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譯本前言1. 泰納和莫斯卡：《理論》 加塔諾·莫斯卡關於統治階級的理論初成形於1878—1881年間，當時他是巴勒莫大學安吉羅·梅塞達哥利亞安吉羅·梅塞達哥利亞（Angelo Messedaglia，1820—1901）的學生之一。他對泰納在《古代政體》中使用過的方法進行概括時，想到了這一理論。應該記住，在這本書中，泰納從舊王朝的黃金時代統治法國的各種集團的衰落中尋找法國大革命的原因，他在國王、教士和貴族這三個標題下對這個階級作了思考和分析。 學生時期的莫斯卡的個想法是，也許任何社會都可以用泰納分析君主制法國的方式來分析；他的第二個想法是，盡管19世紀流行多數人統治的學說，他還是發現了一個富有成果、有啟發性的假設。如果仔細觀察任何國家，不論它是通常稱之為君主制、專制或共和制，都必定會發現實際的權力從未被一個人行使——不論是君主還首，這種權力也不是由全體公民行使的，而是被一個特定集團所行使，其數量與整個人口相比總是很小。泰納也已經說明，路易十四時代輝煌的法國文明的特征，更多地是法國官僚階層的特征，而非該國一般老百姓的特點，而且，這種輝煌似乎與17和18世紀法國官僚階層發揮作用的特殊條件有關繫。這條原則也能夠被普遍化成這一定理，即某個社會在特定階段，其文明的主要特征將是那些統治集團（政治家、統治者們）的特征。 今天莫斯卡已經80歲了；但是在他的漫長歲月中，莫斯卡從未忘記19世紀70年代他體會到的那種發現的興奮，這時他發現自己掌握了開啟人類歷史秘密的金鑰匙。說實話，莫斯卡這一發現的原創性經常成為他同事和競爭者爭論的話題；而且在過去50年裡，學者們忙著羅列出許多思想家，這些人注意到了如下這個對所有人都相當明顯的事實：即在任何時候，在所有人類團體中，總是有少數的統治者和多數的被統治者。 “太陽之下沒有新東西”這句格言是一個真正的格言；可以說，它包含了一半真理，對於一個格言來說，包含這麼多真理已經相當不少了。大體說來，所有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類，還會居住在同一個星球上。他們全部至少從他們的角度看到了同樣的實在；他們都經歷了同樣的情感；我們可以想像，他們都思考了同樣的事情。但是人類文明史卻顯示出，每個人以無窮無盡的各種方式評價他看到的各種事物。或許自亞當以來，沒有人不具有幾分重力法則的知識；但是直到伽利略時代之前，沒有人想到把注意力集中於下落物體，使它成為科學革命的支點。自從該隱和亞伯以來，沒有人意識不到，人們傳播道德原則，然後卻經常不顧道德原則使用他們具有的權力，即使他們並不總是如此。然而，在馬基雅弗利之前，沒有人想到考慮這個現像，並在它之上創立消除倫理因素的科學政治學。我相信克羅奇在什麼地方說過：思想家的原創性不依賴於他們看到了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而經常在於他們時而強調這個、時而強調那個平常事物。我想為了有利於人數不斷增多的追根溯源者，此處稍稍離題是有用的，這些人花費時間勾畫文獻和科學的平行線，卻不考慮什麼問題該被強調，或者天纔之士如何利用凡俗事物。中世紀威尼斯人或古羅馬人掌握了相當多的階級和統治階級的概念，以至於他們作出了細致的立法來涵蓋階級關繫，甚至涵蓋社會的基本單位從一個向另一個階級的運動。然而，還是沒有一個威尼斯人或古羅馬人形成了莫斯卡那種關於統治階級的理論。階級在歐洲是日常生活中可見的外在事物，而且沒有幾個歐洲作家能夠在討論社會問題時，避免後遇到各種形式的階級、階級鬥爭、階級循環這樣的事實。然而，他們沒有人利用了莫斯卡指出的階級事實，圭西亞迪尼沒有，馬克思沒有，泰納也沒有。相反，人們可能說出那些與莫斯卡比肩或利用了他學說的人——米切爾斯、索列爾和帕雷托。 為什麼個別的思想家強調了每個人都觀察到、並且想當然的關繫和事實呢？通常這些個人思想發展的問題無法被歷史恢復。我們絕不會知道為什麼伏爾泰能成為一個喜歡嘲弄的懷疑論者，而他的兄弟卻是一個虔誠的“狂熱信徒”。的確，我們知道，在激烈和自由的文化活動階段、如果一定數量的知識分子被放置在某個一般環境中，面對一般性的問題，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會得出同樣的解決辦法。