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閻明復回憶錄（全二冊）

內容簡介

《閻明復回憶錄》（一）（二）兩卷，講述了作者少年時代、大學歲月、翻譯生涯、文革遭遇以及恢復工作後的許多往事。全書跨越的時間超過半個世紀，從九一八事變到新中國改革開放，涉及眾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閻明復是中共諜報英雄閻寶航之子，在書中，作者親切回憶起自己自幼隨父母頻繁接觸中共早期領導人和民主人士（周恩來等曾是"閻家老店"常客）的別樣年少時光，回憶起抗戰歲月父親身邊隱蔽戰線的無名英雄們毅然決然獻身民族解放事業。書中詳細記述了作者從"哈外專"畢業後，在全總和中辦為*、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彭真等領導人做了17年俄文翻譯的非凡經歷，其間親歷國際共運的轉折歷程和中蘇關繫由"蜜月"走向分裂的全過程；書中還有作者對"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受迫害被關進秦城監獄的痛苦回憶，直至恢復工作後任大百科出版社副總編時，積極選調大批尚未摘帽的"右派"高級知識分子參與編撰大百科全書的諸多往事。本書飽含了作者對家國命運的拳拳深情，具有獨特的文獻史料價值，其中許多有關國際共運和中蘇關繫的史料尚屬首次公開。

作者簡介

閻明復（1931- ），遼寧海城人，1931年11月出生於北平。戰亂年月從小隨父母不斷遷徙。抗戰時期，在重慶巴蜀小學、南開中學讀書。1947年，到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學習。新中國成立後，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從事翻譯工作，1957年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組長。"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1967年被關進秦城監獄。1975年恢復工作後，歷任中共中央編譯局*著作編譯室定稿員，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副總編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中共十三屆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兼統戰部部長，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91年，任民政部副部長。1997年至今，歷任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會長、榮譽會長。

閻明復回憶錄（一）
我的少年
出生
家人
北平--我的出生地
南京趣事
重慶歲月
重慶村十七號
“閻家老店”
周伯伯原來就是周恩來
難忘的巴蜀小學
重慶大轟炸
“南開”往事
抗戰，抗戰，抗戰！

閻明復回憶錄（一）

我的少年

出生

家人

北平--我的出生地

南京趣事

重慶歲月

重慶村十七號

“閻家老店”

周伯伯原來就是周恩來

難忘的巴蜀小學

重慶大轟炸

“南開”往事

抗戰，抗戰，抗戰！

為和平民主而鬥爭

跋涉在回東北的旅途上

別了，我的第二故鄉重慶

沿長江而下到上海

大海呀，大海！

從天津到東北

穿行在東北大地上

我的父親閻寶航

代號“閻政”

從基督教徒轉變為共產主義者

隱蔽戰線的無名英雄

《閻寶航談地下黨工作的經驗》

懷念、肯定、召喚

高素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

我的大學歲月

短暫的團聚

東北大學

溫暖的革命大家庭

學了兩門課

不應該這樣鬥來鬥去

哺育我成長的“哈外專”

劉亞樓校長

校長和老師

我的二哥

同窗歲月

見證歷史：全總七年見證中蘇友好

生活中新的一頁

俄文翻譯室：和蘇聯專家在一起

批蘇聯專家

第二批蘇聯專家

第三批蘇聯專家

新生力量

人民防空：蘇聯的經驗

頻繁的國際交往：國際共產主義大家庭的氛圍

首次出國

“友好列車”

中國工會訪蘇考察

結緣南斯拉夫

回訪“標新立異”的南斯拉夫

次給當翻譯

走一路辯論一路

訪南印像

隨領導人出訪

隨劉少奇出席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

我見到斯大林

隨賴若愚參加蘇聯工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

陪李富春訪蘇

隨彭真率領的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蘇聯、東歐六國

全總的兩位主要領導人

我所知道的李立三

賴若愚的遭遇

我在全總工作七年的體會：蘇聯專家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貢獻

見證歷史：中南海十年見證中蘇關繫之變遷

中辦翻譯組的成立

我接了師哲的班

慈禧迎賓的“後殿”成了我們的辦公地點

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翻譯組的工作

這裡絕不是保險箱

1957：中蘇蜜月

次重大外事翻譯：伏老訪華

蘇共中的“反黨集團”

1957年莫斯科會議

1958：內外政策大轉折，中蘇關繫出現裂痕

發動“大躍進”，趕超英美

《和平和社會主義》雜志創刊會議

蘇中聯手批南

隨陳雲赴莫斯科參加“經互會”和“華約”首腦會議

頭腦發熱的年代

翻譯組陸續編譯：關於蘇聯的“趕超美國”

關於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問題

赫魯曉夫秘密訪華

炮打金門明顯地給中蘇關繫投下了陰影

赫魯曉夫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

1959：中蘇同盟裂痕進一步加劇和公開化

蘇共二十一大，擬取消“以蘇聯為首”的提法

隨朱德訪問波蘭、匈牙利兩國

蘇聯單方面撕毀“核援助”協議

中印關繫和西藏問題，蘇聯迫不及待地指責盟友，公開中蘇分歧

赫魯曉夫再次抨擊人民公社，反應強烈

中蘇裂痕逐步加劇

閻明復回憶錄（二）

閻明復回憶錄

見證歷史：中南海十年見證中蘇關繫之變遷（續）

1960：中蘇關繫急劇惡化

揭開了中蘇兩黨爭論的序幕

“四國首腦會議”流產，對赫魯曉夫的支持

世界工聯理事會北京會議和貝利紹娃事件

? ?布加勒斯特會議：圍攻中共的突然襲擊；“硬著頭皮頂住！”

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到了國家關繫

群眾和歷史將做出結論

一赴莫斯科：中蘇兩黨會談

二赴莫斯科：二十六國文件起草委員會會議

三赴莫斯科：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1961：中蘇關繫的緩和與論戰再起

中蘇關繫短暫的緩和期

他要整阿爾巴尼亞，我們一直是反對的

我們翻譯組的任務

周恩來率團出席蘇共二十二大

中蘇之間摩擦又起

1962：中蘇論戰“暗潮湧動”

拒絕中共中央召開兄弟黨會議的建議

新疆邊民外逃事件和蔣介石“反攻”大陸

王稼祥：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防止核擴散問題和加勒比海危機

在中印邊境問題上蘇聯起的恰恰是相反的作用

停止出版《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

赫魯曉夫導演的一場場反華鬧劇，把國際共運一步步推向無法挽回的分裂深淵

公開論戰是從蘇共二十二大開始的

1963：中蘇分歧由內部爭論演變為公開論戰

他們挑起公開論戰，“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決定發表雙方信件，“將赫魯曉夫一軍”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之爭

