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教授，巴西重要的經濟學家，社會學、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士，政治學碩士和經濟學博士。現為巴西裡約熱內盧聯邦大學教授，聯合國“全球經濟與可持續發展”課題組協調人。已出版個人專著3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近20篇、出版合著40餘部。其著作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40多個國家出版。

楊衍永，男，1937年11月生，山東黃縣人，譯審。現任西、葡、拉美研究會會員，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成員。1956年9月至1960年8月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繫學習。1960年9月至1961年8月任該繫助教。1961年9月至1965年1月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翻譯組擔任西語教學和翻譯工作，1965年1月—1969年5月中聯部外語班任教員。1969年6月至1973年11月中聯部干校勞動。1973年12月至1976年3月中聯部拉美組下南美組組員。1976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恢復後到編譯室工作。1985～1987年派往阨瓜多爾中國教練組工作，任組長兼翻譯。主要專長是西班牙語翻譯與教學，現從事西班牙語翻譯與教學。

毛金裡，1937年4月，江蘇太倉。1959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繫。1966年11月～1968年底借調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翻譯《*選集》。1984年9月～2002年4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工作，其間1985年4月至1988年底借調外交部派駐墨西哥大使館工作，任一等秘書、調研室主任。1997年5月至2002年4月退休後返聘工作。1999年11月30日榮獲阿根廷政府授予的“五月勛章”。

白鳳森，男，1941年1月出生，北京人。196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繫西班牙語專業。1965年9月至1978年8月任教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繫學院；1978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從事專業翻譯和研究工作；1985年調入拉丁美洲研究所編譯室工作，後任副主任；1993年被評為譯審；1995年調入社會文化研究室，先後擔任副主任和主任；2001年1月退休。從事國際問題專業翻譯和拉美社會和文化研究工作。

叢書總序

中文版簡評

序

緒 論

部分 帝國主義的矛盾

章 當代帝國主義及其矛盾

一 對國際階級鬥爭的評論

二 世界壟斷性一體化進程

三 當代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

四 主要矛盾的種種表現

五 依附國

第二章 多國公司：當代帝國主義的細胞

一 多國公司的概念

二 定量比較

三 多國公司的演變

四 與“宿主”經濟的有機聯繫

五 多國主義的矛盾

六 多國公司和國際分工

七 新的國際分工的困難和矛盾

第三章 多國公司與世界經濟

第四章 在美國的集中和壟斷

一 技術和公司的規模

二 新的集中形式

三 反托拉斯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

第二部分 帝國主義的危機

第五章 經濟危機理論

一 對問題的一般看法

二 危機理論

三 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

四 戰後的變化對周期的影響

五 戰後的高漲及其局限

六 資本主義的新危機與國際形勢的諸因素

第六章 1967～1975年：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及其特點

第七章 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1967～1971年

一 承認危機

二 戰時經濟及其限度

三 通貨膨脹與衰退並發

四 危機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146

五 新戰略及其難題

第八章 1972～1973年：經濟恢復及其限度

一 美國的經濟恢復

二 歐洲和日本的形勢

三 危機期間的社會主義集團

四 對拉丁美洲有什麼影響

第九章 1974～1975年：大蕭條

一 蕭條的原因及其影響

二 1974～1975年蕭條的特點

三 制度內部有解決辦法嗎？

第十章 政治危機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

一 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及其激進化

二 帝國主義的政策

第十一章 社會主義國家，它們的內部分歧與各國共產黨

一 共產黨政治路線的演變

二 共產黨和社會黨聯合的經歷

三 作為大國的蘇聯與軍事前景

第十二章 激進化傾向：法西斯主義與極左派

一 法西斯主義的重新出現

二 向左激進化：極左派

第三部分 依附與革命

第十三章 發展理論及其危機

一 關於發展理論的假設

二 模式和形式

三 發展的障礙

四 充分有效地利用資源

五 關於發展的觀念

六 關於發展理論的幾點結論

第十四章 拉美發展模式發生危機

一 不發達的歷史條件

二 發展的道路

三 發展模式的危機

四 結論

第十五章 依附概念的形成

一 依附和內部結構

二 何謂依附

三 這種分析對發展理論的意義

第十六章 依附的結構

一 出口經濟

二 新型依附

三 對生產結構的影響

四 幾點結論：依附性再生產

第十七章 經濟依附和國際上資產的轉移

一 國際價格：吞占的機制

二 服務：吞占的另一種機制

三 資本輸出，對國際勞動力的直接剝削

四 依附的積累機制：外債和國際“援助”

