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 第二版

目錄

第二版序

序言

部分 人民共和國根基的再確認

“五四”與中國現代性文化的激進詮釋學

試談人民共和國的根基——寫在國慶六十周年前夕

主權者——紀念鄧小平誕辰一百一十周年

附錄 兩個“六十年”座談會整理稿 

第二部分 文化主體與文化自覺

我們現在怎樣做中國人——答《中華讀書報》記者問 

中國文化的根源是今天的中國人 

文化主體性的辯證法與歷史決定

文化自覺片論：啟蒙主義的政治危機與倫理危機

附錄一：重歸總體性思考，重建中國認同：答《社會觀察》

附錄二：傳統與形式創意：首屆喜馬拉雅文化思想論壇論文集小引

第三部分 文化政治的視野

尼采與文化政治

文化政治視野裡的普遍與特殊：論可比性

知識分子與民族理想——評理查德·羅蒂《為美國理念的實現——20世紀左翼思想》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悖論：多樣性還是單一性

啟蒙與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辯證法：邁向一種文化政治的現代身份建構觀

普遍性和文化政治——從《帝國》出版九年後的再評價談起

附錄：可比性、普遍性與文化政治——從卡爾·馬克思重新出發

第四部分 從“中國道路”到“中國夢”

中國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創造新的普遍性

中國夢——終於到了可以談談夢想的歷史時刻

普遍性與中國道路——答《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問

附錄：經濟理性時代的價值空洞——重訪哈貝馬斯“合法性危機”理論

第五部分 世界主義與中國認同

民族主義與當代中國

文化、政治與競技——2008 北京奧運會觀感

在中國，本土不是地域概念

全球化圖景下的中國認同

在新的矛盾統一體中確立價值認同

查理周刊警示錄——暴力、言論自由和有意義的生活

附錄：美國與世界

第六部分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大學

文化民族主義、“挫折感”與中國學人的精神使命

中國：走出全球化和民族主義的瓶頸

文化認同與學者的使命——梁任公《敬告留學生諸君》百年有感

經典閱讀是全球化時代的選擇

出版推薦

第二版序

張旭東

本書是一部論文合集，雖有明確的主旨和連貫的分析論述，但畢竟寫作時間有近兩個十年的跨度，涉及的頭緒和議題也較多，因而仍有必要在第二版問世之際，做一個簡略的說明。

大致而言，書中所收的文章可歸於兩個繫列。其一為“文化政治”繫列，裡面的文章多為2005年出版、2006年修訂再版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歷史批判》一書的餘墨或局部展開。其中部分是成書前發表在報刊上的單篇專論或訪談，比如談尼采、韋伯、羅蒂和“可比性”問題的篇目，部分是關於“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的意猶未盡的探討或對書評的回應。這些文章作為那本書的 “成因”與導引，或“後果”及餘波，都可被視為與之相關的較為繫統的概念分析，或論述的自然延伸。

另一個繫列則是圍繞“中國道路”這一時代命題所展開的討論。其中既有對萌興於八十年的啟蒙、文化自覺、主體性諸問題的繼續思考，也有對20世紀個十年裡出現的種種社會經濟、文化、思想機遇，以及其中蘊含的問題和可能性的即時回應與反思，包括全球化與本土化問題，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問題，傳統與形式創新問題，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正當性、合法性與“主權/主權者”問題。這些文章不少是報刊雜志和網絡媒體的約稿，其緣起大多在於一些具體事件、現像、紀念日或爭論性議題（如“五四”九十周年紀念、共和國六十周年紀念、鄧小平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對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評論、對北京大學教師制度改革引發的爭議的評論、對大學本科人文教育經典閱讀問題的思考，“中國夢”話題早出現時所做的座談，對2015年初法國《查理周刊》恐怖主義襲擊的觀察與思考，不一而足）。

這個“十年”以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志，開啟了中國經濟新一輪迅猛增長，決定性地改變了當代中國的物質—技術基礎和社會文化風貌，而在重塑集體性歷史經驗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繫列深刻的思想議題和理論挑戰。它未必“終結”於數字意義上的十年之後，而是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並步入“新常態”後徐徐落幕。這條歷史弧線的“高峰”或像征性頂點，或許是由2008年北京奧運會、2009年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紀念以及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這三個歷史景觀（historic spectacles）構成的。如今它們也自然成為回望上一個歷史階段時的記憶標志和情感附著點。