? 中蘇兩黨會談，很可能是一場惡戰；我們的方針是：一破二拖

? 九次會談：中共代表團以的耐心、的努力尋求兩黨團結

中蘇分歧由內部爭論逐步演變為公開論戰

? 1964：中蘇筆墨酣戰；更加堅定了“反修防修”的決心

放開手腳，堂堂正正地進行公開大論戰了

羅黨是來當說客，還是來摸底

公開論戰還要繼續下去

給赫魯曉夫祝壽的賀電應該講點兒實質問題

蘇共中央意在強行召開國際會議

蘇共中央全會滿足了赫魯曉夫“辭職”的請求

在“靜觀”中采取推動工作

改善同蘇聯關繫的重大步驟

蘇共新領導本身很虛弱，內部矛盾重重

1965：中蘇“藕斷絲連”；翻譯組的任務越來越少

柯西金企圖說服中共參加國際共運會議

中蘇兩黨領導人後的會面；後一次給當翻譯

赫魯曉夫分裂主義繼承者的“莫斯科三月會議”

“文革”前後一次出國：陪同彭真訪問印度尼西亞

? 楊尚昆被免去中辦主任職務；中辦翻譯組的任務越來越少了

1966：中蘇兩黨中斷一切往來；中辦翻譯組終結

中共拒絕派團出席蘇共二十三大

中辦翻譯組終結

回顧與反思

先來看一下蘇聯方面對這一問題的《總結》

關於中蘇分歧，鄧小平早已做出了精闢的論斷

中蘇關繫破裂“中國有什麼責任”

見證20世紀80年代末中蘇關繫復蘇

作為見證者的希望……

“文革”十年

山雨欲來風滿樓

參加“四清”

初露端倪

中辦“文革”點滴

形勢急轉直下

我所了解的戚本禹

後樓“文革”

中辦“學習班”

批鬥大會

“砸碎'學習班'，回家鬧革命”

“'楊家死黨'的反撲”

“思想彙報”

“負隅頑抗”

我牽掛中的家人

風雲突變

被隔離審查

我的父親，生離死別

“公審”、“逮捕”

秦城監獄七年半

代號：“67124”

看守、管理員

她“救”了我

次提審

第二次提審

我不能講假話

“不交代拉出去槍斃！”

為當事人澄清事實

囚徒生活

素未謀面的“難友”

囚室“趣事”

傳達指示

親人探監

審查結論

我真的瘋過嗎！

我終於活著出來啦

回家啦！

慢慢地適應新的生活

特殊關懷

說，這些干部我都熟悉

“我的控訴！”

我犯了什麼罪？

含冤入獄的何止我一人

迫害我們，為了同一個政治目的

事實證明根本沒有“裡通蘇修”

含冤而死的父親

株連“九族”

感謝我們的黨撥亂反正

附：家破人亡

“大百科”精神

和姜老在一起

來自秦城監獄的百科倡導人

和姜老一起草創出版社

在爭論中確定編纂方針

我和我的百科同事們

“難友”編書

“招降納叛”的故事

大百科專業骨干隊伍

黨和政府關懷下的“大百科”

關懷與支持

文化史上空前的偉大工程

邁出早期與國外同行合作的步伐

“大百科”精神

學習和交流的社風

發揚民主，廣開言路

艱苦奮鬥，發憤圖強

回到了在“大百科”的日子裡

附：參加莫斯科書展見聞

在線試讀

周伯伯原來就是周恩來
那時，周恩來伯伯、董老常常到我們家裡來。
當時並不認識周伯伯他們，更不知道到家裡來做什麼。但是，隻要有一個裝有木腿的叔叔（後來纔知道他是協助周恩來管情報工作的王梓木）來家，接著就有叔叔、伯伯來。他們一進門就到二樓中間的一個房間去。這個房間的窗戶隻通天井，比較嚴實。媽媽告訴我們，他們在裡面打麻將，不要進去搗亂。
有一次，爸爸從他任職的大同銀行專門請來一位廚師做飯給一位客人做壽。那天來了許多人，大家都很興奮，喝了好多酒。客人是誰我們都不認識。直到1944年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纔曉得這位客人就是周伯伯。
還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六的傍晚，爸爸、媽媽帶著我到陶行知先生辦的育纔學校禮堂去看學生演話劇，劇名叫《禿禿大王》。整個禮堂都坐滿了觀眾。快要開演時，突然闖進了許多警察和憲兵，其中一個人走到舞臺上說這場話劇攻擊領袖，禁止演出。下面馬上亂成一團，有人同他們爭論，吵得很厲害。
爸爸帶我們出了劇場，叫了兩輛黃包車坐上走了。本來以為是回家，後來卻到了七星崗下面的民生路，在一個小巷子口停下來。由邊門進了新華日報社，爬上一道很窄的樓梯上了二樓。在那裡有一個中年的叔叔等著。他那兩道濃濃的黑眉讓我認出就是那位在我們家過生日的客人。爸爸讓我叫他周伯伯。他把我拉過來坐在他腿上，問幾歲了，還問長大後要不要像哥哥、姐姐那樣去延安。我說："我不去，太苦了。"周伯伯聽了大聲地笑起來了。爸爸說我沒出息。之後，爸爸同周伯伯談了很久纔回家。
後來纔知道周伯伯就是周恩來。
"六五較場口隧道慘案"
1941年，日本人為了逼迫蔣介石投降，加緊進行空襲，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五較場口隧道慘案"。
6月5日，從傍晚起至午夜，24架日機分三批飛入重慶，對市區主要街道和居民區實施"輪番轟炸"。當警報拉響時，市民為躲避空襲紛紛湧向防空隧道，位於重慶鬧市較場口的大防空隧道，因為湧入避難人數過量，部分通風設備未啟動，有的通風口又被炸塌，通風不足漸漸致人窒息。後來聽大人講：恰巧懸掛著的"掛球"繩子意外斷了掉下來，裡面的人群以為警報解除開始向外湧，而警報一直未解除，洞門並沒打開，外面的人向裡湧，避難人群因呼吸困難擁擠在洞口，造成互相擁擠、踐踏，大量難民窒息，數千人死於隧道中，現場慘不忍睹。周伯伯原來就是周恩來

那時，周恩來伯伯、董老常常到我們家裡來。

當時並不認識周伯伯他們，更不知道到家裡來做什麼。但是，隻要有一個裝有木腿的叔叔（後來纔知道他是協助周恩來管情報工作的王梓木）來家，接著就有叔叔、伯伯來。他們一進門就到二樓中間的一個房間去。這個房間的窗戶隻通天井，比較嚴實。媽媽告訴我們，他們在裡面打麻將，不要進去搗亂。

