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本戰敗到中日復交（全2冊）

內容簡介

從日本戰敗到中日恢復邦交，在沒有恢復邦交的背景下，日本人如何面對中國?如何認識侵略戰爭中的加害責任?希望與中國締結怎樣的關繫?為何中日兩國之間產生了誤解、不信任與對立?為了解答這些問題，著者基於斷交期間2500多篇的中國相關報道，分析論述中國的是哪些人，對中國的何種問題表示關心，形成了何種中國觀，著者希望能夠開拓真正的中日民間交流的新局面，找到中日間相互理解的鑰匙。

作者簡介

馬場公彥，1958年出生於長野縣伊那市；1981年畢業於日本北海道大學文學部；1983年畢業於日本北海道大學東洋哲學專業，碩士學位；2010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學術博士。從1984年開始在出版社工作。主要作品：獨著：《圍繞〈緬甸豎琴〉的戰後史》，法政大學出版局，2004。論文：《出版界的亞洲——一個編輯的體驗》，載小林英夫編《現代亞洲的國界——在全球化過程中》，社會評論社，2004。；《從出版界看日本的中國學變遷——以岩波書店書籍為中心》，載日本中國學編《對中國學的建議——第58屆日本中國學會演講記錄》，日本中國學會，2007。

言論分析篇
序章戰後日本論壇對中國的認識路徑——其線索及分析的方法
一研究的課題與目的
二綜合雜志和論壇
三認識中國的過程
四認識過程的分析方法
五本書的構成
章戰後日本論壇的中國觀1945～1950年
——日本戰敗、國共內戰、美蘇冷戰
一日本戰敗與國共內戰——占領下的雜志媒體
二中國論者的交替——從中國學學者到親日共繫的現代中國論者
三戰敗——圍繞戰敗責任、加害責任、戰敗處理
四內戰——日本論壇所反映的統一權力的全貌
五冷戰——美蘇對立下的日中關繫言論分析篇

序章戰後日本論壇對中國的認識路徑——其線索及分析的方法

一研究的課題與目的

二綜合雜志和論壇

三認識中國的過程

四認識過程的分析方法

五本書的構成

章戰後日本論壇的中國觀1945～1950年

——日本戰敗、國共內戰、美蘇冷戰

一日本戰敗與國共內戰——占領下的雜志媒體

二中國論者的交替——從中國學學者到親日共繫的現代中國論者

三戰敗——圍繞戰敗責任、加害責任、戰敗處理

四內戰——日本論壇所反映的統一權力的全貌

五冷戰——美蘇對立下的日中關繫

附記審查的實態——引自普蘭吉文庫的相關報道

六黨派色彩濃厚的左派言論

第二章在中蘇的“和平攻勢”下動搖的日本論壇1951～1955年

——席卷亞洲的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

一透過“竹幕”看到的新中國

二摸索日中交流途徑——發表多樣化中國論的中堅力量

三以亞洲為據點，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增強話語權

四與社會主義中國能否和平共存

五兩極化的中國論

第三章日中恢復邦交論的裂痕1956～1964年

——斯大林批判、中蘇對立、臺灣海峽危機、中印紛爭、核試驗的考驗

一論壇雜志倍增與中國論的混亂

二中國論骨干力量的進一步增加

三從斯大林批判到中蘇論爭

四臺灣海峽危機、中印紛爭、“大躍進”政策的失敗

五安保鬥爭到核試驗成功

六中國論中的五條裂痕

第四章“文化大革命”的衝擊1965～1968年——在日本登陸的中國革命

一席卷言論界的“文化大革命”議論

二被封鎖的孤立的中國

三學術文藝界的整風運動

四出現在街頭的紅衛兵

五“‘大宅考察組’去中央”

六“文化大革命”在日本登陸

七多樣化的“文化大革命”論

小結

第五章“文化大革命”的影響1969～1972年——從中國革命到亞洲革命

一“文化大革命”論爭從學術圈擴大到運動圈

二與“文化大革命”同步的學生運動

三從“文化大革命”到亞洲革命——日本經濟侵略批判與“入管”鬥爭

四內在的中國革命

五“文化大革命”在日本的終結

六“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論的特征及推移

第六章日中復交及歷史問題1971～1972年——以戰爭責任論為中心

一成為歷史問題萌芽的日中復交論

二日中戰爭責任的“兩分法”

