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於開拓、勤於耕耘的學術前輩(代序)/陶文釗1

編者前言/賈浩1

部分總論

略論中美關繫史的幾個問題/3

回顧和前瞻：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美關繫史的研究/13

回顧與展望：1979—1993年我國中美關繫史研究/21

考驗與挑戰：1989—1999中美關繫/34

中美關繫問題的幾點思考

——《中美關繫研究叢書》20年/36

第二部分中美經濟關繫

中美經濟關繫研究述評/57

中美貿易的歷史、現狀和前景/76

中美貿易問題：中國的觀點/86

析美國對華直接投資(1980—1994)/106

鴉片戰爭前的中美貿易/121

一個國際托拉斯在中國的歷史記錄

——英美煙公司在華活動分析/166

司戴德與美國對華&ldqu外交”/200

“門戶開放”政策的一次考驗

——美國白銀政策及其對東亞的影響(1934—1937年)/230

美援的背後/269

第三部分中美關繫的其他方面

太平洋戰爭與中國/273

美國炮艦“帕奈”號（Panay）遇襲事件始末/305

論《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及史迪威將軍/319

南海！南海！/333

第四部分《中美關繫研究叢書》主編前言

第1輯《中美關繫史論叢》前言/341

第2輯《貿易保護主義對中美經濟關繫的影響——中美紡織

品貿易爭端》前言/343

第3輯《美國特使在中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九四七年

一月)》前言/345

第4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中美關繫的歷史剖析》

主編前言/347

第5輯《中美經濟關繫：現狀與前景》主編前言/349

第5輯《中美經濟關繫：現狀與前景》編者序言/351

第6輯《美國國會與美國外交決策》主編前言/355

第7輯《巨大的轉變——美國與東亞(1931—1949)》

主編前言/358

第8輯《院外集團與美國東亞政策——30年代美國白銀集團的

活動》主編前言/360

第9輯《美國對華直接投資(1980—1991年)》主編前言/364

第10輯《一種特殊關繫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國與中國

(1784—1914)》主編前言/367

第11輯《中美關繫史上的一次曲折——從巴黎和會到華盛頓

會議》主編前言/370

第12輯《中國現代化問題——一個多方位的歷史探索》

主編前言/373

第13輯《中國經濟改革：問題與前景》主編前言/375

第14輯《蔣介石的美國顧問——歐文·拉鐵摩爾回憶錄》

主編前言/379

第15輯《中國人的美國觀——一個歷史的考察》主編

前言/383

第16外交與列強在中國(1909—1913)》主編

前言/385

第17輯《市場經濟與中國農業：問題與前景》主編前言/388

第18輯《中國知識分子的美國觀(1943—1953)》主編

前言/390

第19輯《鋻往知來——百年來中美經濟關繫的回顧與前瞻》

主編前言/392

第20輯《艱難的抉擇——美國在承認新中國問題上的爭論

(1949—1950年)》主編前言/394

第21輯《美國文化滲透與近代中國教育——滬江大學的歷史》

主編前言/396

第22輯《當代中美貿易(1972—2001)》主編前言/399

第23輯《150年中美關繫史論著目錄(1823—1990)》前言/401

第24輯《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國恥與民族歷史敘述》

主編前言/402

第25輯《美國海軍與中美關繫》前言/403

附錄/405

《中美關繫研究叢書》目錄/407

美國海軍對華關繫大事年表(1784—2012)/411

Issues in SinoU.S. Trade： A Chinese Perspective/423

China in the Year 2000/451

A Test of the Open Door Policy： Americas Silver Policy 

and Its Effects on East Asia， 1934—1937/475

SinoU.S. relations remain on continuum of conflict， 

cooperation/523

勇於開拓、勤於耕耘的學術前輩