有一次，爸爸從他任職的大同銀行專門請來一位廚師做飯給一位客人做壽。那天來了許多人，大家都很興奮，喝了好多酒。客人是誰我們都不認識。直到1944年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纔曉得這位客人就是周伯伯。

還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六的傍晚，爸爸、媽媽帶著我到陶行知先生辦的育纔學校禮堂去看學生演話劇，劇名叫《禿禿大王》。整個禮堂都坐滿了觀眾。快要開演時，突然闖進了許多警察和憲兵，其中一個人走到舞臺上說這場話劇攻擊領袖，禁止演出。下面馬上亂成一團，有人同他們爭論，吵得很厲害。

爸爸帶我們出了劇場，叫了兩輛黃包車坐上走了。本來以為是回家，後來卻到了七星崗下面的民生路，在一個小巷子口停下來。由邊門進了新華日報社，爬上一道很窄的樓梯上了二樓。在那裡有一個中年的叔叔等著。他那兩道濃濃的黑眉讓我認出就是那位在我們家過生日的客人。爸爸讓我叫他周伯伯。他把我拉過來坐在他腿上，問幾歲了，還問長大後要不要像哥哥、姐姐那樣去延安。我說："我不去，太苦了。"周伯伯聽了大聲地笑起來了。爸爸說我沒出息。之後，爸爸同周伯伯談了很久纔回家。

後來纔知道周伯伯就是周恩來。

"六五較場口隧道慘案"

1941年，日本人為了逼迫蔣介石投降，加緊進行空襲，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五較場口隧道慘案"。

6月5日，從傍晚起至午夜，24架日機分三批飛入重慶，對市區主要街道和居民區實施"輪番轟炸"。當警報拉響時，市民為躲避空襲紛紛湧向防空隧道，位於重慶鬧市較場口的大防空隧道，因為湧入避難人數過量，部分通風設備未啟動，有的通風口又被炸塌，通風不足漸漸致人窒息。後來聽大人講：恰巧懸掛著的"掛球"繩子意外斷了掉下來，裡面的人群以為警報解除開始向外湧，而警報一直未解除，洞門並沒打開，外面的人向裡湧，避難人群因呼吸困難擁擠在洞口，造成互相擁擠、踐踏，大量難民窒息，數千人死於隧道中，現場慘不忍睹。

父親當時是"重慶空襲救護委員會"撫濟組組長。時值盛暑，尸體腐化的臭氣逼人，負責善後救濟的父親親臨現場指揮運尸，一連幾夜未合眼。由於數日勞累，加之憤懣悲傷，他身心交瘁，竟暈倒在泥水中。

國民黨軍警進去進行所謂"搶救"，實際上是去搶劫，使一些可以被救活的人也死了。爸爸回家後臉色很難看，大罵國民黨。中共南方局的《新華日報》發了"大隧道慘案"的新聞。國民黨為了掩蓋真相，發布一條消息說，蔣介石親自在電影院旁的大隧道洞口坐了兩三個小時，隻看到抬出幾具尸體，說明沒有死多少人，妄想掩蓋真相。爸爸向《新華日報》提供了好多材料，《新華日報》繼續進行了揭露。後來，爸爸被撤了職，不再擔任賑濟委員會顧問和撫濟組組長。

重慶南開中學張伯苓校長

作為南開的學生，讓我們敬仰的人就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教育家--張伯苓先生。

重慶南開中學是我們的張伯苓校長高瞻遠矚，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就親自來重慶選址建設的。我在南開的時候，每周的星期一上午，全校學生都要到大操場集合，舉行總理紀念周。操場位於校園的中央，把男生部和女生部一分為二。操場北側看臺的中間設有主席臺，對面南側坡上用兩色草組成"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紀念周開始的時候，老師帶領我們朗讀總理遺囑，接著是張校長訓話。張校長身材魁梧，聲音洪亮，身著長衫，隻要他站在主席臺上全場立刻肅靜下來。

七十前，老校長講了些什麼，我大都回憶不起來了。但是校長講的幾件事卻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中。他說，南開的學生中好的學生就是周恩來，雖然他是共產黨人，我還是要說，他品學兼優。在天津南開中學，學校男生演話錢》，劇中有一個女角，沒人扮演，周恩來就承擔了這個女角，非常出色。他現在常來學校看望我。蔣委員長也常來看望我。校長說，我們中國人像一盤散沙，不團結，所以受日本帝國主義欺凌。他拿出一支筷子，稍稍用勁一折就斷了，接著又拿出一把筷子，百折不斷。他說，中國人要團結起來，就沒有任何力量能折斷我們，就能打敗日寇。張校長在訓話中苦口婆心地講解南開的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他說，"日新月異"就是希望我們南開的學生每天每月都在進步，要有不斷進取的精神。"允公允能"就是我們南開學生應該為國家盡責，為大眾做事，就是要有能力、有本領。"允"，含有應當、不能變的意思。聯起來就是當為公能，奮鬥終身。張校長提倡的這種"南開精神"，當時我的確不甚理解，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時不時地有意無意地用"做一個合格的南開人"來鞭策自己。

南京"下關"事件

1946年1月，國民黨在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壓力下，被迫召開有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為促成會議成功，在共產黨的推動下，父親和各界人士成立了"陪都各界政治協商會議協進會"，先後舉行了八次民眾大會。

2月10日，在重慶較場口舉行的慶祝政協會議成功的大會上，國民黨特務搗亂會場，毆傷郭沫若、李公樸等人，父親是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奮不顧身與暴徒搏鬥，保護了不少在場的民主人士。

4月，美國特使馬歇爾來華，父親和李公樸等民主人士代表"東北政治建設協會"和其他二十個團體會見馬歇爾，提出解決東北問題的方案。

5月初，父親飛往上海，投身到反對內戰、要求和平鬥爭的前線。在上海，父親同旅滬的東北同鄉成立了"東北政治建設協會上海分會"，直接配合上海人民團體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

6月初，國民黨政府大舉向解放區發動進攻，全面內戰爆發。6月23日，上海各階層人民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反對內戰、要求和平，並推派馬敘倫、胡厥文、雷潔瓊和我父親等十餘人為代表赴南京向國民黨政府呼吁和平。

當晚七時半，請願代表到達南京市下關車站時，立即被特務推入候車室內包圍毆打，馬敘倫、雷潔瓊和我父親以及來歡迎的南京方面代表葉篤義等被毆傷。在包圍毆打中，國民黨特務對我父親狂吼，要父親跪下。我父親昂首挺立，怒斥國民黨特務道："十四年來我沒給日寇下過跪。今天，在中國人面前，我更要給中國人保持體面，看你們哪個敢來！你們有槍開槍吧，想侮辱我，辦不到！"父親凜然正氣，鎮得暴徒們獃若木雞。代表團全體成員團結一致、堅決鬥爭，挫敗了國民黨特務的搗亂破壞，暴徒們後隻好灰溜溜散去。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下關事件"。