三實利主義、現實主義的日中復交論

四道義主義的日中復交論

五加害責任和對自虐史觀的批判

六作為歷史問題起源的戰爭責任論

七從日中復交論到歷史認識問題

終章日本戰後中國論的擔綱者與論題

——從綜合刊物歷年相關報道的推移看中國論的發展軌跡

一研究方法與研究目標

二中國論的核心人群及其發展變遷

三中國論的論題與中國認識的變遷

四戰後日本對中國的不同解讀

證言篇

總解說新中國論者的人物肖像

1石川滋從學究派記者到宏觀經濟學者

2竹內實日中兩國間的一身兩人生

3山極晃進行當代研究的歷史學者

4野村浩一來自論壇和學術核心層的發言

5武籐一羊尋求國際合作的可能性

6岡部達味中立的價值觀，多層次的分析

7本多勝一為了解真相親臨日中戰場

8松尾文夫察覺到美中友好的動向

9北澤洋子以北京為中心開展國際合作運動

10中島宏在艱難條件下對中國“文化大革命”進行采訪

11小島麗逸自我批判自立經濟論

12中島嶺雄席卷論壇的中國批判理論

13西園寺一晃處在日中友好與“文化大革命”的核心

14加加美光行為“亞洲的戲劇”而陶醉

15津村喬侵略戰爭的記憶與受到紅衛兵熱情的感染

著者後記

譯者後記

參考文獻

相關年表（1945～1972年）

雜志投稿者索引

事項索引

人名索引

前言

中文版序言
在本書出版四年後的2014年5月，筆者完成了本書的後續作品《當代日本人的中國觀——從中日復交到天皇訪華》，並與本書一樣在新曜社出版發行。該書是在本書分析了從1945年到1972年的24種日本論壇雜志上刊登的2554篇與中國相關的文章的基礎上，繼續分析了從1973年到1992年的11種論壇雜志上刊登的1604篇與中國相關的文章。日本戰後的47年時間裡，日本的雜志基本上是毫不間斷地刊登了4158篇關於中國的文章，同時有更多的中國相關報道刊登在日本的各類報紙上，每年更有大量涉及中國的書籍在日本出版。日本人對鄰國中國，不論是支持還是批判，不管是出自善意還是惡意，可以說一直都保持著高度的關注。這種情況直到現在也沒有任何變化，我相信今後也不會發生變化。回顧歷史，日本人從遣隋使、遣唐使的時代就汲取了包括漢字、佛教、儒教等在內的中國文明，近代以後雖然對中國的敬意減弱，甚至曾一度轉為蔑視，但對中國的關心可以說沒有中斷過。中文版序言

在本書出版四年後的2014年5月，筆者完成了本書的後續作品《當代日本人的中國觀——從中日復交到天皇訪華》，並與本書一樣在新曜社出版發行。該書是在本書分析了從1945年到1972年的24種日本論壇雜志上刊登的2554篇與中國相關的文章的基礎上，繼續分析了從1973年到1992年的11種論壇雜志上刊登的1604篇與中國相關的文章。日本戰後的47年時間裡，日本的雜志基本上是毫不間斷地刊登了4158篇關於中國的文章，同時有更多的中國相關報道刊登在日本的各類報紙上，每年更有大量涉及中國的書籍在日本出版。日本人對鄰國中國，不論是支持還是批判，不管是出自善意還是惡意，可以說一直都保持著高度的關注。這種情況直到現在也沒有任何變化，我相信今後也不會發生變化。回顧歷史，日本人從遣隋使、遣唐使的時代就汲取了包括漢字、佛教、儒教等在內的中國文明，近代以後雖然對中國的敬意減弱，甚至曾一度轉為蔑視，但對中國的關心可以說沒有中斷過。

讀者從本書的分析中也可以了解到，日本人的中國觀中存在著許多偏見，而這些偏見主要來源於日本人隻能接觸到一些不充分且有偏頗的中國信息而導致的誤解、過於關心或過高的期待所帶來的誤解以及基於不同意識形態的抗拒感等。如果本書中文版的出版能讓中國的讀者了解到，日本人是一直如此持續不斷地關注著中國的各方各面（雖然可能其中有一些誤解，但在戰後日本的論壇中一直不斷地激烈地討論著中國問題），筆者即感到欣慰了。日本侵略中國，給眾多中國人造成巨大犧牲，對此,日本人在戰後初期就開始深刻反省，對中國謝罪的感想都書寫在他們的文章中了。日本人在戰後一直懷有贖罪感，這也正是戰後謀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本論壇和市民運動的基礎，筆者希望中國的讀者能夠理解這一點。

