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塑造適合時代特點的中國新外交王逸舟/

一、國際格局的演化及其新的視角/
二、主權觀念的更新與中國可能的貢獻/
三、外交學習與能力提升/
四、中國新外交的歷史背景：機遇與挑戰/
五、中國外交新戰略的不同著力點/

章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公共產品供給曹德軍/
一、引言/
二、理論回顧與反思：探尋崛起國的供給模式/
三、供給側理論與中國的供給動力/
四、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全球公共產品供給評估/
五、中國參與聯合國議程的公共產品供給/
六、中國供給全球公共產品的挑戰與潛力/
七、展望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三步走”戰略/
八、結語/第二章金磚合作、全球治理與中國角色劉毅/
一、金磚合作緣起的動力學/
二、金磚戰略合作的兩種前景/
三、中國外交創新的金磚路徑/
四、金磚外交面臨的挑戰與應對/
五、金磚合作的研究議程/
六、合作治理與橫向擴展/
七、合作治理與縱向戰略/
八、峰會文件的案例分析/
九、金磚合作的前沿議題/

第三章從跟進到創造性介入的中國北極外交徐慶超/
一、對現有文獻的大致掃描/
二、五年來的北極外交實踐/
三、創造性介入外交與北極/

第四章中國引領國際規則與首都北京的貢獻戚凱/
引言中國應加強主導國際規則構建，大都市要發揮
關鍵作用/
一、有關國際大都市參與國際規則構建的研究成果/
二、大國都市與國家主導構建國際規則：歷史經驗與
現實優勢/
三、主導構建國際規則的西方經驗/
四、北京對外交往工作的既有成果與不足/
五、首都北京應如何為中國構建國際規則的事業擴大貢獻/
六、結語/