代號"閻政"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也沒有跟我講過他過去的經歷，沒有講過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情形。即使1952年中央批準他在外交部公開了黨員身份後，他也沒有專門和我們談過，也沒有公開向社會說他是共產黨員。據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憶，"文革"的時候，專案組的人找他外調，都不知道閻寶航老早在30年代就是共產黨員了。

父親生前沒有同家裡人著意去講"什麼時候做了什麼工作"，"什麼時候入的黨"……其實，他加入共產黨的事，很有意思。直到"文革"後，我纔聽見我父親的老戰友、他的入黨介紹人劉瀾波大叔詳細的講述。

當時，"文革"中受盡折磨、身患重病的劉大叔住在阜外醫院治療，我去看望他。他對我說，當年你父親入黨的情況，應該向你講講了。劉大叔說，1937年你父親入黨的時候，共產國際不同意。我不解地問，中共吸收黨員為什麼要報共產國際呢？他說，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報告。發展吸收你父親入黨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們報告。延安報告了後，共產國際答復說閻寶航是國民黨上層反動分子，不同意吸收入黨。周恩來說，說過，國民黨可以從我們的隊伍裡把人拉出去，我們也可以從國民黨的隊伍裡把他們的人拉過來。當時黨內也有人議論，說你父親社會關繫復雜，周恩來說，你關繫不復雜，但是閻寶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嗎？我們吸收一個黨員不是看他出身怎樣、社會地位怎樣，而是看他的共產主義覺悟，有沒有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決心。劉大叔說，當時決定由周恩來和我介紹你父親入黨，作為秘密黨員。他記得周恩來給你父親取了個代號"閻政"。時隔四十多年，我纔從劉大叔那裡了解到父親入黨的詳情。我想，如果劉大叔沒有講出來的話，父親秘密黨員的代號"閻政"可能至今也無人知曉了。

從基督教徒轉變為共產主義者

父親自幼家境貧寒，無力上學，給村裡大戶當豬倌。後因私塾老師發現他天資聰穎，免費收他入私塾就讀，後就讀於奉天兩級師範學校。當時在瀋陽，有一個來自西方的組織--基督教青年會。父親在奉天兩級師範學校上學時，就同母親高素桐一起入了基督教。

1918年，父親以全優的成績畢業於奉天師範後，婉言謝絕多方的聘請，擔任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學生部干事。父親在基督教青年會時，完整地讀過《聖經》，也在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總干事普賴德引領下接受了洗禮。那時的父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我們幾個孩子出生時都按基督教傳統接受洗禮。但後來，隨著東北時局的變化，父親越來越多地參與社會活動，他的人生之路也慢慢開始變化。

父親一直崇尚"教育救國"。1918年，在基督教青年會的支持下，辦起了貧兒學校，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張學良將軍的大力支持，到1928年已發展到總校一所、分校四所、學生兩千餘人。

1927年至1929年，父親就讀於愛丁堡大學。1929年春，父親學成回國，此時普賴德要卸任回國，他便勸說父親接替他，出任總干事。過去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的總干事都是外國人，父親是個擔任此職的中國人，這也是非常少見的。父親擔任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總干事後，青年會發展得特別快，張學良贊助他一筆錢重新改造，將青年會一個小樓蓋成四層大樓。青年會的舊址現在還保存在瀋陽。父親在青年會同張學良將軍交往密切，逐漸成為莫逆之交，成為張學良將軍的主要幕僚之一。

張學良將軍主政東北以後，日本軍國主義加緊了對東北侵略步伐，父親和其他的東北愛國志士相繼組織起"東北國民外交協會"、"遼寧省國民常識促進會"、"遼寧省拒毒聯合會"三個反日群眾團體，分別被選為主席、總干事、會長，帶領民眾三次焚毀日本浪人販賣的毒品，被譽為"今天的林則徐"，進行了一繫列反日鬥爭。他個把日本侵華的秘密文件"田中奏折"譯成英文，公諸於世，有力地揭露了侵略者的野心。

"九一八"事件後，父親被日寇懸賞追緝，逃亡北平，聯合高崇民等於9月27日發起組織"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父親任常委兼政治部長，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吁，並募集錢款衣物援助東北義勇軍抗日。

1934年，蔣介石為拉攏張學良，和張學良倡議成立並領導的、由蔣、張二人的親信組成的秘密機構--"四維學會"，父親被任命為理事。1934年，蔣介石發動了"新生活運動"，他被任命為蔣介石和宋美齡主持的"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的總干事。1934年到1936年年底，正值"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創建時期，父親跟隨蔣介石夫婦到各地宣講"新生活"，建立分會。

這個"新生活運動"，是由當時蔣介石和夫人宋美齡親自發起的一場全國性的運動。蔣介石在這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親自任總會長，宋美齡是指導長。據過去一些老同志回憶，當時的"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蔣介石和父親是共用一個大辦公室。實際上蔣介石也好，蔣夫人也好，是拿這個新生活運動，作為對共產主義思想傳播的一種抵制，具體的事情都讓我父親做，這樣父親就很自然地和他們之間形成了一個比較密切的關繫。據一些老人回憶，當時有一些達官貴人想要見蔣夫人，都要先往我父親那兒打電話、登記預約，然後，我父親請示蔣夫人來安排，由此結識了一大批國民黨的黨政軍各界高官。1935年，父親又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少將參議，實際上是大副官，更成為上層達官貴人競相交結的人物。

此間，父親會同東北的愛國人士聯名致函張學良，提出停止"剿共"、國共合作、一致對外的建議；並於1936年11月14日在西安同盧廣績、王化一、王卓然等東北愛國人士謁見張學良，進行六小時長談。張學良明確表示不再參加打內戰、實現聯共抗日的決心。同年12月12日爆發"西安事變"。12月28日，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後失去自由，接著受審、被監禁。父親義無反顧地為張學良獲釋奔走呼號，四次前往奉化，向蔣介石請求恢復張學良自由，均遭拒絕。此後，因為他是張學良的親信，蔣介石改組"新運總會"，將父親的職務降為副總干事。父親反而更積極地投身於抗日救亡活動。