而從另一方的中國來看，出於對近代以後日本的關心與好奇，1900年以後有眾多留學生從大清國赴日留學，一直到日中戰爭開戰之前的1930年代中期，從中華民國來的許多中國留學生不僅了解了日本的風俗習慣，同時還對學術、文學、電影、美術等日本文化進行了深入的學習和研究。在日本的對外關繫中迄今為止與日本保持如此緊密關繫的，除了中國以外別無他國。即使是對更近的鄰國韓國和朝鮮，也沒有這麼多的文章對其進行分析論述。同樣，對於美國也是如此，戰後日本人被置於以美國為中心的盟軍占領之下，深受美國文化影響，戰後分析和介紹美國的文章也不少。可是，美國人當中除了一些長期居住在日本，並且熟知日語的一些研究日本的學者以外沒有人對日本持續關心，發表相關文章。從日美兩國互相理解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是日本對美國的單相思，關繫並不對稱，是一頭熱的交流。

近年來在日本基於日本政府公開的外交檔案進行的日中關繫的研究成果,參與外交交涉的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訪談錄、回憶錄等陸續出版。基於此學術動向，關於1972年邦交正常化時期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2年的天皇訪華等的談判過程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經被辨明。進入2010年以後，日中關繫可以說呈現出戰後差狀態，日中關繫史上這些談判的經驗，現在應該成為我們恢復良好日中關繫的有效歷史經驗和教訓。同時理所當然在外交談判的過程中，民間交流的主角即兩國國民可以說都沒有登場的機會。到目前為止的大量研究成果中都有一個傾向，即更多地強調締結聲明或條約的談判過程中的成功故事。可是從這些成功故事中，讀者無法找到兩國關繫為何惡化，雙方民眾的不信任感如何形成，從友好轉向對立的原因何在等對具體問題的解釋。

當今世界的外交，已經不僅限於政治家和政府官員等所謂的外交當事人，經濟界、NPO、地方城市的公共團體、公司職員、學生等都已成為外交關繫的主角。在此時代中，限定日中關繫的要素已經不僅限於政府間外交談判的過程與兩國所達成的協定等，還有知識分子的論爭、民間輿論等，甚至可以說比起正式的外交談判，學者、知識分子的論爭可能更重要，而比起這些專業人士的論爭，可能更需要關注兩國國民的民族感情、國民感情。

上文提到的日中關繫的學術研究，主要是從外交史、國際政治、國際關繫學的角度來進行的，所以其關心的內容主要是LT貿易、日中邦交正常化談判、教科書問題、靖國神社問題等。而正如本書所分析的，在日本的論壇中這些也一直是被熱議的問題。同時，日本人不僅對日中關繫感興趣，對中國革命、中蘇對立、中國的核試驗、“文化大革命”等與日本無直接關繫的問題也十分關心，有時還會引起思想上、言論上或立場上持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的對立和學者的爭論，並形成日本國民性的社會運動。本書正是對迄今為止日本的日中關繫研究中沒有得到充分重視的以知識分子、市民為主體的日本人對中國認識的實際情況及其變化過程進行的分析，同時筆者也希望能辨明當今兩國國民感情對立的過程，嘗試為解決當今日中關繫中的一些問題尋找答案。

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國，GDP總量也已經超過日本，日中兩國國力從均衡狀態開始發生逆轉，當今日中關繫已經進入新局面。在經濟上兩國貿易總額迅速擴大，相互依存度加深，但在1980年代以後日中兩國從蜜月關繫逐漸轉為相互背離的關繫，並從特殊的鄰國關繫轉變為普通的兩國關繫。中國加強批判日本過去所犯下的罪責，日本則感到中國的威脅不斷增加。同時兩國當今都有更加強調國家主義的傾向，兩國國民的民族主義也逐步高漲，“嫌中”“排日”等排外性的民族感情，都更加使不和與對立構造固定成型。

在即將迎來戰後七十周年的2015年之際，對於兩國的歷史認識問題，筆者較為擔心的是，兩國政府都一直在擔心兩國關繫惡化和兩國國民的相互不信任度增加，但基本上看不到兩國政府希望回到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的《中日聯合聲明》、2008年的《中日聯合聲明》等重要外交協定的原點的行動。相反我們看到的是，日本希望回歸到1952年4月的《對日和平條約》，而中國卻希望回到決定對日作戰勝利的1943年的開羅會議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在訴諸國際輿論方面，日本宣揚其作為冷戰勝利者、受益者的國家認同，中國則希望推廣其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陣營的戰勝國的國家認同。同時在一小部分日本人和日本媒體中間，又再度出現了如在日中戰爭時期對中國人的自以為是的輕蔑的動向，而一些中國人和中國媒體的回歸抗戰時期的反日言論也越發明顯。無論如何，這些動向在戰後修復、恢復日中關繫的過程中都被“忽略”了。