導論塑造適合時代特點的中國新外交讀者手頭的這本書，是我和我的研究團隊合作完成的成果之一，基於國家社科基金一個重大專項（“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方略和外交新戰略”）之終報告修改而成。
在大約兩年時間裡，我們圍繞主題又不局限題目範圍，由近至遠、由內及外，分析探討了與中國新外交相關的幾個基礎性問題：
1如何看待當今的時代環境和世界政治的變遷，站在什麼樣的角度研究、應對和駕馭外部環境的不斷改變？
2為了使我們的外交更具前瞻性，需要自身視野和思想觀念方面做哪些更新，比如對主權概念加以充實調整，加強外交學習能力？
3應該怎樣推進新的研究日程，拓展和改進原有的工作，尤其是在建立新的視角和方法論方面做出努力？
4相對於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不同歷史階段，人們所說中國“新外交”由何時算起、有哪些主要標志、其指向與特點何在？
5作為一個新興的全球角色，中國如何拓展對外關繫的新疆域，比方講，如何提供更多品種和更高質量的國際公共產品，如何借助包括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在內的各種新的抓手，如何發揮首都北京作為新型國際都市的潛在外交功能？
我希望，本書對這些問題的解說具有前沿探索性質，而不是僅看到“當下三尺地”，或單單為了呼應某種口號式的目標，更非嘩眾取寵、標新立異。
下面，結合近年來我個人的思考及研究成果，參見王逸舟著《創造性介入三部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版），《中國外交十難題》（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增訂版）和王逸舟主編《中國對外關繫轉型30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等。提取並呈現一些主要線索，回答上述問題的同時，對本書的總體思路和觀點做些說明。
一、國際格局的演化及其新的視角
中國外交應該有更大的眼界和胸懷，具備真正的全球視角，看重中國不同以往的全球利益及責任。
導論塑造適合時代特點的中國新外交0000 中國外交探新在今天的中國，“慎言零和”和“告別革命”，是有遠見的政治人物和國際問題研究者應當具備的心態。確實，一方面，就我們這行而言，沒有現實主義和權力政治學的考量，不會使國際政治研究特別是國家安全分析具備操作性，不會讓決策部門產生興趣從而合理配置有限的現實資源。但另一方面，缺乏全球視野和對整個人類的關懷，則容易把國家利益的討論變得局促狹隘，令國家安全和外交問題的研究陷入零和思維的怪圈。尤其在中國歷史的背景下，長期的自我封閉專制傳統和近代以來受壓迫、起義抗爭的歷程，潛移默化養成了國人某些難以擺脫的情結，比如傾向於把周邊地區看成向我國進貢的弱鄰區域，比如看到歐美國家與中國的某些現實糾紛就聯想到“八國聯軍又來了”，比如隻想作為世界大國和實現民族復興的好處及榮耀、很少考慮中國新的全球性角色和海外所要求的擔當。多數情況下我們的研究者太熟悉、太習慣權力政治的那一套博弈，而很少認真想並仔細規劃中國如何做一個進步的強國、有風範的大國、讓人感到親切的文明國家。
在此意義上，我尤其看重全球視野、全球進步意識乃至全球主義本身的價值。這裡所說的全球主義視野，並非某些人想像的那樣，是所謂的“國際利他主義”，好像完全不關心不顧及本國本民族的重大利益與戰略需求，一廂情願地呼吁和爭取國際間的理解與合作，甚至像某些的西方和平主義團體那樣，處處與各國政府抗爭、時時同多數人作對。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讀。所謂“全球主義”，講的是要有全球性視野，對全球性挑戰要高度重視，表達出全球性關懷，倡導全球性努力，規劃全球性戰略。它擁有更大的維度、更長的縱深以及對國家、民族命運與人類整體進步之更平衡的度量。就中國而言，我們所需要、所追求的全球主義，是大國沙文主義和狹隘民族情緒的反義語，是“他山之石為我所用”式的謙虛謹慎和求學精神，是“打鐵先須自身硬”的自我反思與不斷變革取向，是新時期對各種全球性危機的中國態度與方案，是量力而行又積極提供各種公共產品的國際戰略，是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類進步事業密切結合的總體思維。
不錯，國際關繫有其復雜陰暗的一面，常常充斥著恃強凌弱或爾虞我詐。一般都以為，國際政治就是人性惡在國家間關繫上的再現，是人類動物園的自然狀態。我們也要承認，到目前為止，國際體繫仍然是以國家的偏好、利益、抉擇為中軸和重心，仍然大體沿襲了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競爭邏輯。似乎再簡單不過，權力政治學、現實主義博弈觀、各種勢力均衡理論等，擁有一言九鼎、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超大聲響，教師和學生、政治人物和媒體大眾，隻能被動地、別無選擇地接受它們。
，全球主義者不認為上述看法是全面的和符合時代進步的認知。面向未來，我們應當而且可以有不同的認識論。像馬克思、康德那樣偉大的全球主義者，比多數人更懂什麼叫階級、等級、剝削和壓迫，知道國家（政府）行善或作惡時的巨大分別，理解霸權治下的和平與真正永久的和平的不同實現條件；隻是他們在觀測各種政治類型、權力形態以及國家興衰時，看得更加寬廣，發現了不同的可能性及路徑。不要以為全球主義思想家隻會冥思苦想，不懂現實復雜性，不了解人性貪婪、政治險惡和國家霸性的一面。全球主義者的深刻在於，其視野超出了既往和當下，反對說歷史是惡的循環，不相信人類是“命”的囚徒。世界歷史進步的價值得到了高度重視。
第二，全球主義視角特別看重諒解與合作，不管是國家間的還是各種行為體之間的諒解與合作。當代國際關繫恰似一個硬幣的兩面：沒有主權民族就不能生存，但沒有主權的層次應用就不會有區域一體化進程，不會有民族國家的影響力提升；沒有綜合國力，特別是沒有經貿和軍事能力的強大就不會有談判的籌碼，但沒有外交的調解、政治的開明、文化的積澱這些“軟實力”就不會有親和力。對各種非國家的國際行為體，道理是一樣的：沒有自身的成長進步，不會有別人對你的尊重；但沒有對他者的留意關照，亦不會有自己的持久發展。王無道便成霸。全球主義恰恰提供了王道而非霸權之途。它是對冷靜而有節制的現實主義權力不可或缺的補充。
第三，在全球主義的關切中，“人”始終是大寫的主題，人的安全、自由、創造、解放與社會的穩定性、整體性、生動性、進步性是相互依托、密不可分的，人的坐標在劃分群已權界、政治/政府行使職能的方式、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及全球社會的互動角色等方面是至關重要的，人民主權應當是國家主權的內在特質，個人的進步終必然外化為國際關繫的進步。整個人類的歷史說到底，是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和國際的形態，從束縛人類到解放人類（包括人的身體和精神）的一部演進史。人是本體，是目標，是基礎，是上位，是核心，是坐標；政府權勢、安全重心、國家主權、法律秩序等形態，不過是人在異化過程或在解放過程中自我束縛或自我超越的工具；國際政治、世界社會、地區主義、全球治理之類當代國際關繫命題，自然服務於、服從於這種人本主義和進步取向的政治分析邏輯。時時想著人、尊重具體的人，是全球主義視野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四，全球視野與祖國情懷不是對立的、衝突的，相反它們是結合的、互補的。沒有全球視野的國家利益標簽，可能演化成狹隘的“義和團”式的仇外意識，而沒有祖國情懷的全球主義者可能變成漂浮無根的“精神流浪漢”。好的全球主義者當然懂得國家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優先性，但他們知道符合進步時代要求的國家民族利益之實現，須在與國際社會共同利益與整體人類發展潮流一致的前提下推進，如孫文先生所言，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有了這樣的立場與態度，在看待現今時代特點時，就會感受到持續而深刻的變化，發現中國人未來貢獻的可能入口。比如，國際問題研究的新趨勢，提示了外交和國際戰略的新起點。