還在20世紀20年代，在中共派到東北來建黨的韓樂然等共產黨人的幫助下，我父親從主張"教育救國"逐步接受了共產主義世界觀，成為東北地區早傳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馬列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並積極支持共產黨人在遼寧的建黨工作。1937年，周恩來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秘密黨員。父親正是利用了自己結識社會"達官貴人"和大批國民黨黨政軍各界高官的特殊身份，積極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開展地下情報工作；掩護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在此期間，父親並沒有終止抗日救亡的活動。這時父親的主要精力放在"東北救亡總會"，這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成立的東北民眾的抗日團體。

抗戰爆發後，他被任命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同時還任重慶市動員委員會設計委員、國民政府中央賑濟委員會顧問、陪都勸募公債運動主任干事及重慶空襲救護委員會撫濟組組長。另外，還在大同銀行、大明公司擔任要職，還是中蘇友協等民間團體的理事。

父親接觸的面比較廣，在蔣介石和宋美齡身邊工作期間結交的人很多，知道很多情況，依照周恩來的重托，收集各方面的動態，在我黨隱蔽戰線默默工作……

隱蔽戰線的無名英雄

至於我父親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做情報工作的事情，父親本人從來沒在我們子女中間談過。我是在1962年春天，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纔獲悉的。

當時我已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翻譯組工作。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那裡，我看到一封信，是父親寫給周總理的，信很長，周總理有個很長的批示，我就看了看批示。我記得的就是：寶航同志所述經過屬實。父親給周總理的信落款是1962年3月4日，周總理的批示是３月６日。周總理把信批給楊尚昆，請他閱後轉給中調部。

星期天我回家，問父親："您近是不是給總理寫了封信？"他說："是啊，你怎麼知道？"我說："在尚昆同志那裡看到的。"這樣，他纔講起了這段往事。

當時因為中蘇關繫緊張，周總理在一次中央的會議上講述了中蘇關繫的歷史、分歧的由來，發展到目前這個地步的原因。周總理指出，蘇共和中共向來是互相幫助的，不是蘇共單方面幫助我們，我們也幫助了蘇共。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前，我們就得到了德國進攻蘇聯的日期的準確情報。周總理說，他得到這份情報，馬上發報延安，延安馬上發給蘇聯。戰爭爆發後，斯大林還專門回電給表示感謝，說是由於中共準確的情報，他們提前進入一級戰備。這是一封感謝電報。接著周總理說："我忘記了這個情報是誰給我的。"我父親聽說後，就給周總理寫了封信，提到這件事……1941年春天，周恩來交給他這個任務，要他與蘇聯使館的武官羅申聯繫，由他來傳遞情報。父親向我講了他向蘇聯提供的兩份重要情報，一份是提前得到關於希特勒德國進攻蘇聯的日期的情報，另一份是有關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布防的詳細情報。

這是我次也是的一次聽到父親親自講述自己的情報生涯。

解救徐中航

徐仲航徐叔是地下黨員，長期參加"東總"的活動，劉瀾波、於毅夫先後撤離重慶到延安後，南方局決定他參加"東總"的黨組，所以他知道我父親是黨員，以及許多機密。同時，徐叔又是另一個地下情報組的負責人，其成員之一瀋安娜，一直打進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任機要科速記員，得以參加國民黨的高級軍政會議，她所接觸的機密可想而知，而且她得到的情報都是通過徐仲航轉報周恩來。當時，徐仲航的公開身份是一家國民黨御用書店的高層管理人員，而為了更好地掩護，瀋安娜女士通過關繫，介紹徐仲航加入國民黨，成了特別黨員。所以，徐仲航的被捕馬上成為周恩來及南方局領導極其關注的大事。

1942年8月的一天，我放學回來，感到家裡氣氛異常沉悶，大人們的臉上流露出從未有過的焦慮。那天，父親很晚纔回家，沉默無言，相伴多年的母親當即猜出來是出事了。原來，近幾天徐叔、李（羽軍）叔和孫（復起）大哥接二連三地都被抓起來了。他們三人被分別關押在敵人的監獄。孫復起經不住毒打，叛變了，"東總"的事他都講了出去，可他不是黨員，知道的秘密很少，他的叛變不會有實質性影響；但他變節的消息傳來，使敵人監獄裡的情況變得復雜難料。與徐仲航先後被捕的李羽軍，公開身份是中法比瑞文化協會秘書長，在敵人的酷刑下，他很頑強，直到打得吐血而死。特務們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徐仲航一個人身上。作為"東總"地下黨黨組成員之一，徐仲航知道父親是特別黨員，掌握重慶村十七號裡的很多秘密。大家擔心他一旦扛不住酷刑，一場浩劫隨時就會到來。聯繫到以前南方局出事的嚴重後果，父親陷入巨大的矛盾和焦慮之中。

深夜，周副主席匆匆趕來重慶村十七號商量對策，要求父親盡快布置撤退。父親沉思片刻說，我擔任情報工作，不能走。如果我撤退，我領導的情報繫統將會頃刻瓦解，大家辛辛苦苦打下的基礎都將前功盡棄。父親當即安排有關人員轉移，而他本人則毅然決然地決定堅守下去。

當時還有個不利的情況，有人跟我父親講，"徐仲航在背後說過你的壞話，對你不滿"。其實是在"東總"的活動中，徐叔總是主張放開手腳，轟轟烈烈地大干，和我父親強調保持謹慎的意見常常不合。我父親說，這個不要再考慮了，徐仲航不是這樣的人，不會出賣我。當時大家商定，還是應密切關注徐仲航在監獄裡的表現。

父親讓母親和家人趕做御寒的衣服，托人給徐叔送去。我想，父親當時一定很緊張，但是又不動聲色，他急於知道徐叔在獄中的表現。父親的朋友很多，三教九流無所不有，究竟通過誰打聽到獄中徐叔的表現呢？我當然不知道。但我估計，當時經父親、高崇民高老同意後加入軍統，成為軍統設計委員的王化一王叔很可能是渠道之一。當時王叔加入軍統時，"東總"的幾位領導人給王叔提出的任務，就是打聽張學良的情況、了解被特務關押的東北鄉親的情況並設法營救他們。王叔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後來得知，在獄中徐叔遭到種種酷刑，老虎凳、烙鐵燒、辣椒水、電擊……在這樣一次次嚴刑拷打下，體無完膚，但他視死如歸，毫不動搖，始終沒有說出黨的秘密。他用東北漢子的錚錚鐵骨，使整個危機不致演變成為一場滅頂之災。事後徐叔說，收到閻大哥送來的大嫂為他趕做的御寒衣物，知道閻大哥和組織上一定設法營救他，更加堅定了信心。