五 巴西：對外結算逆差的範例

第十八章 依附概念的理論背景

一 《資本論》中關於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壟斷的論述

二 從第二國際到列寧主義傳統

三 安德烈·岡德·弗蘭克描述的殖民地資本主義

第十九章 依附理論問題

一 存在著依附情況嗎？

二 對依附問題作辯證的研究

第二十章 依附和經濟危機

一 理論問題

二 出口經濟

三 同某些理論的比較

四 戰後的變化和經濟形勢的內部周期

五 關於依附國危機的理論

第二十一章 拉丁美洲危機的總特點

一 拉丁美洲，對形勢的診斷

二 面對危機的統治階級

三 面對危機的民眾階級

第二十二章 變革的種類、階級和社會力量

一 幾點說明

二 發展的社會新角色

三 新的國際資本

四 國家資本主義

五 民眾運動

第二十三章 新的依附與變革的選擇

一 新的國際分工

二 討價還價的依附

三 模式的幾種變體

四 社會主義模式

五 總的看法

第二十四章 跋：嚴重衰退的經濟形勢下的拉丁美洲

一 經濟危機與拉丁美洲

二 經濟形勢的發展趨勢及前景

我很高興能接受來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領導的邀請，給《帝國主義與依附》第三版撰寫序言，這本書被認為是社會科學領域相關議題中的經典作品。但需要反復思考其中的論點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時效性。由委內瑞拉阿亞谷卓圖書館出版社和委內瑞拉中央銀行聯合出版的西班牙文版被認為是“拉丁美洲社會科學類經典圖書”，這讓我感到非常欣慰。與此同時，《帝國主義與依附》原文被收錄進西語版的《作品集》中，這部《作品集》由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經濟研究所在線推出。雖然距本書次出版已經過去四十年了，但各方對這部作品所表現出的濃厚興趣說明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時效性。四十年了啊！

為了準備這篇序言，我重新閱讀了這本書，嘗試概括主要論點，重新肯定了版的理論、方法論和分析法。我可以毫不吹噓地說，雖然在這四十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書中的基本概念，比如理論框架和方法論，運用得極其成功。

首先，我想談一談馬克思思想的一個主要觀點，這個觀點並不是很突出，甚至被他的很多追隨者否定。即通過不同的抽像層次引導對社會現像的感知（廣義上是知識）是很重要的，通過這些不同的層次我們可以接近事實，將抽像的能力融入社會動力或是具體的歷史動力之中。科學知識從具體出發，但抽像隻能通過回歸具體纔能得以實現。

這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論點，即尋找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基本規律，與後來致力於更具體地解釋歷史上多種社會結構動力的理論分析區別開來。比如帝國主義這一全球性社會現像的出現（帝國主義的出現甚至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萌芽），國際分工、壟斷的出現以及國家資本主義的擴張。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認為社會經濟規劃和國家干預是實現人民幸福的必要手段。

在“西方”，大部分戰後經濟政策都瞄準了凱恩斯主義。凱恩斯認為現代政府有義務保證經濟發展和充分就業。然而，“西方”的經濟思想並沒有將兩次世界大戰和數次殖民戰爭納入世界範圍內的資本積累動力的範疇。這樣就形成了20世紀純粹意識形態的版本，該版本把這個世紀形容為積累、財富擴張和福利的時代。戰爭與成萬上億的死者一起成為了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無關的現像。納粹法西斯主義也被解釋成錯誤的行為和價值觀。