(代序)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陶文釗學生出書請導師作序，後輩出書請前輩作序，這是學術界的慣常做法。因此當上海人民出版社提出要我為《汪熙論中美關繫》作序時，我深感惶恐。作序我是不夠格的，但想到這正是再次研讀前輩著作的好機會，就沒有太猶豫地答應了。收入本文集的許多論文我以前也拜讀過，並從中深深受益。如關於早期中美貿易、關於20世紀初美國外交、30年代美國白銀政策的論文都曾經是我在撰寫《中美關繫史》時的重要參考文獻。但此次重新比較繫統地研讀，仍然有新的收獲，這裡我就與讀者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和感受。一
打開正文，迎面而來的篇文章就是《略論中美關繫史的幾個問題》。論文並不很長，對美國沒有占據中國領土、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美國對華政策的國內因素、美國傳教士在華興學、傳播科學技術、對華工問題等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這些都是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繫中的重要問題，在過去中美兩國長期隔抗的時期是已經有了定論的。汪先生的文章振聾發聵，是中美關繫史學界吹進的一股清新的風，許多學者感覺精神為之一振。論文是在1979年6月初發表的，距離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實行改革開放還不到半年。人們的認識往往落後於實踐，思想往往落後於形勢，也有一些學者對論文感到不贊同、難接受。於是出現了全盤否定論文的批評文章，而且認為這是“美化了美國的對華關繫……歪曲了中美關繫的性質”。在經過了長期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之後，人們對“大批判”仍然心有餘悸，這樣的批評是很有分量的，是會讓人出一身冷汗的。之後北京大學羅榮渠教授又發表了文章，對雙方都有些批評。這場爭論的參與者不多，但卻引起了美國學界，中國近代史學界，尤其是中美關繫史學界的廣泛關注。一年前《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觸發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但在各個學術領域如何解放思想、進行重新研究的問題剛剛提上日程。在過去的很長時間裡，我國的中美關繫史研究無例外地集中在對美國侵華的揭露上，其他問題的研究則幾乎是一片空白。此刻學界的同仁正不知道應該從何入手，對中美關繫史進行重新研究，他們還在小心翼翼地進行思考、摸索的時候，汪先生的論文為大家開了竅。學者們感覺到，對於已經有了定論的許多問題原來是可以用新的資料、從新的視角進行重新研究的。這篇論文推動了中美關繫史研究領域的思想解放。此後數年中，關於中美關繫史研究，尤其是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研究的論文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使中美關繫史研究成為中國對外關繫史研究、美國學研究中一個特別繁榮的領域。一些原來並非從事中美關繫史研究的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也從世界史學界、黨史學界、英國語言文學界被吸引進來，共同造就了中美關繫史學界的繁榮局面。今天回顧這段歷史，筆者仍然深深感激汪先生以他勇於探索、勇於進取的精神撰寫的這篇論文。論文在中美關繫史學科的學術史上是有獨特地位的。古人講歷史學家要有史識、史德、史膽。這篇文章正是體現了汪先生的史識、史德和史膽。
新時期的中美關繫史研究以這樣一場爭論作為開始現在看來真是一件大好事，它為這個學科在新時期的開展起了個好頭。此後，學界思想活躍，百家爭鳴蔚成風氣。在十餘次關於中美關繫史的學術討論會上，不同意見的爭論成為很平常的事情。關於門戶開放的實質、關於美國在中國大革命時期是否“慫蔣反共”、關於美國對“九一八”事變的政策、珍珠港事變前美國政策是不是綏靖政策、是否存在過“遠東慕尼黑”、如何看待1941年的美日談判、關於馬歇爾調處在中國內戰中究竟起過什麼作用，等等，不論是資深專家，或者是初出茅廬的年輕學子，大家都毫無顧慮在討論會上各抒己見，既相互尊重，又坦率直言，對推動這個學科的發展確實大有好處。二
汪先生的學術研究涵蓋面廣，從經濟學到史學，從歷史到現狀，從國際政治到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關繫，他在多個領域遊走自如，並且都取得了驕人的成就。這本文集隻是他學術成就的一小部分。但文集中收錄的著作所體現的汪先生的學術思想也給人留下深刻的印像。筆者以為比較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1. 扎扎實實地掌握資料。不論經濟學還是歷史學，都是實證科學，資料是研究的基礎，是學術的生命。“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是汪先生一輩子的座右銘，也是他一生學術研究的寫照。收入本集的作品，以及他的其他著作，都是建築在豐富的中外檔案資料的基礎之上的。他每次出訪，都把主要的功夫花在搜集檔案資料上，搜集回來的資料他不僅自己用，而且與學生分享。有的學生的論文選題就是根據這些資料來確定的。他強調“文風應該非常樸實，不要花裡胡哨或故作高深”，“史論必須得當，要分析到位，但也不能講過頭”。也就是說，論述必須嚴格地建築在資料的基礎之上，必須有充分的資料作為依據，而不是興之所至，任意發揮。從某種意義上說，擁有資料的程度決定了研究工作的深度，決定了研究成果的生命力。汪先生在國際經濟領域裡所做的兩個成功的個案研究，關於東印度公司和英美煙公司的研究，都是建築在非常豐富、扎實的中外檔案基礎之上的。幾十年過去了，他的著述仍然令人信服，熠熠生輝。