當時，要從敵人的監獄中放出一個人來是極其困難的。在國民黨高官裡，李濟深德高望重，時任國民政府戰地動員委員會主席，也算是父親的好友。王叔建議父親去找他。父親找到李濟深，跟他說徐仲航是我老鄉，跟我在"東總"多年，忙的都是抗日這些事兒，他怎麼會是壞人呢？他們恐怕是抓錯人了。在父親的再三請求下，李濟深終於撥通戴笠的電話，跟他商量，如果沒什麼大問題，是不是可以先放人，由閻寶航作擔保。戴笠從徐仲航那裡什麼也沒榨出來，正要找臺階下，便勉強答應放人了。這樣，父親終於化解了這一危機，繼續從容不迫地做他應做的工作。

父親把徐叔保出來了。但保出來之後住哪兒呢？徐叔一直沒結婚，沒有家，後來媽媽說就接到這兒來吧。接回家裡，我湊上去看了一眼，被嚇壞了，轉身就跑。特務用竹劈子把他的肋條骨之間的肉皮都給他挑掉了，遍體鱗傷，沒有個人樣兒。但他真是條好漢，一句話都沒說，保全了組織。

（閻寶航獲取納粹德國對蘇聯情報和日本關東軍布防情報）

當時希特勒已制定了進攻蘇聯的計劃，他們向國民黨政府透露了德軍準備進攻蘇聯的消息。得到情報，重慶的國民黨上層欣喜若狂，他們做了很多美夢，蘇聯被德國消滅，日本可以騰出手來打共產黨。那幾天國民黨上層的氣氛整個與平時不一樣，喜氣洋洋的。在一個小型酒會上，德國武官和國民黨要員都參加了。我父親是陳誠手下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三廳的少將設計委員，他也參加了。父親感覺到宴會氣氛非常高昂，大家興高采烈，互相敬酒，好不熱鬧。於是，他走到於右任跟前，於右任告訴他，德軍將在1941年6月20日前後一周內進攻蘇聯。於右老是一個很正派豪爽的人。父親不動聲色，後來又去問孫科。孫科說：是呀，蔣委員長親自同我講的。父親從孫科那裡得了證實。之後，他借故提前退出了酒會。

我父親得到情報後很著急，認為這是關繫到世界命運的一件大事。因之前同周恩來有約定，有什麼事情都通過情報網絡來聯絡，不能去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平時，大部分情況是周恩來到我們家來，現在父親得到情報，又不能去周公館。雖然他在重慶是中蘇友協的理事，白天可以去蘇聯大使館，但晚上又不能貿然而去。怎麼辦？這個時候，李正文正好在我們家。他就托李正文去，正文叔叔很機警，順利地完成了轉交這份情報的任務。

關於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的布防的情報，父親是通過他的老朋友寧恩誠在國民政府國防部三廳工作的內弟鈕先銘搞到的。

那是在1944年，陳誠給父親一個任務，了解日本是否會進攻蘇聯。父親就有了"上方寶劍"。我父親同鈕先銘在重慶也經常往來。父親在對他做了幾次工作後，就對他說，陳誠邀請我來研究日本關東軍的動向，但手中沒有資料。鈕先銘說，他有材料，就給父親看，並說：材料放在我這裡沒用。委員長隻準備打到長城，可是你們東北人要打回老家去。你可以拿回去看，但是三天之內必須還給我。這樣，我父親就拿到這份材料，交給蘇聯使館，他們很快地照了相就退給我父親。父親如期地交還給鈕先銘副廳長了。

劉亞樓校長

20世紀30年代，組織上派劉亞樓將軍到蘇聯學習，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蘇聯衛國戰爭期間，他曾在前線指揮紅軍部隊。劉亞樓將軍精通俄語，曾將蘇聯紅軍的《參謀條例》等一繫列軍隊指揮文件譯成中文。在延安時就擔任抗大總校的教育長。他深知翻譯人纔的重要性，所以在解放戰爭期間，在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下成立了培養部隊翻譯員的"翻譯班"，全稱是"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附設外國語學校"，為學校的創建嘔心瀝血。調集了已到東北解放區的原延安俄文學校的老師和學員擔任教職工作，並請來著名的翻譯家、教育家王季愚和趙洵主持學校的政治處和教務處等日常工作。他很關心學生的成長。

我們在校學習的時候，東北戰場正處於由敵強我弱、國民黨軍大舉進兵的局面向我軍奪取戰場的主動權方面轉化，開始主動出擊。當時正值東北民主聯軍三下江南給國民黨軍隊沉重打擊的時候……

次和第二次下江南戰役期間，劉校長經常親自到學校來給全校師生上課，有聲有色地講述民主聯軍指戰員們如何冒著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在風雪交加的日子裡晝夜兼程，捕捉戰機、英勇殺敵。他給我們講述了林彪、羅榮桓指揮部隊的情景。他說，林總對國民黨部隊的情況了如指掌，知道敵軍部隊從戰區司令官一直到營長的個性和特點。他熟悉戰區的地形，更了解自己部隊和他們的指揮官的特點，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所以，在作戰中能派出合適的指揮員和合適的部隊去迎戰敵軍。

劉校長還給我們講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員如何艱苦奮戰，珍惜一紙一筆的情形，就連鉛筆也用得隻剩下一個煙頭兒那麼長了還舍不得扔，用紙卷起來繼續使用。他教導我們對革命必然勝利要滿懷信心，要以民主聯軍指戰員為榜樣，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犧牲，不怕困難，刻苦學習，精益求精；要我們愛惜公物，絕不大手大腳，鋪張浪費。劉校長的教誨始終牢記在我們心中。

在此期間，劉校長還給我們上了極其生動的一課。在馬家溝時期，我們學校與民主聯軍司令部辦的參謀訓練班都住在一幢大樓裡，我們經常一天到晚地朗讀俄語，吵得參謀班的學生們不得安寧。於是，個別學員就發牢騷，說翻譯班的學生一天到晚"放洋屁"。不知怎麼這些話傳到我們耳朵裡，又反映給了劉亞樓校長。於是有一天，兩個學校的學員都集合在大禮堂裡，劉校長來訓話。他說，你們參謀班的學生說他們翻譯班的學員"放洋屁"，你們學的《參謀條例》還是我"放洋屁"放出來的呢！原來《參謀條例》是劉校長從俄文翻譯過來的。接著，劉校長又對我們翻譯班的學員們說，講你們"放洋屁"，你們就鬧情緒，也太嬌氣了。國民黨反動派罵我們共產黨是青面獠牙的魔鬼，我們不是照樣鬧革命麼！劉校長語重心長地對我們兩班的學員講，參謀班的學生是老大哥，要關心照顧翻譯班的小弟弟；翻譯班的同學更要尊重參謀班的大哥哥，他們都是經過戰爭考驗的指戰員。你們要互相團結，努力學習，掌握建功立業的本領。

