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11年10月22日傍晚，還不滿十八歲的毛澤東佇立在故鄉湖南省首府長沙市內一個高地上。他度過了極其激動人心的一天。那天早上，十二天前在武漢首舉義旗反對清王朝的革命在長沙也爆發了，幾小時之內就推翻了舊的帝制政府。現在毛澤東看到，城內白旗林立，迎風招展，上寫“大漢民國萬歲”幾個大字。

在一定意義上，這段話概括了當時中國的形勢，以及毛澤東半個世紀以來為改造中國而奮鬥的前進方向。“民國”一詞，當時被用來翻譯西方的“共和”這一概念，意即“人民的國家”。這在當時確實是一種非常革命的思想。按照傳統的儒家觀點，人民的政治職能是服從其正統的統治者，直到19世紀後十年，纔有人提出，隻要每個公民自覺地參加社會生活，就能激發出為使中國重新富強所必要的活力。早形成這個觀念的人是嚴復。嚴復是傳播西方思想的先驅，他所翻譯的穆勒、斯賓塞、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不久之後就讓毛澤東讀起來如饑似渴。擁有這種觀念的人有1898年的維新派，後來還有孫中山及其同盟會中的同志，不過他們采取了比較激進的形式。他們為了舉行起義，推翻清王朝統治，建立共和國，已進行了一繫列的嘗試，但都失敗了。現在，“人民的國家”終於宣告成立了。

但這個“人民的國家”，同時也就是“大漢民族的國家”。究竟大到何種程度，幾天以後英王陛下駐長沙領事從一件事情上看出來了，在宣告新政權成立的文件上，“大漢民國”幾個字，比在同一頁上的“大英王國”高出兩格。他不得不把文件退還長沙革命當局。

在其整個政治生涯中，毛澤東將徹底改造中國社會作為自己的目標，旨在將中國人民的力量解放出來。引導他進行這項事業的是起源於西方的思想，初是19世紀的自由主義，後來是列寧主義的集體主義。但同時他決心使“新中國”、“人民的中國”在國際上恢復其應有的地位，即居於首位。

大約一個世紀以前，歐洲人開始巧妙地以炮艦、貿易、傳教士相結合的辦法來“教化”中華帝國。自那時起，中國人對本國文化的極其珍視，一直是歐洲人感到惱怒而又迷惑不解的一個問題。中國人把中國視為“中央之國”不足為奇。大多數強大的民族，至少在其上升時期，往往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更為值得注意也更加與眾不同的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即認為中國的文明是真正的文明，中華帝國囊括了整個文明世界。

這種觀念是中國在三千年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我們現在知道，中國在歷史上時而統一，時而分裂，有時為異族所征服，但從未接觸過與其同樣發達的文化，更不用說比它更發達的文化了。13世紀的蒙古族征服者，同17世紀的滿族征服者一樣，不久就為漢人所同化。在受到西方衝擊以前，隻有在一千多年前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之後，中國纔受到外來思想的嚴重影響。雖然這種異域的信仰在少數人中間作為宗教而存在，並對儒家思想本身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不久就為固有的傳統所淹沒而發生很大變化。

除其發展主要是處於孤立狀態外，中國的傳統中有兩個因素使中國在傳統上和南亞、東南亞各國根本不同，這就是珍視歷史和關心政治（把政治視為人類活動的基本內容之一）。誠然，傳統的中國歷史觀，把歷史看作朝代興衰的循環過程，而不是逐步向前發展的，走向進步或作出補償。按照儒家的觀點，早有人指出，政治是等級制和極不民主的。所以中國同現代世界的接觸勢必從基礎上動搖其傳統。但是，這種傳統引導中國人民重視民族生存的歷史和政治發展這兩個方面，從而又使中華民族異常傑出地屹立在現代的世界上。這種歷史感和政治命運感，又使毛澤東及其同僚，易於而且必然保持今日中國同漢族帝國之間的連續性，盡管世界上激進的一次社會革命引起了許多變革。

今日之中國是經過半個世紀之久的革命後誕生的，而這場革命的方向實質上是由既是理論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澤東決定的。如果說新中國看來趨向於在一定程度上將共產主義因素和傳統因素融為一體，那麼，這種走向融合的傾向是中西兩種模式和思想長期在極其混亂的狀態下相互鬥爭的結果。到19世紀末，顯而易見，中國人必須向歐洲人學習，以增強國力，抵抗其入侵。但是這種必要性所引起的羞辱感，卻不亞於中國人歷來對夷人所懷抱的巨大優越感。中國人因憂慮國家的前途，也因猶疑不定究竟能夠或應當從歷史上批判地繼承些什麼而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毛澤東出世了。