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為理論分析所做的努力被掩蓋了，他們預見到了世界大戰的趨勢。這是資本積累到壟斷和帝國主義階段之後的必然結果。盡管殖民戰爭並不是帝國主義的關鍵要素，但馬克思在他關於對殖民地印度的帝國主義擴張的經典分析中，將受制於殖民利益的物質進程及其暴力、血腥、充滿了貧窮和死亡的特點納入擴張進程之中。

這些預言由第二國際收錄，預言證實在19世紀末期，可以將馬克思的偉大理論應用於社會階級鬥爭之中，並指出工人階級可以發展高水平的政治組織。盡管馬克思的政治目標十分宏大，但是工人已經在國內開展階級鬥爭，通過革命鬥爭取得身份認同，並通過建立工會和強有力的、有國家執行力的政黨來實現民主。不能忽略工人與在強大的資產階級政府中建立的物質和精神基礎之間的關繫。這已經有了前車之鋻。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他們主要的哲學作品《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已經強調這一點是階級鬥爭的基礎：統治階級的意志就是國家意志。這使得社會主義黨派於20世紀20年代在自由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由於工人政黨決定倒向國內資產階級，第二國際破裂。在社會結構這一抽像水平上理解可能的或是必然的歷史變化是十分必要的。社會結構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流行的社會學思潮。

總而言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識形態影響下，社會主義黨派或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出現和消失，以及19世紀末社會主義黨派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力量的加強，使得政治焦點彙聚在一場激烈的辯論之中：在由歐洲資產階級組建的社會中，工人階級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以及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主義轉型的具體可能性。這樣的辯證觀點對工人運動產生了衝擊，引發了非常消極的分歧。在民族國家內部，推動理解經濟動力與政治動力之間的關繫，以及意識形態鬥爭的權重與直接了解社會經濟資料的能力之間的關繫。這些資料將為歷史時機的分析打開新的領域，在該領域中社會實踐、政治實踐、經濟實踐、意識形態實踐、精神實踐和文化實踐在歷史進程中相互交織，並全面依賴於具體的人類活動。因此，在能決定運動性質的具體情況的影響之下，社會經濟學分析會得到極大的提高。這種具體情況並不會削弱理論觀點，這是從具體情況中抽像出概念的艱難過程。這些具體情況是不準確的。然而，由於普遍規律的限制，它們無法自由發展。

目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具體的社會團體，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變成了科學分析的目標。但是，這些社會力量的利益越明確，越會轉化為政治宣言、政治口號或公會口號、黨派綱領以及其他諸多表現形式。偉大的社會團體，尤其是為理論和經驗研究等精神產品源源不斷打下基礎、並以此作為其利益所在的社會階層，表現出了政治意願及歷史意願。他們研究的價值體繫被應用於化解相互對立的社會利益之間的衝突。他們還在一定的歷史基礎上研究意識形態的形成。我認為運用布哈林在研究歷史唯物主義時提出的階級心理概念能夠對此進行更好地理解。

物質需求轉變為主觀需求，終被自上而下地表述為公共政策以及政府政策，並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在復雜的歷史辯證法中自下而上產生的壓力。

歷史進程和有一定意識的人類活動讓我們打開了通往智能之路，智力日益成為人類進化的決定因素。讓我們打破建立在意識形態基礎上的抽像意識，這種意識形態隻能有限地動員人民。社會科學會轉變為政治鬥爭的重要因素。

方法論的進步意味著我們的科研成果有著日益堅實的基礎，並精確地勾勒出《帝國主義與依附》以及其他同時期作品的雛形。然而，這個時期的作品能取得極大的進步歸結於當時風雲詭譎的局勢，這種局勢幾乎決定了我們所有的生活。

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巴西人民的民主進程不斷地深化，並引發了一繫列的鬥爭。一些歷史事件也因此受到影響。此外，在1964年的巴西政變中，人民民主進程被當權的帝國主義勢力打敗，我們被迫轉入地下，直到1966年我們去智利避難。智利“人民團結”陣線把我們帶到智利大學經濟繫的社會經濟學研究中心，讓我們創建依附問題的研究小組。在此期間，由於我曾經在美國北伊利諾伊大學擔任六個月的教職工作，因此能與外界保持聯繫，而且1968年迎來了全球反抗運動的高潮，這使得我們能夠在不與世界脫節的前提下，深入研究馬克思的思想。