這一段剛剛過去的歷史，比任何單純的思想討論或理論論述都更好地解釋了 “文化政治”問題和“中國道路”問題的社會實質和論辯意義；就是說，它表明了書中所有文章的歷史決定和時代決定：它們事實上都是透過“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這個哲學意義上的&ldqu對立”和“辯證統一”，專注而持續地思考、回應、解釋、敘述一個極為當代性、極為“在地”的問題，即當代中國集體經驗和集體意識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與自我表述。貫穿全書的那種樂觀進取的態度，那種不憚於構建“大敘事”、主動觸踫甚至“招惹”大問題的自信，現在想來其實都得自這些文章誕生於其間的那兩個十年，特別是後一個十年，得自這個時代本身的能量與動態趨勢，以及種種經驗或價值上的（靠得住的或靠不住的）假定和預設。

這是“中國”這個生活世界疾速發展、膨脹、豐富化、多樣化的二十年；是中國人次大規模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分工體繫、擁抱這個世界也被這個世界所擁抱、改變這個世界也被這個世界所改變的二十年。與此同時，這也是“中國”這個巨大的實體、符號、制度和價值體繫隨著自身單純的物質增長和空間增長而不斷同其他意義—闡釋體繫的踫撞與磨合的二十年。這些文章雖然都是為某種具體思想議題的“當下”而做，並因此帶有十足的辯論色彩和“文化政治”傾向性，但被輯錄在一處時，仍然可見超越單個議題的總體思路，以及穿透一個歷史階段的“敘事性”意圖。

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一書的第三版（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同一繫列）序中，我把本書視為同它的某種“對話”， 即從“特殊性”或“個別性”角度，從中國經驗、中國問題出發，進一步釋論“文化政治”的概念和“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這裡不妨做一呼應，再次強調這樣一個既復雜又簡單的主題：

在思想和學術層面， “中國道路”本身是一種抽像，是一種特定社會、政治、文化和歷史經驗範圍內的“普遍”；但它的特殊的、具體的形態，隻能存在和體現於當代中國人個別的、由特定歷史條件和歷史可能性視野決定的集體行動和集體觀念當中。後者是一個現實概念，而非一個理想概念，它的歷史性展開注定是曲折的，會遭遇種種試驗、比較、反復和不確定；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真理與謬誤、成功與失敗的復雜的混合體，而不是什麼完美的、純而又純的、比照某種觀念性藍圖和理想設計原樣制造出來的東西。它在現實中的存在，必然體現為在“左”與“右”、“市場”與“國家”、“國”與“民”、經濟增長與機遇平等、（全球化語境下的）自主性與同他者的相互依賴之間的矛盾、衝突或“對立統一”之間的選擇或權宜之計。這樣的“道路”在魯迅的希望的形而上學意義上必然是集體性的，即《故鄉》中所謂“其實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它也必然永遠為將來之將要到來所保證，因為“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華蓋集續編·記談話》），盡管永恆的此刻作為歷史真理和現實力量的擁有者，同個人自由、趣味以及人的社會本體論價值和道德律令之間總是形成某種張力。

這條“道路”本身雖隱含在抽像與具體、普遍與特殊的辯證關繫之中，但它的歷史語境或參照繫卻是清晰的。它既包括中國社會發展的外部大環境（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環境危機、地緣政治板塊、啟蒙—現代性“高級文化”主流、民族國家體繫、“文明衝突”，等等），也包括作為它“給定的歷史條件和歷史前提”的中國傳統（古代政教傳統、近代革命傳統、過去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傳統）。但在一個同樣關鍵的意義上，中國和“中國道路”又是一個“不需要自身之外的參照繫”的歷史運動。這是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在回顧林肯、惠特曼、杜威、羅斯福新政以及六七十年代社會進步傳統時，對美國歷史發展中左翼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相結合的經驗或“道路”的總結（參見本書《知識分子與民族理想》一文）。這句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自信甚至自負的話，在具體意義上不過是指美國革命立國，不拘泥於陳規陋習，在持續不斷的生產實踐、社會實踐和制度創新中摸索適合自身發展道路的歷史經驗、政治自覺和文化自信。所有這些同樣適用於、甚至更適用於思考現代中國的歷史道路及其未來，因為後者正是通過不斷的集體實踐——包括革命實踐和改革實踐——而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自己定義自身制度和文化的正當性及普遍意義，通過自己的勞動和智慧創造出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乃至“文明”的歷史過程。