汪先生後的學術著作是《美國海軍與中美關繫》。當汪先生告訴我在做關於美國海軍的研究時，我起先還有點不大理解，因為這跟他的“專長”有些距離。及至讀到大作，纔清楚了，汪先生早年赴美訪學，就從美國海軍歷史博物館搜集了許多關於美國海軍在華活動的檔案，這本著作正是建築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之上的，而這個課題在他心中也已經醞釀很久了。吳心伯教授說，汪先生的治學之道是“持之有據，言之成理，反對淺薄浮躁的風氣，也不喜發虛妄之言”。此話不虛。正是那些重要的扎實的檔案資料賦予了汪先生的著作以久長的學術生命。
2. 重視學術研究的“基礎設施”建設。這裡所說的“基礎設施”主要是指資料建設和學術史。
資料建設是與點相聯繫的，汪先生自己致力於發掘檔案資料，把它作為研究工作的基礎，他還花力氣參與整理編輯資料，希望能與學術界共享資料。“文革”之後，他先是參加了張仲禮先生牽頭的《英美煙公司在華資料彙編》的編輯整理工作，後又參加主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共8輯)。當然，資料的整理、出版是個大工程。單憑一己之力是難以完成的。汪先生又在不同場合大聲疾呼，建議有關部門有計劃地、分期分批地、按國別地編纂一批檔案資料。
汪先生十分重視文獻目錄、學術動態、學術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享。中美關繫史研究不是現在纔有的，實際上，從中美兩國開始交往，關於兩國交往的記錄、評述就產生了，可惜，研究者在開始自己的研究課題之前，常常不能花力氣去比較全面地回顧關於本課題的既往的學術研究狀況，這是造成學術界時常出現“低水平重復”(胡繩同志語)的一個原因。有感於此，汪先生身體力行，發起了一個大工程，這就是《150年中美關繫史論著目錄》，並邀請日本友人參加，文獻收錄了從1823年到1990年的中國(含香港地區)、美國和日本三國公開發表的有關中美關繫的專著、論文和論文集，並兼收尚未公開發表的碩士和博士論文，共7980餘條。後來的學者如要研究某一問題，先查閱一下該目錄，了解前人的成果和觀點，自然可以少走彎路，這是為學科發展、為後來的學人“修橋鋪路”的善舉。
文集還收錄了汪先生撰寫的兩篇中美關繫史研究的綜述文章，分別對從新中國成立到1984年、1985年到1999年的研究狀況進行回顧，肯定進展，指出問題和缺陷，提出改進的建議。這也是很難得的。在兩篇文章中他都呼吁要強化檔案的公布與編纂出版工作。可以說，在中美關繫史學界沒有人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比汪先生關注更多、費力更多的了。
3. 要把問題“掛起來”進行立體的研究，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這是汪先生一再強調的主張。他在《150年中美關繫史論著目錄》的前言中說：“中美關繫從美國來講，經歷了五十五屆總統；從中國來講，經歷了清政府、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及人民政府，其間千變萬化，‘橫看成嶺側成峰’，各人分析都不相同。”他在講到編輯《中美關繫研究叢書》的初衷時說，“長時期以來，我總以為研究一個課題，不論是歷史的還是現實的，我們都應該把它懸在空中，對它進行上下左右前後、四面八方的全方位的考察和全方位的分析”，“所謂立體研究，就是在研究一個課題時，我們應該對它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全方位的收集資料、全方位的分析。這樣，我們得出的結論，可以更少一些片面性，更多一些實事求是”。編輯叢書就是這樣一種嘗試。叢書共25輯，內容廣泛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既有中國學者尤其是他學生的著述，也有翻譯的美國有代表性學者的著作；還有一些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選輯，記錄了各國學者的思想踫撞迸發出的學術火花。汪先生主編的這套叢書在國內中美關繫史學界是獨一無二的，給後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遺產，也樹立了一個好榜樣。