（一）從數量上測量，國際問題從過去相對單一且靜止的目標，逐漸轉向日益豐富、多樣化的目標群

在國家主權安全的傳統主導性命題之外，增加了國內或跨國的族群安全、社區安全、地區安全等大量新的研究對像。聯合國受到重視，就是一個典型事例。對比七十年間這個重要國際組織和論壇上發表的議題和通過的決議就會發現，二戰剛結束時世人關注的是如何防止類似兩次世界大戰那樣的大規模流血衝突特別是主要國家之間的戰亂再度發生，討論者和承擔責任的幾乎沒有例外都是主要大國的政府代表；而從現在紀念聯合國的各種會議上可以聽到的，更多是“伊斯蘭國”這個反傳統國家政府的半恐怖性半宗教性的勢力如何猖獗可怕，或一度嚴重的“埃博拉病毒”如何在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聯手阻擊下得到遏止，以及烏克蘭危機、伊朗核談判、巴黎氣候大會、亞的斯亞貝巴發展宣言等不同領域的重大安全議題。對於任何政府和決策者而言，層出不窮的國家和國際安全問題數不勝數，安全資源的使用問題（無論總量多少），變成有限度性的困難抉擇。
對比過去就不難發現，聯合國作為當今世界重要的國際組織，其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重要的國際成果，當屬聯合國體繫的誕生。與一戰結束時的國聯及其法律不同，聯合國憲章及其制度框架，在其產生後的歲月裡，呈現由弱向強、由點到面、由單一到復式的積極演進。發展到今天，聯合國雖然沒有常備軍，其預算主要來自成員國的捐贈，但其上升著的道義權威和全球影響力，已使它成為當代國際關繫和世界外交領域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聯合國的成長，也加快了各種國際規範和國際法的全球鋪展。可以不誇張地講，今天的世界政治裡面盡管沒有單一的、強力的政府權威，卻有這樣那樣有形無形的規則在支配各國和世人的思想行為。

（二）從形態上觀察，各類安全研究從以往那種比較封閉的形式，逐漸轉向更加開放和互信互鋻的形式

即使是國家對手之間，在全球化、信息化與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也不得不加強安全對話與危機管理。
新趨勢的一個重要表現是，考慮到大國間全面對抗的巨大代價和（幾乎）不可能性，現在的安全研究者越來越看重那些“和而不同、鬥而不破”的復雜安全關繫，越來越看重那些分層次、分階段、分領域和分議題的“中道”安排。以軍事超級大國美國和俄羅斯（蘇）之安全關繫和安全研究為例，20世紀90年代之前這兩個大國有一種“你死我活”的競爭態勢，彼此間的全球性對峙可謂真正意義上的“冷戰”；冷戰結束之後，雙方的戰略安全關繫經歷了大起大落的變化，目前兩國依然處於某種“冷和平”狀態，但研究部門的對話明顯增多，雙方高層既有重大戰略分歧和矛盾，也不排斥在伊核問題或“伊斯蘭國”問題上的協調。有關主管部門的安全對話、學界和研究部門參與的二軌機制、危機早期預警和過程管控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大量出現，而且許多帶有可操作性的、可模擬和預見的、沙盤推演式的成果日益增多。傳統思維和分析框架，明顯不適用現在這種微妙的大國安全關繫。
同理可應用於中日的關繫。首先，兩國的安全利益有重大摩擦，尤其是東海和釣魚島問題上的矛盾難於彌合，但彼此間經貿、金融領域又有許多共同利益，旅遊業的往來發展之快更是超出預期。顯然，今日的中日關繫大不同於二戰時的形態，那時的抗日戰爭涉及中國的生死存亡，直接決定著日本帝國主義體制的命運和亞洲反法西斯鬥爭的前途，而現在兩國的安全矛盾雖然嚴重，但主要限於安全、軍事領域和政治高層對話。貿易、投資、旅遊、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等事宜受到的影響有限，海洋爭奪摩擦持續不斷的同時兩國間並不存在全面開戰的可能性。其次，在新的形勢下，兩國對本地區發展引導權的爭奪加劇，尤其在金融貿易和科技創新方面如何帶動和塑造鄰國和周邊區域的問題上頗費心計、招數迭出（典型事例如日本為應對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而加大對日本人擔任行長的“亞洲開發銀行”的投入）。兩國民眾和大眾媒體對對方的認識，夾雜著復雜的愛恨情仇，有諸多的歷史情感與現看法。這種情形與德國、法國在價值觀、政治社會制度相似的前提下聯手推動歐盟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上的作用大相徑庭，也多少有別於巴西阿根廷在南美的競爭、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南亞的較量。新的研究趨勢是，既要分析大國軍事之間存在的某些“零和”遊戲，也在設法拓展相關部門對話的可能及空間；既考慮安全態勢，也顧及大的國內發展需求和國際政治格局；既往壞處設防，也往好處努力，參照範圍不僅有安全領域的軍備競賽，也有經貿和金融領域的合作談判，更有日常大量的人員往來和文化相互依賴。新的形勢使決策過程回合更多、層次更多、因素更多，從而必然導致研究工作發生相應的調整與充實。

（三）從內涵上分析，國際戰略設置從舊式的高級政治議題為中心，逐漸轉向包含大量低級政治議題的全方位、綜合性的方向

不難看到，反恐、地區衝突、裁軍等涉及戰爭與和平的課題依然重要，但研究光譜同時延展至生態保護、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