第三次下江南後，劉校長就去參加指揮大軍解放全東北和全中國了，沒再回到哈爾濱。

(見證人)

我為什麼僅把自己確定在"見證人"的定位上。因為當年我僅是個年輕的翻譯，是個工作人員，雖然自始至終都是事件參與者，然而，我既不是事件當事人（像康生、伍修權、吳冷西、喬冠華、王力、姚溱、熊復等），更不是決策人（、劉少奇、周總理、鄧小平、彭真、楊尚昆等），從某種意義上一直是個"旁觀者"。隻有在多年後的1989年春，中央在商談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接待事宜時，鄧小平提議說："這麼多年來，明復一直參加中蘇的這些談判，這次讓明復也參加。"這是我首次不是作為翻譯，而是作為中方正式團員參加會談。記得2009年11月4日至8日，、曾慶紅邀請我與李鳳林、張德廣、李靜傑等同志座談中蘇關繫變遷過程，講道："你給當過翻譯，也給小平同志當過翻譯，你了解情況。"作為親歷者，我曾隨劉少奇訪蘇，這是我次見到斯大林；和蘇聯專家在一起的日子感受到兩國人民、政府的友好情誼……記述所聞、所見的歷史過程和事實，是我這個尚健在的見證人的責任。

作為見證人的回憶，我認為，要與以往的當事人或學者寫的有關中蘇關繫的回憶、著作、論文、文章以闡述自己的觀點，議論"是"與"非"有所不同，而是要忠實於歷史，以交代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敘述歷史事件發展的過程、細節為主，為了盡可能將事件的前因後果交代清楚，必要時也轉述了以往當事人的回憶作為佐證。至於"是"與"非"應該由讀者自己去判斷，結論讓讀者自己去做。

由此一來，為了再現真實情景，這部回憶錄交代的內容就顯得很長、很細致，很可能會給人以冗長、繁瑣之感，特別是對中蘇雙方爭論過程、會談過程的記述……在這裡，我之所以沒有特意去概括、去提煉，也是怕在這一過程中加進和融入主觀性的東西，或是不經意中去掉了隱沒在細節中的有用信息；另外，當年經歷和參與過的當事人和決策者，健在的越來越少了，這部回憶錄再不全面客觀交代、講述這段歷史全過程，恐怕以後就不會有既親身參與或者說經歷過那段歷史，又有機會接觸手資料，能全面記述那段歷史過程的書籍問世了。

所以，願意了解那段歷史的讀者，就請耐心地看完這部回憶錄，但願會有所收獲。

工作中吸取教訓

1953年9月至12月，天津干校舉辦的第三期，也是後一期培訓班，請來了第三批蘇聯專家，講授工資問題、勞動保護問題。

他們到北京後，全總領導賴若愚、中國鐵路工會主席李頡伯，還有其他領導設宴歡迎他們，向他們介紹中國工會的工作情況。

在北京住了幾天，由我陪他們到處參觀，去八達嶺長城、頤和園、故宮、天壇等。有一次汽車從東單往東四那邊走，路過外交部街，我就說："這是外交部街，外交部就在那裡！我父親他們家就住在這個胡同。"這本來沒什麼意思，一般的情況下，也就是說："啊，知道了！"而庫良勃克卻說："你父親的家也是個名勝古跡？也值得向我作介紹！"鬧得很沒趣！但這倒提醒我，跟外國朋友在一起，即使是跟蘇聯朋友在一起，該講什麼，不該講什麼，要考慮，不能單憑熱情，沒話找話，所謂內外有別嘛！你看，我隻是對他說我的家就在哪兒，我父親家住哪兒，沒想到，他的回答是很不願意聽！這時我就意識到了，我這個話不該講。因為我與他們是一種工作關繫，不必套近乎！喫一塹，長一智。由此吸取了教訓。

首次出國

我次出國是1951年11月到民主德國參加世界工會聯合會的會議。

次出國，就面臨置裝的問題。現在出國穿什麼服裝都不成問題，隻要好一點兒就行了。但那個時候可不行，那時我們在國內穿的都是布制服，而且是清一色的黑、灰或藍色。代表國家穿這樣的服裝怎麼行呢！所以，次出國就有個置裝問題，就是每個人在出國之前，按國家規定做兩套衣服，西裝或中山裝，身穿一套，備用更換一套。我當時是做兩套西裝，費用由國家出，然後自己還要購買襯衣、內衣、鞋襪，這些服裝出國回來就歸自己了。大衣要量體定做，回國後交公，待他人出國時使用。還有一些其他的準備，如買箱子等。

這次出國團長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寧一。他當時可能還兼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部部長，也是世界工聯理事會成員。代表團成員還有國際部副部長蔡英平。他瘦瘦的，戴眼鏡，文質彬彬，人很能干，精通英語，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地下黨員。他後來一直主持全國總工會的國際部工作。他愛人瀋佩蓉也是聖約翰大學的學生，英文也很好，現已退休，在基督教愛德基金會做義工。世界工聯當時的通用語言是法語，因此還有位法語翻譯袁葆華。袁大哥當時四十歲，是位耿直的山東大漢，由於長期生活在法國，法文很好。新中國成立前，劉寧一受黨的指派在歐洲從事國際工會運動時，袁大哥一直跟隨他當翻譯。他也陪同劉寧一參加了世界工聯的建立和與自由工會聯合會的鬥爭。我作為俄文翻譯一同前往，是因為代表團需要與蘇聯人打交道。

我們乘飛機到達莫斯科，然後改乘火車到柏林。1951年的柏林，剛剛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的磨難，一片瓦礫，斷垣殘壁。我們住的旅館在戰前曾是座很大的旅館，戰爭中被炸去一半，剩下的一半還有不少客房。旅館一進門是服務臺，辦理入住手續。

那時正是11月初，趕上十月革命節日，我們應蘇聯駐柏林大使館邀請參加大使館舉行的國慶酒會。當時蘇聯駐民主德國大使館是柏林的一幢完整的建築，而且是新建的，富麗堂皇。院子很大，有噴泉水池，林蔭道，與周圍遭受戰火破壞的建築相比更顯壯觀。

參加蘇聯使館國慶酒會的客人很多，我們剛進入大廳，就有服務人員端著盤子遞來酒、飲料、各式點心。大使館的官員也迎上來與劉寧一打招呼，表示歡迎。酒會持續時間很長，我們在大廳裡走動，遇到世界工聯領導人，就用英、俄、法語同他們交談。