4. 提倡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研究。“經世致用”是中國的一個學術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有“出世”的一面，但主要的傳統是“入世”，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汪先生做學問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為研究而研究，他懷有強烈的使命感、時代感。他的研究是以歷史為根基，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他研究歷史問題時關注的是現實，他從事的是一種歷史與現實高度結合起來的研究。針對有的同志擔心“理論聯繫實際會給科學發展帶來不穩定性”的顧慮，他解釋說：“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復雜多變的事物經過科學的抽像與概括，自然會顯示出規律，必然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這正是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應承擔的任務。當然所謂穩定性也是相對的，事物在永不停息地向前發展，科學的穩定性也是在不穩定中發展的相對穩定而已。科學的生命力正在於這種不穩定中的相對穩定。若謀求一勞永逸的穩定，那就是理論的僵化和科學的萎縮。”
汪先生十分重視“歷史研究與現狀研究的交彙”。他認為這是中美關繫史這個學科本身的特征決定的，這個學科自身有著很強的現實性。兩國現實關繫中的許多問題又必須有歷史的探根溯源，纔能作出有深度、有科學性的解釋。對於中美關繫的未來，則又需要隨其歷史的發展不斷地總結經驗，纔能作出較科學的預測。汪先生是這樣主張的，他自己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收入本書的許多文章就是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範例。他對中美經貿關繫作了從歷史到現狀的繫統考察。叢書中更有九種是兩者相結合的研究，或者重在現狀的研究。由於以歷史的研究為根基，對現狀的研究纔會更加中肯、深入、透徹。這種研究生動地體現了汪先生的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
5. 反對閉關自守，進行開放的研究，以國際學術交流推動研究。汪先生早年留學美國，是一位“老海歸”。改革開放之後，他迅速地與美國、日本等國學術界建立起學術交流關繫。他認為學術研究應該是開放的，中美關繫研究這樣本身就涉及兩個國家的課題自然更應該如此。他認為在研究中國與外國的關繫時，對中、外的研究不可偏廢。“因為兩個國家的歷史總是在相互影響中發展的。即使是植根於中國本身所發展的歷史事物，也必然會向外輻射並承受外國對這種輻射所做出的反應；而西方衝擊的影響也隻有通過中國歷史本身的發展纔能顯露出來。”因此，研究中國對外關繫必須具有全球視野，必須了解國外的研究狀況，必須堅持學術上的開放。對於外國學者的真知灼見，我們可以借鋻；對於與我們不同的觀點，我們也可以進行討論、切磋和批評。如果實行學術上的“閉關自守”，那就失去了切磋問難的機會。汪先生自己就是一位具有全球學術視野和格局的學者。他不但自己身體力行，進行開放的學術研究，而且極力推動學術界吸取國外的研究成果，或者組織翻譯出版有代表性的著作，或者組織學術研討會，並出版論文。他是一位學術活動的卓越組織者和中外學術交流的積極推進者。這些組織活動不僅使他自己始終處於學術研究的前沿，而且也為中國學術界了解美國作出了貢獻。在“中美關繫研究叢書”25種之中，就有5種是美國學者論著的譯作，包括孔華潤的《美國對中國的反應》、唐耐心的《艱難的抉擇——美國在承認新中國問題上的爭論(1949—1950)》、韓德的《一種特殊關繫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國與中國》，這些譯著的出版在中國都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多年來為中國學者廣泛引用。“中美關繫研究叢書”中還有7種是國內外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集錦。在汪先生的主持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學術氣氛特別活躍，對外學術交流搞得風生水起，成為中心的一個好傳統。在這裡成長起來的年輕同志及他的學生們深受這種學術氛圍的熏陶，對他們一生的工作都大有好處。三