我加入了智利社會主義黨，並參與創建了“智利今天”研討小組，這個左派小組極力支持對當前經濟、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繫統性思考。很快，由於針對薩爾瓦多·阿連德發起的政變和隨後的鎮壓，1973年，智利政府把我把寫進了份通緝名單，我不得不到歐瑪爾·托裡霍斯總統領導的巴拿馬共和國的使館尋求庇護。我很快在墨西哥得到了政治庇護，在那裡繼續進行科學和策略思辨，一直到準備寫這本書，其中的數份材料是從血腥暴力的智利政變分子的屠刀下救出的。

也許本書沒有直接反映這些經歷，但是我能肯定這些經歷極大地影響了我的創作。因此，讀者們也許會覺得本書的結構非常特殊。本書分為三個部分，在連續的方法論循環中，我們從抽像的部分談到體的部分。在解釋本書內容的引言之後，我們引入了本書的個部分，標題是“當代帝國主義及其矛盾”。在這一部分中，我們極好地應用了社會結構的概念，將分析與國際背景相結合，正如將生產過程和社會歷史關繫相結合，並呈現出矛盾與和諧並存的特點。

現在常提到資本主義的不同模式，但很少提到社會主義的模式。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在全球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列寧在研究帝國主義時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希爾費丁說明了金融資本在帝國主義新歷史階段的作用，布哈林強調了國際分工、金融資本和國家資本主義的作用。這三者對資本主義新階段起著重要作用，同時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初級階段來說也是必須的。卡爾.考茨基提出資本整合和擴張的進程通過大公司的資本擴張得以體現，但忽略了其中的內部矛盾。列寧用一個具體現像佐證了這個觀點：世界大戰。這些內部矛盾引發了俄國革命、殖民地國家的反君主制度革命（比如中國的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等等。

在新時期，資本引發了生產力革命，在這樣的背景下考慮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試圖展現這些變化對當代社會結構形成的影響，以及對階級鬥爭新形式的影響。為了保證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發展而發展，無產階級艱苦抗爭，與此同時，其自我意識不斷覺醒。由於工業革命和自我覺醒，無產階級不再像馬克思、恩格斯時代那樣，圍繞著領袖人物組成小團體。

19世紀末，恩格斯強調這是資本主義的新時期，因此，也是新興工人階級的新時期。新興工人階級有能力挑戰現行的經濟、社會秩序，卻是由工人階級中的精英組建而成。這是由於受到了帝國主義甚至是殖民主義的制約。全新的社會結構也促成了二十世紀初新的力量對比。這意味著“永久革命”戰略的根本性變化。在“永久革命”策略中，革命的工人階級是社會力量以及政治力量中的少數，卻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堅力量，將革命帶向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力量對比的新階段。工人階級將組建自己的政黨、公會和研究中心，並爭取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霸權以及直接領導權。運動策略變成了“大多數人的革命”，恩格斯給這一策略賦予了邏輯並強調資產階級放棄了民主自由的理想。這難道是納粹法西斯主義作為大資本意識形態出現的前兆？

本書部分的理論和經驗論深入研究了全球技術和經濟集中化的影響。世界經濟的形成和擴張直接影響了生產過程的組織形式，並在世界經濟範疇內形成了新的分工，而跨國組織是世界經濟一體化過程的母體。世界經濟通過新的國際分工得以發展。這個過程建立在資本集中的基礎上，這同社會變革的形式主義觀點是背道而馳的，而資本的集中導致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擴張。民族國家有強大的實力，區域一體化促成了歐盟的成立，這是本書版出版之時國家間權力集中的表現形式。

第二部分分析了美國政府的反壟斷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立場與美國在全球一體化進程中推行壟斷之間的矛盾。壟斷的推行完全依賴於美國在全球資本主義新階段的不斷干預。世界經濟愈發失衡，但愈發多樣化。

