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這本書寫於1919至1923年，記錄了從美軍參加次世界大戰開始的兩年零九個月中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的親身經歷。德國和奧匈帝國結成同盟國（意大利是第三勢力，起初作為旁觀者）與俄、法、英三國（協約國）作戰。到1914年底，我們的主人公已經在西邊的法國北部平原、俄國與波蘭的平原上，以及東邊的烏克蘭這些地方戰鬥過。1914年下半年，土耳其也參戰加入了同盟國一方，導致協約國方面通往俄國的主要補給線被切斷。為了彌補這個損失，意大利於1915年5月向奧匈帝國公開宣戰，從而在奧地利南部邊境開闢了一條新的戰線。

塞爾維亞——薩拉熱窩人在此地刺殺了奧匈帝國王儲，由此引發世界大戰——在保加利亞加入奧地利一方的時候，被迫卷入戰爭。但是在1916年8月，隨著俄國成功抵擋了奧匈帝國，羅馬尼亞決定加入同盟國。

而海上方面，1916年的日德蘭海戰導致英德之間的海面艦船戰鬥趨於平淡，但潛艇戰依然暗流湧動。1917年1月31日，德國宣布進行“無限制潛艇戰”；2月3日，美國與德國斷交，同時許多拉美國家及中國也宣布與德國斷交。正如《齊默爾曼》電報中（在該電報中德軍提議一旦美軍參戰，則希望墨西哥加入德軍陣營，德國以幫助墨西哥拿回得克薩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亞利桑那州作為回報）所提示的那樣，美國因有大量艦船被擊沉而對德宣戰。8個月後，美國也對奧匈帝國宣戰。

美國此時加入戰鬥，並非是在一個幸運的時間，因為此時的協約國正在走背字。“潛艇戰”使得歐洲慢慢走向衰敗。俄國革命此時已然爆發，沙皇被迫退位，新成立的蘇俄則退出了次世界大戰。而英、法聯合發起的大規模攻勢，旨在結束戰爭，結果卻以超過25萬人傷亡的代價止步於興登堡防線的鐵絲網前。英軍再次組織攻擊，結果又陷入了帕斯尚爾戰役，而此時的法軍已經無力幫助英軍了，因為法軍將近50個師的兵力都已經筋疲力盡，無法繼續戰鬥。此時，貝當將軍頂替尼維爾將軍來重整法軍士氣，訓練法軍。而意大利則在卡波雷托戰役中不敵敵軍，節節敗退。總而言之，除了美國參戰，其他的每件事，對於協約國來說，都是災難性的阨運。但是希望即將來臨，正是因為美國帶著人力、物力前來增援，纔使得同盟國沒能贏得這場戰爭。協約國在海上的優勢也緩慢地顯露出來，1917年，美國引入了護航繫統及美軍驅逐艦，從而減少了艦船的損失，並沉重打擊了德軍潛艇部隊。

雖然海軍已經為戰鬥進行了充分的準備，但是其他部隊卻並非如此。被召集去墨西哥邊境服役的大部分是國民警衛隊，在墨西哥抓捕土匪龐丘·維拉的時候，他們展示了對現代化戰爭是那麼的毫無準備。美軍的軍械庫隻有不足100萬支步槍和一點兒別的裝備。美國甚至沒有歐式的部隊建制，團和臨時旅是當時的戰鬥編隊。截至1917年4月6日，算上正在服役的10萬國民警衛隊，美國的軍力不超過31萬人。

因此，美國首要的任務就是組建一個戰鬥師並送往歐洲參戰，以消除參戰的協約國士兵們的焦慮之情，讓他們真正看見美國堅決參戰的態度，相信在陸地上的戰鬥中美軍會同在海戰（美國加入到反無限制潛艇戰的鬥爭）上一樣與敵人生死相搏。