汪先生對中美關繫史學科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一生在復旦大學工作，以教書育人為己任，盡心竭力，誨人不倦。他和中國美國學界的其他幾位前輩一樣，如丁則民先生、楊生茂先生、蔣相澤先生，培養了一批卓有建樹的學生，這些後起之秀今天是國內各個美國學研究重鎮的學科帶頭人，支撐著中國美國學的大廈。汪先生和這些學術前輩們，以他們畢生的努力，以他們自己的學術成就，以他們培養的優秀學生，使新時期的中國美國學取得了大發展，他們的業績和精神將繼續激勵我們在這個園地辛勤耕耘，使之綻放出更加絢麗的花朵。編者前言
賈浩《汪熙論中美關繫》（1784—2014），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中美關繫、中美關繫史學者，復旦大學教授，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創始人之一和前副主任汪熙先生，近七十年，尤其是自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後近四十年，對中美關繫歷史、現實與發展前景的研究結晶。
本書論及自1784至2014年長達二百三十年的中美關繫。其起始為美國在1783年甫取得獨立戰爭勝利後，商船“中國皇後”號的船長格林，即選擇次年（1784年）2月2日美國國父華盛頓的生日作為自紐約的啟航日，並在經歷了半年多（188天）的艱苦航行後，於8月28日到達廣州黃埔港（今日黃埔古村），完成了紐約—廣州的航行。本書下限2014年，則是汪熙先生因年邁體弱後封筆前，以94歲高齡及口述訪談形式公開發表的後一篇論述中美關繫的文章（英文，見本書第523頁）。
本書由汪熙先生的知交好友陶文釗先生作序。陶文釗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研究員，是著名的中美關繫、中美關繫史專家。他在序中對本書內容做了全面和精到的分析概括，並對汪熙先生在中美關繫、中美關繫史的研究教學、內外交流、基礎建設、著書育人等各方面的貢獻與成就作了高度評價。
汪熙先生以其數十年扎實豐厚的歷史學、經濟學、世界經濟、國際關繫和工商管理等跨界的學術研究背景，以及知己知彼、中西合璧的思想認知底蘊，在本書中從歷史、經濟、政治、外交、軍事、思想、教育、文化、宗教等幾乎所有重要領域，對中美兩國（以及亞洲太平洋地區其他有關國家，如日本和俄國）兩個半世紀中不同時期的關繫演變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與闡述。汪熙先生跨越多個專業學術領域的研究背景和深厚造詣，使他在考察與論述中美關繫與兩國關繫史時，具有跨學科和多重視角的獨特優勢。
此編者前言將對本書的內容、結構、組成部分和特點作一個扼要說明。
本書共包括五個部分：即中美關繫總論、中美經濟關繫、中美關繫的其他方面、《中美關繫研究叢書》主編前言，以及附錄。
部分中美關繫總論包括五篇文章。其中篇文章，即發表於《世界歷史》雜志1979年第3期的《略論中美關繫史的幾個問題》。
這篇論文，不僅在汪熙先生中美關繫/關繫史研究和他的學術生涯中有著重要意義，且如陶文釗先生和諸多本領域的學者專家回顧，它“推動了中美關繫史研究領域的思想解放”，因而“……在中美關繫史學科的學術史上是有獨特地位的”。文章發表時，“文革”纔結束不久，人們的思想，尤其在中美關繫/關繫史研究領域還受到數十年傳統認知和理念的嚴重束縛。這篇緊隨著中美建交和鄧小平訪問美國，發表於1979年年中的論文提出：要用比較的眼光，實事求是地評價中美關繫；對於中美關繫中具有階段性意義的“門戶開放”政策，應給以歷史和辯證的評價；應重視中美關繫中的美國國內因素對美國決策的影響；客觀評價美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不應泯滅中美關繫史冊中友誼的篇章等重要觀點。它突破了以往中美關繫史等同於美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窠臼，提出要全面、客觀地看待和評價中美兩國關繫史上的各種問題，是一次衝破學術“禁區”的勇敢舉動，振聾發聵，破除了當時學術界對於中美關繫史研究存在的一些思想誤區，激發了學界對於客觀研究中美關繫史，以及實事求是地看待中國近代史上一繫列涉及與外國列強交往問題的廣泛討論和深刻反思，推動了此後中美關繫/關繫史研究新局面的形成。
正如陶文釗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所說：“此後數年中，關於中美關繫史研究，尤其是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研究的論文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使中美關繫史研究成為中國對外關繫史研究中、成為國內美國學研究中一個特別繁榮的領域，一些原來並非從事中美關繫史研究的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也從世界史學界、黨史學界、英國語言文學界被吸引進來，共同造就了中美關繫史學界的繁榮局面。”陶文釗先生還這樣深情地寫道：“今天回顧這段歷史，筆者仍然深深感激汪先生以他勇於探索、勇於進取的精神撰寫的這篇論文。……古人講歷史學家要有史識、史德、史膽。這篇文章正是體現了汪先生的史識、史德和史膽。”
