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序 公民教育和民主政治

章 斯巴達國家主義教育的教訓

第二章 “善”和“法”的教育：古典共和的政治遺產

第 三章 從“高貴的羅馬人”到帝國的官僚：無所作為的體制內教改

第四章 文藝復興時期的君主教育和人文教育

第五章 從古典共和到美國民主共和教育

第六章 美國早期大眾文化中的共和教育

第七章 美國建國初期公民社會和傑斐遜的“民主教育”理念

第八章 安分守己的國民與民主的公民教育

第九章“成人兒童”將成為怎樣的成人

第十章 公民教育和黨化教育：學校裡的政治教育和宣傳

第十一章 二十世紀的宣傳

第十二章 納粹德國的黨國主義教育

第十三章 德國納粹的宣傳和國民再造

第十四章 東德的“宣傳教育”為何不能成功

第十五章 沉默和失憶的國民是怎樣教育成的

第十六章 罪、恥、懼與道德教育的困境

第十七章 公民社會需要說理教育

第十八章 “好生活”的教育

後記

在當代漢語學者中，徐先生是我敬重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他具有強大的理論闡釋能力和深入的現實洞察力，他雖然是美籍華人，但他對祖國命運的關懷遠超過國內許多學者。

——傅國湧

政治不是道德清談。政治是正義和倫理原則踫到現實問題的灰色地帶。知識分子介入政治，他們的責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義和功利政治之外，幫助並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尋找自由與理性的支點。有人說，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簡陋的木筏雖然總很濕漉，但卻可以讓人安全地落腳，沒有沉船的危險。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隻有那些不怕濕了腳的知識分子，纔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徐賁人在國外，熟悉國際上前尚學術思想成果，同時擁有為恰當的對於中國問題的現實感。他綿密曉暢的行文，是運用知識和理性把問題講清楚的典範。他的這本書正是我們目前需要的。

——崔衛平

（他）是一個很難用學科來界定的學者，是文學的、歷史的、哲學的，也是社會學的、法學的。激情與理性的奇妙的混合，可以稱之為一種知識分子的學者寫作。

——許紀霖

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雖然熱鬧非凡，但是其中真正具有真知灼見、切中中國本土現實的並不多見，許多文化批評或者食洋不化，或者有意回避中國的切實問題。徐賁先生既有深厚的西方學術修養，又能夠直面中國的真實問題，故其文化批評常常能夠借助西方的理論對中國的現實問題得出令人警醒的診斷，顯示出尖銳的批判鋒芒和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

——陶東風

徐賁教授的著作，一秉他多年著述的風格和情懷，將研究目光投到全球化進程中凸顯出的問題上，強調肯定群體尊嚴的價值，是全球化進程不能繞開的真問題。

——劉蘇裡

不管徐賁自己本人是否意識到，他是在追求歐洲傳統的“知識整體性”的學術理念。與這種理念結合在一起的傳統人文主義精神，有一種共同的、難以分割開來的價值觀：人的自由具有不可剝奪的價值——人的主體自治價值、他人的幸福也就是自己的幸福——與他人目的一致的價值和人類各個成員有平等尊嚴的價值。關於這三種價值觀及其相互關繫的論述，在徐賁的著作中隨處可見。……他大多數文章是從第三者的立場敘述，敘述和論證合為一體。援引的文獻即使非常艱深，徐賁通過自己理解後的轉述，一個個故事娓娓道來，通過“講故事”，文體變得平易，顯示他的“業餘性”，而這種“業餘性”正是公共性所必需的。

——孫傳釗

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描繪的那個國家是不需要有國民教育的，因為那裡的國民在出生之前就已經培育好了。那些是一種“基因教育”，不是國民教育。在那個國家裡，所有的國民都是在國家的“孵化和定型中心”生產出來的，他們分成五等，前兩種人數量很少,智商較高;後三種人數量眾多,由成倍裂變法增殖,智商很低,具有完全可靠的整齊劃一性。“美麗新世界”的治國口號就是“集體、同一、穩定”，那裡的國民就是按照這樣的國家目標而生產出來的。

美國作家勞裡（Lois Lowry）的《記憶傳授人》描繪了另一種理想的國民教育，它從每一個兒童出生的那一天就開始的。每個家庭都是按國家計劃的模式組成的，每一對“夫妻”可以申請到一男一女兩個子女，形成像樣板戲《紅燈記》裡那種沒有自然血緣關繫的組合式“革命家庭”。那些真正生育的女子一生中隻能在3年中生3個孩子，然後便成為終身的勞工。孩子們在家庭裡由父母按照國家的規定來教育，不允許使用不正確的字詞，不允許有不正確的服飾、發型或打扮，到了青春期，便需要服用藥物來控制“激情”。每年會有一天為孩子們進行歲數增長的儀式，一歲的孩子會被授予名字，八歲的孩子要開始參與義工工作，九歲的孩子會收到一輛腳踏車，十二歲的孩子，在經過長老們一年來的性情與興趣觀察後，會被分配適合的工作。於是，每個人都在適合他的位置上成為安分守己的國民。