約翰·潘興將軍是緝拿龐丘·維拉的遠征隊指揮官，並且是正規軍裡的初級少將，被選中作為美國歐洲遠征軍的總司令。他匆忙從墨西哥遠征隊中選了4個團的兵力，將其編為必要的支援單位，即“戰鬥師”，這就是後來被稱作“第1步兵師”部隊的前身。一開始，所有的單位都不滿額，而且缺少軍官。後來招了不少新兵，同時從其他單位抽調了不少士兵進來，而軍官則是從美國本土的預備軍官中調配來的。潘興將軍在戰鬥師組建起來之前，就已經乘船到了歐洲。他和美國遠征軍總司令部的參謀們於1917年5月28日，乘坐波羅的海航運公司的船，從紐約港出發。此時從美國宣戰之日算起，僅僅過了不到7周。而這些參謀們，都是潘興將軍從參加過印第安戰爭、美西戰爭，以及美菲戰爭和近的墨西哥邊境遠征軍的老兵中精心挑選出來的。而第1步兵師也同樣是從參加過這些戰爭的陸軍部隊精銳中層層選撥而出的，其中包括馬歇爾上尉。

在這本回憶錄的附錄中，還寫到了馬歇爾和潘興將軍在休戰後有過三次旅行。這是摘自馬歇爾給他的原配夫人伊麗莎白（莉莉）·科爾斯·馬歇爾的信件。莉莉·馬歇爾於1927年因心髒病去世。兩年之後，時任中校的喬治·馬歇爾遇見了凱瑟琳·博伊斯·塔珀·布朗太太——一位帶著三個小孩的寡婦。1930年10月，馬歇爾和布朗太太喜結連理。潘興將軍還作為伴郎出席了婚禮。三名繼子都被撫養於馬歇爾的家中，而之前沒有任何子女的馬歇爾成了一名完美的父親。在三個孩子裡，艾倫於裝甲排服役，1943年5月在安齊奧的一次戰鬥中英勇衝鋒，不幸

犧牲。

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以他的外交和軍事纔能聞名，但在文學上的造詣卻知者甚少。雖然他總是立志撰寫專業軍事作品，但他出版的作品卻十分有限。除了20世紀初的一段時間，當時他還在軍事學院裡任教，出版了《地圖繪制和地形勘探》與《繩索與裝備》兩本軍事手冊。實際上他所有的著作都是以軍事作戰命令、信件公文報告彙編的形式保留下來的。直到近他的繼女莫莉·布朗·韋恩在弗吉尼亞州利斯堡的馬歇爾將軍的房子閣樓裡發現了這些手稿之後，這些大量的文獻纔被人們所熟知。韋恩太太在1940年末，準備為她的繼父做一份帶圖的剪報來慶生，於是搜遍了閣樓，發現了一個舊的軍用箱子，在箱子中無意發現了這些手稿。馬歇爾將軍解釋說，在一戰剛結束時，他在華盛頓寫了這些東西，因為他想在還記得清楚的時候，把這段回憶記錄在紙上。在那之後，他聯繫了雷頓·米夫林出版社考慮發表自己的作品，但是出版商覺得這本書在出版之前，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隨後馬歇爾少校於1924年夏隨第55團前往中國赴任。

馬歇爾將軍去世後，他的遺孀告訴他的傳記作者福勒斯特·伯格博士，將軍曾在生前要求將這些手稿銷毀。在她的印像中，他確實那麼做過。韋恩太太找到的那些，很可能是忘記燒毀的部分。而這些有幸存留下來的部分，對這位20世紀偉大的人物之一的觀點、信仰、價值觀，有了進一步的展示。馬歇爾將軍在79年的人生中，其中有50年，對他的國家無論在軍事還是和平方面，都有著卓越的貢獻。從1939年9月1日到1945年11月期間，他任美軍參謀長，是美軍批參戰人員，並且參與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在次世界大戰中的戰鬥經驗對他在接下來的這場大戰中的決策有著深遠的影響。舉例來說，他對於塹壕戰的直接觀察，讓他一直強調指揮官的年輕化和以身體素質良好作為先決條件，並且他強烈主張在戰略上靈活機動遠比正面進攻要重要。在離開參謀長崗位之後，他接受杜魯門總統的命令去負責中國事務，盡管私下推斷，這個任務從一開始就必將以失敗而告終。再接下來，盡管他早已光榮退休，但他還是以67歲的高齡接下了國務卿的重擔。是因為在1917年和1918年他親眼看到了法國人民的苦難，纔開始進行對歐洲經濟援助的“馬歇爾計劃”嗎？當然，在1947年6月5日，他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提出此方案的時候，歐洲還是那麼蕭條，使得大家都沒有對此達成一致意見。但是國務卿馬歇爾卻沒有就此結束他的提案，他使盡渾身解數爭取國會和民眾對他的支持。而他的所作所為，也為他贏得了195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這是次有軍人獲此殊榮。