接著的兩篇文章，《回顧和前瞻：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美關繫史的研究》，以及《回顧與展望：1979—1993年我國中美關繫史研究》，分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80年代中期，及從“文革”結束、70年代末改革開放啟動到90年代中期，也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90年代中期近半個世紀我國中美關繫史研究的發展、特點與深化，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與論述。第四篇文章，《考驗與挑戰：1989—1999中美關繫》則對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中美關繫的現狀與可能發展前景，作出了分析與前瞻。
這一部分的後一篇文章，《漫漫長路上下求索——〈中美關繫研究叢書〉20年》，是汪熙先生2005年為《中美關繫研究叢書》出版20年寫的對叢書內容的綜合介紹，同時也是他關於中美關繫研究帶階段性的總結和思考。文章分別從“立體研究”、“經濟關繫”、“政治關繫”、“文化關繫”和其他角度對中美關繫做了詳盡論述與探討。
本書第二部分“中美經濟關繫”，是汪熙先生研究的主要領域和本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部分共由十篇文章組成，涵蓋了中美經濟關繫的歷史與現狀，研究與動態，以及貿易、投資、美援、貨幣金融（美國對華&ldqu外交”和白銀政策）與國際托拉斯（英美煙公司在華壟斷活動）等多個方面。
本書第三部分“中美關繫的其他方面”含汪熙先生的四篇文章。其中前三篇選自《中美關繫研究叢書》第25輯《美國海軍與中美關繫》，包括：（1）《美國炮艦“帕奈”號事件始末》；（2）《美國海軍：〈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兼論史迪威將軍》；（3）論述近年來引人注目的南海問題的文章《南海！南海！》；（4）《太平洋戰爭與中國》則分析了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美、日關繫。
本書第四部分《中美關繫研究叢書》主編前言，是汪熙先生在生前主編該叢書的30餘年中，為叢書的每一輯（共25輯）出版時所撰寫的前言。這些要言不繁、往往是畫龍點睛的前言，既是汪熙先生對叢書每一輯的內容及其作者所做的引介和評價，也記錄了他自己對中美關繫/關繫史研究與思考的軌跡。而它背後還有著無數鮮為人知的故事，即為出版這套叢書的每一輯，數十年中汪熙先生作為主編所付出的艱辛努力與心路歷程。包括向中、外學者專家征稿約稿，收集與發掘各種有關信息、史料和檔案資料，在作者、譯者、編者、贊助者、出版社之間，商討與修改內容文字，中、外文翻譯，編輯出版的大小事宜，以及耗費他無數時間精力，並且聞之常常令人感嘆或扼腕的為籌措相關經費所做的努力與波折等（叢書的主編和作者都不計報酬）。
同時，正如陶文釗先生所言，這套《中美關繫研究叢書》，還是汪熙先生所一貫主張的，要把所研究的對像和問題“掛起來”，進行立體的、多方面、多角度考察分析的積極嘗試與很好寫照。這套共25輯的叢書，內容幾乎涵蓋了歷史和現實的中美關繫中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教育、宗教、人物、資料等各個方面。其中既有中國學者包括他的中國同行與學生們的著述，也有美國具代表性學者的著作翻譯；還有一些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選輯，記錄了各國學者思想踫撞所迸發出的學術火花。如陶文釗先生所言：“汪先生主編的這套叢書在國內中美關繫史學界是獨一無二的，給後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遺產，也樹立了一個好榜樣。”
後，本書第五部分為附錄，包含了六項內容。
首先是汪熙先生主編的25輯《中美關繫研究叢書》的中、英文書名目錄。
其二是汪熙先生生前編撰、橫跨近兩個半世紀的《美國海軍對華關繫大事年表（1784—2012）》。
汪熙先生非常注重資料收集與整理工作，致力於發掘檔案資料，把它作為研究工作的基礎。數十年中，單是他所做的各方面的資料卡片就達數萬張之巨。他還化力氣參與整理和編輯資料，以與學術界共享。他十分重視文獻目錄、學術動態、學術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享，做了大量“……為學科發展、為後來的學人‘修橋鋪路’的善舉”。“可以說，在中美關繫史學界沒有人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比汪先生關注更多、費力更多的了。”（見陶文釗先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