞卻陷入內戰，“伊斯蘭國”借機在利比亞建立了根據地。美國武裝敘利亞溫和反對派，試圖借他們之手推翻巴沙爾政權，削弱伊朗的影響，結果溫和反對派沒有形成氣候，“伊斯蘭國”卻借機崛起，俄羅斯、伊朗在戰爭中擴大了自己在中東的影響力。簡單回顧美國中東軍事戰略的目標和結果，可以看出其本身就像一個魔方，變化莫測，其結果和影響令人意想不到，每一次都挑戰美國決策者的想像力。這一極富挑戰的議題自然會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是什麼因素構成了美國中東軍事戰略的這一特性呢？是中東政治本身的復雜性，還是美國決策者的無知呢？是美國國內政治的干預，還是意識形態偏見呢？是人為的、看得到的因素，還是看不見的結構因素呢？進一步說，美國中東軍事戰略的這些特點，僅僅適用於這一個案例，還是具有普遍意義，可以推廣到其他地區和國家呢？這些尚未得到完全解答的理論問題，是學術研究的新領域、新課題，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當前國際關繫的三大理論——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在研究過程中均可以為解釋美國中東軍事戰略問題提供範式，隻是切入的視角各有不同。新現實主義是以古典現實主義為基礎，其邏輯是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為了生存和安全爭奪權力，在特定的權力結構下，通過相互制衡達到均勢。新自由主義則認為，無政府並非必然導致衝突，國家是理性的，國家之間可以建立合理的國際機制來維持穩定，國際制度是決定國際和平與戰爭的根本因素。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利益形成源於社會互動，社會認識構成實踐，體繫結構是由觀念性因素構成的。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理論邏輯強調無政府狀態本身根本沒有什麼邏輯可言，一切都要取決於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但是，這些理論沒有辦法直接解釋“美國中東軍事戰略特性”這個具體而實在的問題。解釋具體問題，理論的基礎上，依賴中層理論，對具體問題進行深入、透徹的分析。第二節文獻綜述美國中東軍事戰略既是美國中東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也是美國全球軍事戰略的重要構件，因而長期以來學術界對美國中東軍事戰略的研究足以充棟。如果將“美國中東軍事戰略”的題目縮小到“美國中東軍事戰略的特性”，即美國中東軍事戰略為什麼“事與願違”，為什麼“越陷越深”，為什麼“欲罷不能”，那麼文獻的數量就會大大下降。本書研究的時間段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職。對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初步整理和歸類，從原因角度可以分為三大類：一是國家利益論，包括結構現實主義和古典現實主義的視角，認為美國軍事陷入中東的主要原因是重大的國家利益，特別是霸權利益和石油利益；二是決策失誤論，認為美國國內政策太復雜，決策者陷於國內政治紛爭，內政優先，讓領導人不能理性決策。三是中東政治復雜論，認為中東政治本身太復雜，變化莫測，不僅是美國領導人沒有辦法預測，任何人都沒有辦法預測，西方學術界有一句俚語“中東是預言家的墳墓”，因此美國中東軍事戰略的失敗既不是利益使然，也不是決策失誤，而是中東政治本身使然。一、國家利益論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服務於美國的全球利益，美國在中東的軍事戰略服從於美國的大戰略或國家安全戰略。美國全球利益和大戰略要求，美國作為全球性霸權國家，軍事上必須在中東占優勢、有所作為，即使要付出卷入過深、代價太大的成本，也在所不惜。美國著名國際關繫學家羅伯特·阿特（Robert JArt）在分析美國的大戰略時發現，美國在中東具有重要國家利益，應該加強該地區的前沿軍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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