1949年，在看到“北約”艱難地成功組建之後，他再次退休了，但是這次退休時間也不長。盡管身體不好，可他還是接受了人道主義組織的邀請，擔任了美國紅十字會主席一職。他犧牲自己的健康，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他對人們的憐憫與慈愛。這還不是全部，在朝鮮戰爭開始之後，杜魯門總統再次召他進入已經都是年輕一輩所任職的國防部中。從1950年9月開始將近一年的時間裡，馬歇爾將軍為了美國遠東部隊費盡心思整合裝備，以及全面監督戰事。終，他於1951年9月11日，卸任國防部長職務。此後終於享受了一段平靜的退休生活。縱觀他為公共服務的一生，我們可以用杜魯門總統的話來作為總結：“……沒有人比你更加熱愛你的國家，並為其做出如此卓越的貢獻！”

小詹姆斯·L. 柯林斯準將

章

準備赴法參戰

1917年4月6日，美國正式對德宣戰，那時我正在舊金山任少將詹姆斯·富蘭克林·貝爾的副官。從1916年12月起，我還代替因病休假的本傑明·阿爾沃德二世上校擔任陸軍副官一職。隨著與德外交關繫的破裂，我們手中的事務越發繁雜。所有西海岸線的預備役部隊都被派遣去保護橋梁通道以及鐵路沿線的重要站點，就連大部分的文員也去了南部戰區處理棘手的邊境問題，這樣一來，我們的人手就越發緊張了。

與此同時，貝爾將軍接到了總統發來的電報，命令貝爾將軍接任倫納德·伍德將軍，任東部戰區司令。正式的任命書幾天後就下達了，並要求貝爾將軍在4月28日到任。我和貝爾將軍在26日就動身前往東部戰區，我的夫人和她的母親則留在梅森堡，簡單處理搬家的事情。

貝爾將軍繞道去了趟肯塔基州，拜訪了那裡的親戚。而我就直接去了我們在加弗納斯島的指揮部，所以比他提前了半天。我略數了一下，貝爾將軍的辦公桌上已經有不下450封信件和電文，都是寄給他個人的，看來大量的書信處理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在4個速記員的幫助下大致收拾了一下辦公桌，整理後發現大概每天會有150封左右的書信不用貝爾將軍親自處理，而在此期間拜訪者已經絡繹不絕，我整個白天都馬不停蹄地處理這些書信，直至深夜纔基本

完成。

在加弗納斯島指揮部，我們的首要問題是選出負責訓練營事務的軍官，並開展相關的征兵訓練。新招募的人員大部分來自當地，駐扎點也設在東部戰區。而此時貝爾將軍在火車上患了嚴重的流感，在洛克菲勒學院進行秘密療養，這件事隻有貝爾太太和我知道。貝爾將軍授權我以他的名義處理軍中事務，我隔天晚上便會向他彙報一次。貝爾將軍的前副官及時地伸出了援手，此外，尤因·E.布斯少校接替霍爾斯特德·多雷掌管軍營訓練。查爾斯·H.布裡奇斯很快被任命為部門監察官員，約翰·伯克墨菲在幾周後視察了選征士兵的訓練，看他們是否有資格成為正規軍。

接下來的幾周是我人生中經歷過的緊張、忙碌、疲憊的日子，我不分晝夜地工作，口述回復信件和接受電話采訪，並且這些都是同時進行的。我經常兩隻手都拿著電話，同時進行兩個電話會議。為訓練營征兵買馬甄選合適人選的工作，給我們帶來了巨大壓力，直到有政策出臺，不再對甄選方法進行干涉，我們纔挺過了那段日子。