在一定意義上，這段話概括了當時中國的形勢，以及毛澤東半個世紀以來為改造中國而奮鬥的前進方向。“民國”一詞，當時被用來翻譯西方的“共和”這一概念，意即“人民的國家”。這在當時確實是一種非常革命的思想。按照傳統的儒家觀點，人民的政治職能是服從其正統的統治者，直到19世紀後十年，纔有人提出，隻要每個公民自覺地參加社會生活，就能激發出為使中國重新富強所必要的活力。早形成這個觀念的人是嚴復。嚴復是傳播西方思想的先驅，他所翻譯的穆勒、斯賓塞、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不久之後就讓毛澤東讀起來如饑似渴。擁有這種觀念的人有1898年的維新派，後來還有孫中山及其同盟會中的同志，不過他們采取了比較激進的形式。他們為了舉行起義，推翻清王朝統治，建立共和國，已進行了一繫列的嘗試，但都失敗了。現在，“人民的國家”終於宣告成立了。

但這個“人民的國家”，同時也就是“大漢民族的國家”。究竟大到何種程度，幾天以後英王陛下駐長沙領事從一件事情上看出來了，在宣告新政權成立的文件上，“大漢民國”幾個字，比在同一頁上的“大英王國”高出兩格。他不得不把文件退還長沙革命當局。

在其整個政治生涯中，毛澤東將徹底改造中國社會作為自己的目標，旨在將中國人民的力量解放出來。引導他進行這項事業的是起源於西方的思想，初是19世紀的自由主義，後來是列寧主義的集體主義。但同時他決心使“新中國”、“人民的中國”在國際上恢復其應有的地位，即居於首位。

大約一個世紀以前，歐洲人開始巧妙地以炮艦、貿易、傳教士相結合的辦法來“教化”中華帝國。自那時起，中國人對本國文化的極其珍視，一直是歐洲人感到惱怒而又迷惑不解的一個問題。中國人把中國視為“中央之國”不足為奇。大多數強大的民族，至少在其上升時期，往往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更為值得注意也更加與眾不同的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即認為中國的文明是真正的文明，中華帝國囊括了整個文明世界。

這種觀念是中國在三千年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我們現在知道，中國在歷史上時而統一，時而分裂，有時為異族所征服，但從未接觸過與其同樣發達的文化，更不用說比它更發達的文化了。13世紀的蒙古族征服者，同17世紀的滿族征服者一樣，不久就為漢人所同化。在受到西方衝擊以前，隻有在一千多年前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之後，中國纔受到外來思想的嚴重影響。雖然這種異域的信仰在少數人中間作為宗教而存在，並對儒家思想本身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不久就為固有的傳統所淹沒而發生很大變化。

除其發展主要是處於孤立狀態外，中國的傳統中有兩個因素使中國在傳統上和南亞、東南亞各國根本不同，這就是珍視歷史和關心政治（把政治視為人類活動的基本內容之一）。誠然，傳統的中國歷史觀，把歷史看作朝代興衰的循環過程，而不是逐步向前發展的，走向進步或作出補償。按照儒家的觀點，早有人指出，政治是等級制和極不民主的。所以中國同現代世界的接觸勢必從基礎上動搖其傳統。但是，這種傳統引導中國人民重視民族生存的歷史和政治發展這兩個方面，從而又使中華民族異常傑出地屹立在現代的世界上。這種歷史感和政治命運感，又使毛澤東及其同僚，易於而且必然保持今日中國同漢族帝國之間的連續性，盡管世界上激進的一次社會革命引起了許多變革。

今日之中國是經過半個世紀之久的革命後誕生的，而這場革命的方向實質上是由既是理論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澤東決定的。如果說新中國看來趨向於在一定程度上將共產主義因素和傳統因素融為一體，那麼，這種走向融合的傾向是中西兩種模式和思想長期在極其混亂的狀態下相互鬥爭的結果。到19世紀末，顯而易見，中國人必須向歐洲人學習，以增強國力，抵抗其入侵。但是這種必要性所引起的羞辱感，卻不亞於中國人歷來對夷人所懷抱的巨大優越感。中國人因憂慮國家的前途，也因猶疑不定究竟能夠或應當從歷史上批判地繼承些什麼而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毛澤東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