通常人們作出在一定階段，一定的觀念和一定的思維方式看來“會流行”這樣的評價時，會想到這一事實。索列爾在20世紀頭十年間發展了政治神話的概念。莫斯卡在20年前發展了他的“政治模式”的概念。索列爾不是一個細心的學者。他對莫斯卡一無所知。但是，這一概念明顯地“在流傳之中”。在莫斯卡兩代人以前，社會主義已經在強調階級衝突，而且特別是在意大利，有教養的階層已經明確地意識到他們作為“領導”或“指導”階級的職責和義務。因此，不必奇怪在莫斯卡和他前後的其他思想家之間有如此明顯的類似。 盡管除了個人回憶和自白這些本身就不太可信的東西，個人思想發展的細節通常不可察覺；但是我們還是能夠注意到某些一般的環境因素，它們看來會影響個人強調某些方面。當我們發現莫斯卡在1878年掌握了泰納的理論時，我們不能忘記，莫斯卡是意大利人，而泰納是法國人。我發現泰納非常法國化，他從未對他使用的方法的一般聯繫感興趣。實際上，當泰納繼續構建他關於舊政體的知識結構時，他不時被引入歧途，賦予一般性和世界性的現像以特殊的原因（與排斥法國貴族的封建職能的這一事實相聯繫）——例如，過分考究、惟理性、禮貌、顯耀等，所有這些都在遠非黃金時代法國貴族的統治階級所處的時間和環境中反復發生。我也發現，泰納非常法國化之處在於，他從不在《由來》中免除他對良好公民身份的偏愛。泰納的確向往苛刻的和嚴謹的歷史方法，但他隻能把歷史當成某種為較高的道德理想服務的工具。 相反，莫斯卡是一個意大利人，自然就具有分析性的思維方法。他依靠泰納的方法作為一種直接思維的工具，並設法變得客觀，並且成功地進行了“客觀的”分析，這種客觀程度對於一個還很年輕的人來說相當令人喫驚。我發現這是非常意大利化的。意大利人很容易並且自然而然地做別人即使不是完全不做、也很少做的事情，並且隻會以巨大的努力，遵循嚴格和持續的紀律去做它們：他們按照差別法進行思考。當世界的其它部分正在尋求說明“真的是善的，善的是真的，並且兩者都很美麗”之時，意大利人則忙著把德行、真理和美麗分開，並且既在心中也在理智中這麼做。也許這就是偉大的意大利人對“文明的貢獻”，而意大利民族主義者總是試圖發現這種貢獻。 我們可以恰當地補充，莫斯卡是一個西西裡人（1858年生於巴勒莫）。這一點也決定了他個性中的因素，美國人特別應該牢記這種個性。在通過思考來接近生活這一點上，美國人通常與西西裡人對立。美國人不耐心於理論、懷疑哲學和一般性原則。我們研究歷史，但幾乎從不研究歷史哲學。沒有幾個美國律師與法律哲學有什麼聯繫。如果讓一個美國人對理論歸納顯示出確定的興趣，他會被當作一個不實用的危險物，從公共生活中被驅逐出去。另一方面讓人驚異的是，相當多著名的美國人如此缺乏理論規範，卻可以在生活中過得很好，走得很遠。在更加深刻的歐洲人那裡，我們作為一個民族有著無知和幼稚的名聲，這部分歸咎於理論的缺乏。美國的理論水平比歐洲大陸的理論水平低多了。反過來，歐洲大陸在這方面總體上又在意大利之後，而偉大的意大利思想家又趨向於南方人。在莫斯卡一篇作為1884年版《理論》序言的有趣“自白”中，說他兒時的主要興趣在歷史和吹噓他的博聞強記上。但是在歷史學家莫斯卡那裡打動人的是這一事實，即歷史對他沒有任何意義，除非它變成了一般性原則、齊一性或哲學。對維科和布魯諾是這樣，對克羅奇也如此，他們都是意大利南方人。 其它兩個決定因素，一個是個人的，另一個是西西裡的，可能與莫斯卡觀點的形成有更為直接的關繫，而他則首先把這種觀點歸因於泰納。在1884年的《理論》一書中，莫斯卡嚴格堅持研究國家，這種興趣甚至在《原理》一書中也舉足輕重。與從馬克思到帕雷托在內的思想家對階級或統治階級概念的使用相比，莫斯卡這種狹窄的領域就更加令人注意。無疑，這是因為莫斯卡作為憲法和政治理論的學者開始其學術生涯。他首先在巴勒莫（1881—1886），然後在羅馬（1887—1995），成為這些題目的無薪講師。從羅馬開始，他接著成為一名都靈大學（1895—1923）的憲法教授，後來又返回羅馬（1923—1931）成為政治理論教授。現在很清楚的是，政府本身隻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階段，而統治階級理論的含義，如泰納在19世紀60年代所應用的和莫斯卡在1881年所設想的那樣，則開始於把社會當作整體，並趨向一般社會學。