這個國家的記憶是由專門的“記憶傳授人”保管的，其他人不得擁有，關於過去，所有的國民該知道或不該知道的事情都是規定好了的。而且，所有的人看這世界都隻有黑白二色，看不見其他的顏色。他們的眼睛退化，代代相傳，色盲終於進入了他們的基因。十二歲的喬納思被選中成為記憶傳授人的接班人，並為此接受他師傅的專門教育。然而，偏偏是這個喬納思成了一個“不可教育的人”，因為他的眼睛天生與其他孩子不同，他能偶爾看到黑白之外的顏色，他次看見有顏色的是一隻紅蘋果。像《聖經》故事中那樣，蘋果成為犯罪誘惑的像征，但他反的是思想罪，因為他能看見他不該看見的東西。由於他的不可教育，他注定必須從他的國家消失，消滅成為他教育的後階段。

當教育變異為一種統治手段的時候，它是為統治權力的目標服務的。這樣的教育會在被教育者身上造成極具傷害性的影響。林賢治先生在他編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體記憶》中說，那些接受了黨的教育的“黑七類”子女，“除了極少數較為開朗、豁達，願意跟人們交談來往者外，大多數長成內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動，沉默寡言，離群索居”。對這些被教育者來說，教育是一種心靈的摧殘，留下的是終身難以愈合的烙印和創傷。

法國革命時代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以他的殘忍聞名於世，他的殘忍是為了一個“美好”的目標，那就是完成對法蘭西人的國民教育，將他們塑造成新人。歷史學家斯凱瑪（S. Schama）對此寫道：“羅伯斯庇爾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公學(Lycée louis-le-grand)學習時，老師們一定對他的政治教育發生了很大影響。他後來把自己當成了一個救世主式的導師，揮舞一根很大的棒子來培養國民們的美德。他把革命本身設想為一個學校，在這個學校裡，道德能增長知識，但是，道德和知識都必須由紀律來保證。他喜歡這麼說：恐懼和美德都是人的自我完善所必不可少的，“沒有美德，恐懼會變得有害，沒有恐懼，則美德變得孱弱。”

羅伯斯庇爾所持的那種的國民教育觀幾乎是所有的激進革命家所鐘愛的，也驅使他們一次又一次展開極其殘酷的對人的改造工程。政治學家範根斯坦倫（H. van Gunsteren）說，這種對人的改造工程（human engineering）假設，“隻要人民不像他們現在這個樣子，他們就不會有現在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把他們改造成新人”。範根斯坦倫稱此為一種“不負責任的異想天開”，對於羅伯斯庇爾這樣的革命幻想家來說，也許是如此。但是，對於像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那樣的革命家來說，把國民改造成“新人”的教育，那就不僅僅是“不負責任的異想天開”，而根本就是處心積慮的極權統治和精心策劃的陰謀權術了。

在他們的統治下，監禁、流放、苦役都是“教育”或“再教育”。即使連那些不可教育的人也可以對其他人起到教育作用。社會學家埃呂（J. Ellul）稱這是極權對國民教育和宣傳的詭異的發明。它把有異端思想的人放到“民主討論會”或“批評與自我批評會”這樣的組織化環境中,逼迫他承認自己的錯誤,用他自己的嘴巴說出強迫他檢查的人是多麼正確，對他的教育又是多麼及時。

教育是一個美好的字眼，教育是人類的一種像飲食一樣自然的需要，《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教育是為了讓人明白道理。早的雅典國民教育是讓人民學會可以賴以為生的手藝。普魯塔克在“梭倫傳”中記載，“雅典的立法者梭倫說，為逃避危險從四面八方不斷湧來的人已經使這個城市人滿為患，但是這個地方土地貧瘠，不宜耕種，從海上來做交易的也因為人民付不出錢而不帶來他們需要的貨品。因此，梭倫要求城邦的人民學會手藝，他訂立了法律規定，如果父親不教兒子手藝，則兒子沒有為父親養老的責任。”共同體成員的教育是為了幫助他們能夠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為了讓統治者能更方便，更隨心所欲地統治他們。

現代的國民教育，當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時，可以幫助人民變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當它是專制統治的臣民教育或黨民教育時，它卻使人民變得愚昧、順從，既沒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沒有自我實現的意願。我們關注國民教育，期待的是種，同時也需要警惕第二種，因為第二種國民教育是一種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偽裝並掩蓋了發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權力欲望，而這種權力欲望帶來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壓迫、奴役和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