當時給我印像比較深的是蘇聯外交官很傲慢。有一位蘇聯官員過來，我就說："為中蘇友誼干杯！"可他的反應卻是用懷疑的語調說："為友誼？友誼要用酒精來考驗？"完全不像我們那樣真誠地說為中蘇友誼干杯！當時蘇聯外交官員的冷漠態度確實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到中央辦公廳工作後纔知道，當時斯大林對中共、對是半信半疑的。因為歐洲出個南斯拉夫鐵托，有一段時間斯大林一直認為是半個鐵托。直到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中國決定派志願軍入朝參戰後，斯大林纔相信中共和。後來在同赫魯曉夫會談時也談到當時斯大林對他、對中共的疑心。難怪1951年11月在蘇聯駐民主德國大使館的國慶酒會上，蘇聯外交官流露出那種不信任的情緒。

當時，世界工聯大會討論什麼問題我已記不清了，隻記得有一個話題很熱門，那就是各國工會為世界和平而奮鬥。參加會議的有各國工會代表和各種職業的人士。記得有位法國神父在會上慷慨激昂地發言，博得不少掌聲。當時擔任翻譯的是袁葆華，他完全能聽懂法語，可是用中文表達卻不那麼流暢。而這位牧師在講臺上講得又很快，袁大哥翻譯跟不上趟。我們代表團需要跟上會場的氣氛，表現出我們的態度，如大家熱烈鼓掌，我們雖然沒聽懂，但也不能傻坐著，也得要鼓掌啊！於是袁大哥就想出個辦法，根據發言者講的內容，他暗示大家，應該笑還是應該鼓掌，一切聽袁大哥指揮。袁大哥說，"他講得太好了！"大家就鼓掌。盡管牧師講什麼我們聽不懂，但有袁大哥的提醒，大家便鼓掌而不是笑。袁大哥精彩的指揮令我至今不忘。後來他回國了，因為法文很好，就被安排在廣播事業管理局對外部，做法語對外廣播主要編輯。

在民主德國時，主人還安排我們到外地參觀。到過馬丁堡，是個港口，我們參觀了造船廠。工廠也被戰爭破壞得很厲害，但德國工人還是恢復了廠房和大的船塢並且在造船。工廠領導告訴我們，這是給蘇聯造的船，用作戰爭賠償的一部分。中午我們和工人一起在職工食堂喫飯，在食堂用餐的有上千人。食堂裡擺著很干淨的長條形飯桌，工人進門時領個長方形的帶格子的盤子，排隊領菜，菜是紅燒牛肉，主食是土豆泥。大家坐在長條凳子上，喫得很香。這就是"土豆燒牛肉"吧！

當時東西柏林是來去自由的，柏林主人安排我們坐上中巴在市內遊覽，一邊走，一邊告訴我們，這是美占區，那是英占區、法占區。

在柏林停留了一個星期我們就回國了。

壞事變好事、深圳印像

前面我講的"壞事變好事"就是指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所謂的南斯拉夫領土上有美國軍事基地，顯然是對南共、鐵托的誤解。蘇共新領導已公開承認了過去斯大林對南共的錯誤，推翻了一切不實之詞。中共中央表示支持蘇共改善同南斯拉夫關繫的做法，並同南已建立外交關繫。在這種情況下，在北京的展覽上竟然還出現標示南領土上有美國軍事基地的地圖，重復對南共的成見，這無疑是一個粗心大意而導致的重大的政治錯誤。幸虧南斯拉夫朋友發現這個錯誤，使得在正式展出前得以糾正。這樣就避免了對觀眾的誤導，避免了一場外交交涉和糾紛。我們陪同客人們"硬擠"進展覽會是不對，犯了錯誤，但是因此發現並糾正了一個政治錯誤，真是應驗了"壞事變好事"這句俗話。

中央領導會見後，代表團團長斯達門科維奇和團員葉哥羅提亞乘飛機經莫斯科回國。貝戈維奇則取道香港回國，我送他到廣州，然後經深圳出境。

5月中旬的廣州氣候炎熱，陣雨不斷。街上行人大都衣著簡單，不少人腳踏木屐，身穿黑褐色的湘雲紗的涼衫褲。運送貨物多用兩輪板車，不少車夫竟是婦女。好多小孩索性光腳在街上走來走去。珠江邊停泊著一眼望不盡的一艘艘木船，當地稱為"疍民"的水上人家就生活在船上。市內熱鬧，街道兩旁的樓房，像巨大的傘一樣，蓋在一條條人行道的上面，為辛勞的廣州人（當然不僅僅是廣州人）遮住了炎熱的陽光和急促的雨點。被世人譽為"水果之鄉"的廣州店鋪和路攤上，大都隻能見到從北方運來的皺巴巴的蘋果。再加上同當地的老百姓靠書寫纔能溝通的諸多不便，當年的羊城沒有給我留下多少鼓舞人心的印像。

在當地主人的安排下，貝戈維奇參觀了中山紀念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館、創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等，並遊覽了市容。對廣州到處可見的舊中國的遺跡，貝戈維奇倒是看得平淡。他說："一切都會變的，過幾年再來，會認不出來的。"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改革開放後廣州翻天覆地的變化，他作為一位共產主義戰士一定會感到無比的欣慰，他當年的預言實現了。

我陪貝戈維奇乘火車到深圳車站。一下火車，一片荒涼，沿著鐵路線有一條土路通向邊界，一座橋和長長的多層鐵絲網把內地和香港隔開。前來送行的寶安縣的縣長幫助貝戈維奇很快辦好出境手續。我一直送他到橋旁。按照歐洲人的風俗，我們熱烈擁抱，同他握手告別，他說，希望很快能在南斯拉夫見到你。我看著他走過了邊界橋，走過了鐵絲網，走過了港英的哨所，漸漸走遠……

送別客人後，寶安縣長留在站臺等著送我，過幾分鐘，我將乘來時坐的那趟列車返回廣州。我問他平時他們的主要任務是什麼？他的回答簡單而又實在："抓偷渡！"當年農村社會主義改造脫離實際地超階段地迅猛發展，嚴重挫傷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阻礙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民生活的改善，導致大批人口非法移民，致使反"偷渡"成了邊境地區行政的要務。80年代廣東率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我又一次來到深圳。一座現代化的城市聳然屹立在昔日荒涼的原野上。寶安縣的一個年輕縣長信心十足地對我說，發展經濟是要務，"偷渡"即將成為過去，大批的香港同胞將到我們這裡來休閑、購物和工作！年輕縣長的預測早已為現實生活所證實。

回到廣州，我到街上買了一隻深紅色的牛皮箱和一頂圓形的蚊帳。陪同的主人說，北方來的同志到我們廣州來大都買箱子，因為這裡的皮箱是真牛皮做的，結實！廣州的牛皮箱果真名不虛傳，六十年前帶回來一直用到如今，完好如初，甚至沒有"走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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