莫斯卡從來不是要在這個方向去超越《原理》一書中達到的界限。也許以一種職業的專業化精神，也許是因為實踐的原因，他總是向後和向內返回嚴格的憲法或政治問題，把他豐富和有啟示的思想變成暗示、斷言、或偶然的觀察，但是無論如何都未加以發展。 可以把莫斯卡平靜的傳記中顯示出的政治傾向稱作西西裡式的。並非所有西西裡人都是政治家，但是當一個西西裡人是政治家時，他會是一個好政治家。西西裡人適合搞政治，就像鴨子適應水一樣。北方意大利人當然也參與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但是他們在其中制造了許多騷亂。他們大聲喊叫，在街頭臨時演說臺揮舞手臂。報紙上充斥著他們的宣傳、論戰、向羅馬的遊行。他們打文字官司並參加決鬥。後他們進入政府，很可能隻擔心下一次運氣如何。與此相反，西西裡人隻是乘火車到羅馬，那裡有一輛四輪馬車等著把他帶到卡都西稱為“國會大廈點”的地方。這多少就是莫斯卡在公共生活中的經歷。他在1887—1895年擔任意大利下議院刊物的編輯（這是一種官僚性職位，它使得莫斯卡在擔任大學無薪講師時能維持生活）。1908年，莫斯卡自己成為一名下議院議員，以自由保守黨的立場連任兩屆議會，直到1918年（包括戰爭年月）為止，同時還擔任了薩蘭德拉政府（Salandra，1914—1916）的殖民部次長。1918年，他通過正常的皇室任命成為終身參議員，所有的經歷都沒有任何喧嘩、任何狂暴的爭吵，甚至沒有任何特別公開的聲譽。普利佐裡尼和帕皮尼（Papini）試圖在1903—1904年間宣傳莫斯卡——用那時的話說，就是“把他確定為一個公眾財富”。 普利佐裡尼在其1912年的“聲音”繫列中作出了第二次努力。需要提及，莫斯卡生涯的這個方面總是傑出的（eminent），但從未特別著名（prominent），它隻是加強了他的某種精神態度，使得他傾向於讓自己的這種工作永遠保持萌芽的形式，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把這種工作服從於某個政黨的前途。 意大利和西西裡背景、專業前途、學生時代就顯現出來的政治纔能，有助於我們明白莫斯卡在1881—1883年間對其統治階級理論的發展。此時，莫斯卡獲得了三、四個簡單觀念，他認為自己能夠利用它們勾畫出近代國家興起的歷史輪廓。他覺察到，與大多數人統治的理論相反，社會總是被少數人、被寡頭們統治。因此，流行的政府分類方法——如亞裡士多德的（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孟德斯鳩的（專制統治、有限君主制和共和制）和斯賓塞的（軍事的和工業的國家）——比起對寡頭們的分類來，都能夠被省卻。莫斯卡嘗試著進行這種分類，得出了幾種類型：軍事和教士貴族制、世襲貴族制、地主貴族制、流動財富（金錢）貴族制、德行貴族制（也就是允許社會中各種成分特別是貧困階級自由獲得權力）。現在看來，歷史上流行的各種政治理論——基於種族或家族概念的“特選民族”理論、神權理論或大眾主權理論——都沒有反映出潛在於這種分類下面的實在。因此，莫斯卡繼續發展了他的“政治模式”理論。總是有居於統治地位的少數人，但是這些少數人從不停留在掌握權力這一簡單事實上。他們總是通過理論和原則把他們的統治合理化，這些理論和原則反過來又建立在那些被統治者接受的信仰和倫理繫統之上。這些“政治模式”包含的東西極少可以被描述為“真理”，但是它們不應該被看作詭計多端的統治者刻意的欺騙或神化。相反，它們表達了人性中一種深刻的需要。通過它，人類更容易順從抽像的普遍法則，而不是個別人的意志。 這些觀點在1881年成熟起來，在1883年完成並於1884年出版的《關於政府和議會制的理論》中得到明確表述。盡管這部書為時已久，而且莫斯卡以後又寫了其它著作，它還是具有影響力和原創性。11年後的1895年，莫斯卡完成和出版了他的《原理》（《政治科學原理》，1896）。 與《理論》一書相比，《原理》以更全面的形式以及一繫列相當有啟發性的新觀念闡述了統治階級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