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20日，澳大利亞南部海岸，阿得雷德港。這是一座十分典型的歐式城市，人們的生活節奏輕快而又安逸，全然不像紐約那樣匆忙而又慌亂。城市的四周是成片成片的森林。萬綠叢中，珠光寶氣的女人在大街上四處招搖，從大街的一角望去，薔薇花瓣帽、粉紅網罩帽、頭巾式無邊帽，五顏六色，令人眼花繚亂。港口的賓館裡熱鬧非凡，來自澳大利亞各地和美洲的記者，都想抓住這一歷史性機會，以名人來使自己出名。隨著列車從遠方駛來，站臺上人頭攢動。列車還沒有停穩，記者們已經衝上了火車。治安警排成兩隊，從車門口兩邊開始分人。幾個上車的記者被轟了出來。然後，麥克阿瑟和瓊先後出現在車門口，所有的目光和鏡頭都對準了他。麥克阿瑟從來喜歡這種場面，他擺好了慣用的姿勢。以勝利者的面貌出現在公眾面前。此時，他尚不清楚，意大利的報紙正在用“懦夫”來形容他，日本人則稱他為“逃兵”，德國的畫報則用一幅“腳底下抹油的將軍”來諷刺他。他揮動手臂，大聲說：“我出來了，但是我還要回去。” 可能麥克阿瑟一生中隻說過這樣一句樸實的話。而就是這句話，終被載入了史冊，並成了千千萬萬人熟悉的語言。細心的記者發現，在這個講話中，麥克阿瑟使用的是“我”而不是“ 我們”。這句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喜歡他的人認為，這是一句充滿信念的鼓動口號；而不喜歡他的人則認為，在這樣的場合，以這樣的話來突出個人，是一種傲慢和狂妄，是華而不實，虛偽，好大喜功和自我標榜。也許，他的部下們對這句話的解釋是有權威的：將軍的“我”代表的是“ 我們”。 麥克阿瑟充滿了激情，他的眼裡露出了希望之火：“從今天，即1942 年3月20日星期五起，我們在太平洋上的連續失敗已經進入尾聲了，強大的盟國的力量一定會衝過太平洋，終打敗敵人，徹底消滅日本帝國。” 人群沸騰了。麥克阿瑟的聲音傳遍了從澳大利亞的沙漠林屋到紐約大街貧民窟的角角落落。麥克阿瑟雖然是巴丹敗軍之將，但在國內卻是能夠力挽狂瀾的英雄。人們沒有過於糾纏他在菲律賓的失敗，而是極力描述他如何打響了反擊日本人的槍。正是他的這一“大膽”行為，為美國贏得了時間，樹立了信心。正因此，一股強大的“麥克阿瑟熱”席卷了整個英語世界。美國參議員們建議把6月13日命名為“麥克阿瑟日”，以紀念他 1899年的這一天考入西點軍校。國會以253票的壓倒多數通過了授予麥克阿瑟榮譽勛章，連歷屆美國總統也沒有獲得過這種創記錄的票數。當羅斯福選擇威廉·李海上將當他的首席軍事顧問時，《時代》周刊憤憤不平地指出：“要是老百姓投票的話，責無旁貸的是麥克阿瑟。”一向板著面孔的《紐約時報》也改變了以往程式化的理性模式，稱麥克阿瑟“混合了好萊塢塑造的忠實士兵理查德·戴維斯的理想主義色彩。”《民族》雜志也不甘落後，在雜志扉頁上寫道：“國民對領導人欽佩的心理素質，就是‘ 將軍’那樣的鬥士性格。”新聞界則把他奉為偉大的統帥，對他在那樣的環境中竟有“如此廣闊而深邃的洞察力”，竟能“如此激發和領導他的士兵前進”不勝驚訝？澳大利亞本地報社的積極性也充分調動起來了。它們用頭版整面篇幅刊登了麥克阿瑟的頭像。麥克阿瑟在倫農旅館辦公室的電話號碼是B-3211，任何公民有興趣撥打這個號碼，接線生會彬彬有禮地回答：“哈羅，這裡是巴丹”。《紐約太陽報》記者發自倫敦的專訪消息說：“自從電影明星瓦倫丁諾之後，還沒有哪一個人像麥克阿瑟那樣家喻戶曉，倫敦報紙動輒把他比做納爾遜和德雷克。”連蘇聯《真理報》和《消息報》也在頭版顯赫地位發表評論員文章，說麥克阿瑟“像蘇聯士兵一樣勇敢。” 但是，麥克阿瑟還有一個巨大的用處，直到戰爭結束，麥克阿瑟纔發現自己的這一妙用。原來，美國商人們發現，一些家長喜歡給自己的孩子起名為“麥克阿瑟”，因為這個名字是勇敢和勝利的代名詞。他們靈機一動，推出了款式新穎的“麥克阿瑟服”、“麥克阿瑟蠟像”、“麥克阿瑟牌甜豌豆”、“麥克阿瑟牌鐵鎖”等商品。一些建築師和經紀人也願意冠用這一稱呼，一時間，“麥克阿瑟大橋”、“麥克阿瑟水壩”、“麥克阿瑟大廈”、“麥克阿瑟歌舞晚會”等等，不勝枚舉。連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也發表演說，祝賀他勝利突圍、榮任新職，稱他的突圍成功“將拉開美國反攻的序幕”。然而，麥克阿瑟能實現他反攻菲律賓的宏偉諾言嗎？戰爭中的鮮花雖然貨真價實，但麥克阿瑟很快發現，事情原來不像他想像的那樣簡單。他來到澳大利亞，原本想找到一支強大的陸軍和空軍，然後率領他們打回菲律賓，解救被圍困在巴丹和科雷吉多爾的部隊。但他所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像。澳大利亞能夠征戰的青年已經開往北非打仗去了，隻有3萬民兵可供調遣。但是，這些人中好些人連槍也沒正經摸過。隻有150架破舊飛機，而且大都已經老化，不用說參戰，就是飛上天空，也勉為其難。海軍有6艘重巡洋艦和輕巡洋艦，是英國及美國從菲律賓逃出來的烏合之眾。P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