為紐約北部地區的軍營供給被褥、毯子、枕頭等軍需用品，已經是困難重重了，超市早已經因戰爭原因遭到破壞，更不要說對東海岸的軍備供給了。比如，當時芝加哥東部很難買到床褥，而5月15日訓練宮就要開營，不得已所有的必需品都是快遞過來的。事實上，在為容納千萬名士兵的訓練營準備食宿時，我們遇到的困難也徹底暴露出我們的準備不足。以美國當時的狀況來看，將整個美國的各種資源都用在相對來說數量不多的未來軍官身上，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

選擇東北地區作為駐扎營地非常具有挑戰性。這裡的人口稀少，連基本的運輸設施、良好的飲用水以及農田都不多，但是由於時間緊迫，我們沒有更多的選擇。在西海岸我們已經有兩個駐扎地，其中一個在美洲湖，另一個在聖地亞哥附近。貝爾將軍通過自己個人的努力，成功地遊說了美洲湖居民為備戰向政府做出捐贈，在聖地亞哥也用類似的方式進行戰略籌備，但效果因宣戰受到影響。

5月下旬的一段時間裡，幾個醫療隊經由集結登船向國外開撥。隨後在5月28日，約翰·約瑟夫·潘興將軍與他的隨從也抵達了。他的隨從先在我的辦公室集合，再從我的辦公室一同前往港口。當時天下著大雨，我跟隨潘興將軍、貝爾將軍，以及潘興將軍的助手詹姆斯·勞頓·科林斯上校，登上前往波羅的海的拖船。我因心情萬分沮喪而落在後面。

從港口回來，我在自己的辦公室停歇了片刻，與潘興將軍一同來訪的軍官正好從屋前經過，我夫人注意到他們穿著普通，濕衣領向上翻著，沒打雨傘或穿雨衣，他們不是儀表堂堂的一群人。我夫人說道：“這幫人好丑，我不相信他們真的能在戰場上幫上法國的忙。”我知道從外表看，很少有人會想到有那麼重大的任務等待他們去完成，而且他們展示了非凡的能力。

這撥人很快就從紐約出發了。此情此景下，全員的軍需成為首要需求。另外，我們還擔憂出發港的部署問題，因此，貝爾將軍和我於6月5日來到了華盛頓，貝爾將軍向參謀長提出了我們要把出發港部署在霍博肯的想法。我們得到的答案是駐扎在紐約的倉庫軍需官會負責此事，預計出發港的初步部署方針會在下周或10天後出臺。

貝爾將軍和我在我們所住的肖勒姆酒店，對此事進行了一番討論，我們都認為這樣的安排在東部戰區無法執行，而這將導致作為東部戰區司令官的貝爾將軍遭受指責。據我回憶，貝爾將軍還找到了擔任參謀長一職的塔斯克·霍華德·布裡斯將軍，做進一步的爭取，但是結果似乎並沒有任何改變。貝爾將軍決定擬一份報告給參謀長，我找了一名速記員為這份報告做記錄，並引用了一段《野戰勤務條令》中關於出發港的組建和管理的相關條例。我堅信《野戰勤務條令》比《陸軍條例》更適用於這種情況。幾天後，陸軍部指示貝爾將軍按有關《野戰勤務條令》來執行，此外還為出發港指派了一名指揮官。但是這名指揮官到達的時候，還隻是對第1師有個大概的了解，他剛從澤西城下火車，就立即奔赴港任職。

此時，我在總參謀部的職位基本定下來了，但是貝爾將軍推遲了通告，希望能給我的發展找到一個更好的機會。在我們去華盛頓的路上，他對我說，如果我有想去的職位，他會全力幫我爭取。當我到了陸軍部，我了解到要想有更好更快的發展，好的方式就是出征法國。此時我還了解到他們會選撥一名軍官與潘興將軍一起出征。我非常想在潘興將軍的師部中任職作戰部軍官。但是我知道這個並不是貝爾將軍能夠決定的，我告訴貝爾將軍我等待著命運的安排。