我為世界體繫理論做出過一點特殊的貢獻。本書第二部分分析了帝國主義的長期危機。我和曾經一起共事的同事一起研究馬克思理論，深入研究了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影響。19世紀康德拉捷夫發現了長周期，並提出了資本積累的概念。這位年輕的經濟學家是革命民粹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參加過俄國革命，重申農民經濟的重要性。他在領導經濟研究中心時證明了，至少從19世紀開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呈現出長周期（15年到20年的上升期和15年到20年的衰弱期）的特點。

蘇聯的政治鬥爭終止了他的深入研究，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終英年早逝。但數據證明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波動的持續性。1930年，熊彼特在一本關於世界危機的重要作品中提到了他的觀點。20世紀70年代，幾位馬克思主義學者在熊彼特的影響下繼續發展出優秀的研究成果。

20世紀70年代初，我著手深入研究長周期理論，這一理論挑戰了研究經濟發展的主流思想。馬克思的經濟思想需要有所擴充。他已經證明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是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意志體現。資產階級將經濟現像視為基本概念的核心，並不認為經濟周期是資本積累的關鍵。與之相反，“經濟學家”們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發掘“經濟平衡”的條件，該條件由自由市場規律決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危機——它的存在是無法避免的——過去及現在的根源在於“經濟學”“外部”的因素。

我批判政治經濟學的內容主要在本書的第二部分體現，我無法在本段中簡要概括。我認為，要預測那幾年的進程，用“社會結構”概念分析具有決定性作用。社會結構的概念更好地分析了當代經濟的形勢，其中的長周期理論有著顯著的重要性，該理論對不同社會結構的“演化”趨勢有很大的影響。社會結構向通過跨國組織表現的帝國主義，壟斷經濟以及引導壟斷經濟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趨勢發展。其中，國家資本主義支持著並不存在的“自由市場”，並服務於大資本和在全球擴張的壟斷市場。

我們還指出了金融資本在這一全球進程中所起的主導作用。之後的許多研究都導向未來學以及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之間的關繫，並開創了極其豐富的研究領域。為了支持這個觀點，我集中研究了長周期和技術範式之間的關繫。初級的技術創新很快能在國際範圍內引發中級的技術創新。伴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在全球占主導地位的金融資本也與科學周期息息相關。20世紀40年代，科學統領了技術的發展，開闢了針對科學技術革命對現代資本主義巨大影響的研究領域。針對這個話題，我們在本書中進行了大致的描述，並在之後的諸多作品中進行了闡述。

本書的第三部分和後一部分講述了依賴於世界體繫，並處在世界體繫邊緣的經濟和社會力量。世界體繫日趨一體化，同時又充滿了矛盾。不同於那些保守的“科學家”想強加於我們的結論，我們的分析並沒有得出平衡世界體繫的結論。我們所看到的是，全球化新階段意味著矛盾的深化，這些矛盾同當代世界體繫有相同的結構。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結構中，社會力量是其主要組成部分，並為其意志的實現而鬥爭。在世界範圍內，現代世界體繫和當代世界體繫爭奪著霸權。這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但很遺憾，隻有為數不多的思想中心能夠采取批判的觀點，讓人類社會達到和平的更高境界，取得人文的、可持續的發展。

我曾經歷過緊張的政治和社會形勢，正如此時巴西經歷著的動蕩，但我依然繼續研究這個話題。在出版了《帝國主義與依附》之後，中國社科院還翻譯了我的其他幾部作品，還讓《帝國主義與依附》這本書更上一層樓。我們進一步分析了科學技術革命理論及其與經濟周期的關聯，進一步解釋了有關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辯論，強化了我們對新自由主義危機的研究。我們還試圖在中國經濟增長和美歐霸權深陷危機的背景下分析新的世界形勢。我們概括了本書的論點，並將其納入葡文版的《發展與文明》一書版。在《發展與文明》中，我們強調了發展中的中國在全球文明建立過程中的重要性，我們已經為全球文明的建立奮鬥許久。

我想，讀者在閱讀或是重新閱讀《帝國主義與依附》時會感到滿足。至少，這將會是一場並不平靜的智力冒險。（林葉青譯）

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寫於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