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發展都仍在路途中，有關“中國道路”的世界性思想討論和理論辯論在目下隻能是方興未艾。本書的工作，是記錄這場討論在早期或準備期一些初步的、局部的經驗和思考。2015年首次出版後，本書在短短五年裡能夠修訂出版第二版，固然令作者欣慰，但過去五年世事萬變，許多彼時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假定、預期和概念框架，如今已經顯得問題重重。然而學者必須是一個終身的學習者，“覺今是而昨非”難免是思想發展與學術寫作的常態，何況本書中不少文章的議題和討論本就具有很強的當下性、時效性和嘗試性。因此與其刪改舊作以力圖使之“與時俱進”，倒不如“立此存照”，保留一份當代思想討論的歷史材料。我期待同所有願意再次打開這些問題、閱讀這份記錄的讀者進行誠摯、平等的交流；更歡迎他們對文章中的立場、觀點和處理問題的方式提出批評。任何書的再版恐怕都不能說是“悔少作”的表現，但我想這隻有在期待批評和挑戰的意義上，方纔是成立的。

第二版相對於版在篇目上有所調整：版中關於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幾篇在這裡全部截掉，移至《批判的文學史》一書；同時增收了幾篇零星散落的有關“文化政治”“普遍與特殊”和“比較與可比性”的文章，但刪去了其中與《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一書中章節重合的部分。

是為序。

張旭東

2020年12月31日於紐約

中國人從19世紀開始奮力追求現代化，基本上合盤接受了西方話語體繫，大部分現代政治概念源自西方。現在中國的現代化日漸成功，但是在闡釋自己的特質和國情的時候，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就是，我們借用了大量有著西方特定歷史包袱的概念和語彙，我們拿來套用之後，再翻譯回去往往帶來很多的困頓。西方人會覺得，你用了我的概念，沒有達到我的標準。中國是什麼？為什麼？怎麼成？怎麼不成？紐約大學張旭東教授以對中國政治和文化的深厚理解和對西方政治學的深厚功底，用淺顯而又生動的語言，給我們拆解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政治符號和含義。並且從哲學意義上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闡述了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和其中的普遍意義。這部書的內容涉及古今中外，跨度很大，是在快餐式閱讀和寫作的網絡時代不可多得的一部深刻著述。

——傅瑩（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失去方向的文明終會直面發展的懵懂，鈍於自知的民族總是難抑內心的躁動。在中華民族奔向偉大復興的光輝時代，我們不僅需要氣勢如虹的經濟增長和乘風破浪的金融崛起，更需要內視於心的成長自省和外化於行的價值認同。張旭東教授對全球化下中國認同、中國文化、中國道路和中國價值的思考，深刻而不失旨趣，犀利又飽含哲理，視野廣闊、邏輯嚴密、用心良苦，可謂正本清源、應時所需。推薦本書，希望讀者從中讀懂過去、讀懂現在、讀懂世界、讀懂中國，更讀懂自己。

——張紅力（厚樸投資聯*主*）

創造“五四”之後的另一個新文化運動，這是21世紀探索中國模式的普遍性與合法性的大膽有益的嘗試。遊走於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學者張旭東教授眼光獨到，學養扎實。這本書會讓您走進他的理論世界。

——楊銳（央視英語頻道《對話》欄目制片人、主持人，全國對外友協理事）

“三個自信”不隻是一個口號，它需要深厚的思想學術基礎。本書作者既不贊成把普遍主義等同於西方經驗，也不主張自我封閉的中國特殊論，而是努力探尋中國經驗的普遍意義。從本書中不僅可以感受到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爭論的脈搏，而且可以達至對普遍與特殊的關繫的更深刻的哲理認識。

—&mdash（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這本文集彙集了旭東十幾年對中國道路的思考成果。和國內、國際上認為中國道路體現特殊性的主流意見相反，旭東認為，中國道路的真正意義在於創造普遍性。這是一個有高度、有氣勢、陽光自信的思路，展現了當代中國學者應有的風範。我相信，有志於在中國實踐中發現人類普遍價值和規律的青年學子，將從這本文集中獲得無限的靈感。

——姚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本書探討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石。

——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清華大學長江講座教授）

在《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中，張旭東以他自己的方式，探討了當今中國思想和文化界一直在關注和討論並將繼續關注和討論的前沿性話題。無論是這些話題本身，還是作者對它們的見地，都是值得讀者去關注和討論的。

——黃平（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中華美國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