我比貝爾將軍提前一周回到紐約，晚上9點的時候，我太太在家門口，把威廉·盧瑟·賽伯特將軍從華盛頓發的電文給了我。這封電文大概是在我離開華盛頓前半小時發出的，內容是賽伯特將軍希望我可以隨他一起出征法國，不知道貝爾將軍是否願意。看到這封電文我非常高興，便立刻致電肖勒姆酒店，希望能馬上得到貝爾將軍的答復。但是很不巧，貝爾將軍已經離開了華盛頓，直到第二天傍晚，我纔在加弗納斯島見到了他，他給賽伯特將軍回了電文並告訴他，他同意我與賽伯特將軍一起出征法國。第二天一早，我就收到了讓我到賽伯特將軍總參謀部任職的通告，並指示我明天一早乘坐一輛專屬列車到紐約市的賓夕法尼亞站向賽伯特將軍報到。在列車上，我沒能聯繫到賽伯特將軍，所以我到達後並沒有馬上找到他，過了一兩個小時後，我在鮑靈格林附近的陸軍大樓中終於見到了他，在那裡，我纔知道他是美國陸軍第1師的指揮官，而我已經成為他的作戰部軍官了。

在接下來的一天半時間裡，我匆忙收拾了一下奔赴法國的行李，也為我太太回她父母的家做了些準備。

6月10日下午，賽伯特將軍視察了霍博肯港區的交通設施，這些設施原來是用於德國北部勞埃德防線的。這些船原來都是在美國中部和南部做水果貿易的，現在已經被改造成軍用的了。雖然船上還沒有裝備武器，也沒有床鋪，但陸軍第1師還是在霍博肯的草場下了火車，然後步行一段路後登船。細雨在暗夜中悄聲而下。道邊上攔著鐵絲網，鐵絲網外的大多數碼頭的工人和看客們都是德國人。這些裝卸工人看起來更像是德國潛艇裡的水兵，這種情況可並不妙。

大約凌晨3點，我與新上任的港口指揮官正站在航運室的窗前，看著那無盡無止的步兵隊列緩慢地穿過院子進入隱蔽起來的碼頭。除了嘈雜的腳步聲外，沒有一點兒聲息。期間的那種氣氛，令我至今難以忘懷。沉默了很久後，我對指揮官說：“士兵們看起來很嚴肅啊。”而他卻略帶調侃地回答道：“當然。迎接他們的可是死神。”終於，我難以忍受如此的壓抑氣氛離開窗口，找到了一個人聊了一些不算沉重的話題。

牛頓·迪爾·貝克部長和布利斯將軍下午視察了運輸艦，但沒有在船上過夜。11日一整天我們都待在碼頭上，哪兒都沒去，但從12日到14日，我們的船“特納多斯”號在哈得遜河拋錨，並一直停在格蘭特墓的對面，秘密安裝反潛武器，這期間不斷有往來船隻跟我們打招呼，因此延誤了出發時間。

14日凌晨4點整，我們起錨順流而下。大霧航行非常困難，我們不得不在加弗納斯島停留。7點，大霧漸漸散去，我們從停留在漢密爾頓堡的潛艇之間的縫隙中穿過，離開了港口。

在“西雅圖”號巡洋艦的護送下，“特納多斯”號引領著的第1師士兵，前行在港口外面的弧形處，是“迪上爾布”號，第5海軍陸戰團。我還見到了久違了的“弗雷德裡克王子”號，上次看到它還是多年以前在橫濱港的時候。除我們的船以外，還有3艘運輸艦運載第1師部隊，在我們船首右舷方向，有一艘改裝巡洋艦，它與其他兩艘驅逐艦一起，為我們護航。燃料供給船就在驅逐艦周圍。

當我們駛離港口之後，便開始了枯燥的救生艇訓練。對於船上的每個人來說，一切是那麼新鮮：陌生的面孔，陌生的環境。這些人知道自己選擇了一個“偉大的冒險”之路，與此同時他們也清楚，這些伙伴之中，有些人可能將永遠不會再次踏上家鄉的土地。

次訓練內容的展示，是6英寸（1英寸=2.54釐米）槍械的組裝及射擊，結果慘不忍睹，士氣一下被帶到了谷底。他們不是把子彈打飛，就是打得太近，這樣看來要在潛艇作戰中確保安全，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戰士們在射擊之後互相調侃，讓大家又重新振作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