為什麼日中雙方都忽略了戰後的一些歷史呢？中國人總是認為日本人對侵略戰爭的加害責任得了健忘癥，而日本人則把主要責任歸於中國政府對言論的控制和愛國主義教育。但筆者卻認為，戰後長達27年的日中兩國的無邦交狀態，纔是我們不得不深思的在兩國國民間形成巨大認識差距的原因。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使用有限的數據和理論，依據某種研究框架可以使客觀評價他者成為可能，但是在人文研究領域，迄今為止在日中兩國，日本人所描述的現代中國和中國人所描述的現代日本的文藝作品中，能夠給人們留下深刻印像的作品則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在這種不和與相互不信任之中，對於在民間交流等領域應該恢復到哪一個節點，而這個節點又必須成為能讓大部分日本國民認可的日中相互理解的經驗教訓，日本人至今也未能尋找到合適的答案，其結果就是又重新回到了戰前的中國觀。每當此時，很多人就會想起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時期活躍在兩國間被稱為“挖井人”的日中友好人士，但在21世紀的今天，日中兩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日中雙方現今的綜合國力、擔負日中關繫重任的新一代領導人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可以說日中友好的基礎條件已經完全不同了。現在當我們再次聽到當時常說的“一衣帶水”“悠久的友好歷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等詞語，讓人有種恍如隔世之感。但實際上兩國關繫在恢復邦交以後纔僅僅過了四十多個寒暑，我們應該將其看作還處在年輕且不成熟的關繫中，如此觀點纔更合乎兩國國民的現實感覺。

近年來在中國，除了日中官方外交關繫的研究之外，有關日本人對中國認識的研究成果也逐漸增多，並引來多方關注。以下就舉出一些筆者所觀察到的例子。比如諸葛蔚東《戰後日本輿論、學界與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劉江永《中日關繫二十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劉建平《戰後中日關繫：“不正常”歷史的過程與結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吳光輝《日本的中國形像》（人民出版社，2010）、步平《跨越戰後：日本的戰爭責任認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其他還有以南開大學為中心開展的大型共同研究項目成果，即楊棟梁主編的《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共六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2012年）等。可以說研究成果比日本還要多。

筆者與這些著作的作者們進行學術交流，受益匪淺，也加深了友情。中國科學院大學的諸葛蔚東教授和中國傳媒大學的劉建平教授為本書和續篇寫了書評並在中國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原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為本書的中文版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南開大學的楊棟梁教授和劉嶽兵教授也曾邀請筆者前往講學，並給筆者在《南開日本研究》創刊號上發表論文的機會。另外，在中山大學哲學繫吳重慶教授的幫助下，筆者又得到了在其主編的雜志《開放時代》上將本書的一部分分為幾篇論文發表的機會。還有，三聯書店葉肜先生更為筆者在雜志《讀書》上刊登了本書的概要。同時為了本書中文版的出版發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謝壽光社長、楊群總編、責任編輯胡亮都十分盡力。在這裡筆者對以上各位的協助，深表謝意。

另外讓筆者感到遺憾的是，關於戰後中國人的日本觀的學術著作，可以說幾乎為零。當然這也不無道理。戰後日本對中國的關心可以說是一種單相思，而中國人所寫的關於戰後日本的文章和書籍等，可以說是在赴日留學生急速增加的1990年代以後纔開始多起來的。當然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等寫的與日本有關的文章等並不是沒有，但從中國的民間輿論角度提出的日本觀則少之又少。就連周作人、老舍和巴金等與日本的作家有過深入交流的作家們，在戰後發表的日本論和以日本為題材的作品也可以說是寥寥無幾。在此筆者不得不說，在日中兩國無邦交狀態的1945年到1972年，還可以說甚至到日中民間交流大規模發展的1980年代末之前，日中兩國間相互認識的基礎一直是十分脆弱的。

基於此，筆者希望本書中文版的出版發行，能成為中國的讀者諸君們開拓本國歷史，收集以日本為題材的文藝、藝術作品，回顧中國人的日本觀的一個契機。隻限於戰後的作品也許微乎其微，但如果把視野擴展到清末民初以後的近代史上，則可以發現已經有大量的作品積累。筆者訪問東北師範大學之時，通過徐冰教授的作品《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化人的日本認識：基於〈宇宙風〉雜志的考察》（商務印書館，2010）了解到了許多相關知識。今後此類研究如果能夠不斷深化，那麼筆者基於日中兩國民間相互認識來分析日中關繫史的夙願將有可能實現。

馬場公彥，2014年秋於東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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