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霍蘭·薩拜因 (George Holland Sabine)，1880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迭頓城，1903年入康奈爾大學，1906年獲博士學位。在斯坦福、康奈爾以及其他一些美國大學裡任教，並為美國哲學協會、政治學協會的會員。作為“歷史主義學派”的主要倡導者，在美國學術界享有盛譽。

修訂者簡介

托馬斯·蘭敦·索爾森（Thomas Landon Thorson），1934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拉博特，1956年入印第安納大學，1960年獲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學位，後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經濟繫任教，為西方政治哲學界的後起之秀。

譯者簡介

鄧正來，受聘於國內多所高校。曾任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學研究所所長，現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復旦大學國際關繫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導。創辦並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中國社會科學評論》主編。主要著作和譯著有 《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上卷）等。

第三編關於民族國家的理論（上） 

第十八章馬基雅維利

第十九章早期的新教改革者

第二十章保王派的理論與反保王派的理論

第二十一章讓·博丹

第二十二章現代化的自然法理論

第二十三章英國：準備內戰

第二十四章托馬斯·霍布斯

第二十五章激進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

第二十六章共和派：哈林頓、密爾頓和西德尼

第二十七章哈利法克斯和洛克

第二十八章法國：自然法的衰落

第二十九章對社會的再發現：盧梭

第三十章約定與傳統：休謨和柏克

第三十一章黑格爾：辯證法和民族主義

第三編關於民族國家的理論（下） 

第三十二章自由主義：哲學激進主義

第三十三章現代化的自由主義

第三十四章馬克思和辯證唯物主義

第三十五章共產主義

第三十六章法西斯主義和民族社會主義

索引

第三版序言 

一如本書的第二版一樣，這一版也主要在後三章中作了一些修訂；740頁以前仍保持原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參考文獻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訂，而且在腳注中也增加了少許新近出版的論著。為了對彼得·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先生的論著予以某種關注，我對論洛克一章的文字作了若干小的修改。為了充分利用W. 馮·萊登（W. von Leyden）先生所編輯的洛克《論自然法》（Essays on the Law of Nature）一書，也許把論洛克這一章加以重寫要好得多，但是這樣做卻很可能要求我在其他一些方面也作出改動，而這則超出了此次修訂的計劃。

在第740 頁以後，在討論現代化了的自由主義一章中，後一節文字業已重新改寫，旨在對自由主義政治學的各項假設作出更加明確的闡釋。論馬克思一章的文字幾乎全部作了改寫，主要目的是為了改進陳述的方式，當然還有一個目的是為了使那些向“共產主義”一章過渡的文字更加明確一點。有關剩餘價值論的論述被略去了，其部分原因是這一部分的闡釋並不足以反映有關剩餘價值論的爭論，但主要原因卻是有關這個論辯的技術性細節在馬克思政治理論當中似乎並不占據重要地位。

“共產主義”一章已全部改寫並重新編排。這是基於下述理由：，在過去十年裡，圍繞著這個論題業已出版了大量的重要出版物，因而比起1950年本書作者撰寫這個問題時似乎有可能對列寧主義的歷史作出更好的闡釋。第二，當時我認為，在本書的第二版中，我對列寧與馬克思之間形式上的不一致強調得太過了。而我現在認為，馬克思主義並不如我當時所認為的那麼嚴密，所以列寧取之於馬克思的那些思想事實上還在那裡，盡管它與西歐闡釋者眼中過去的馬克思思想極其不同。簡而言之，當時存在著兩種馬克思主義傳統：一是終表現為西方各種社會黨的傳統，二是終表現為共產主義的傳統。這兩種傳統並不是一致的，但是卻都源出於馬克思。第三，我現在認為，我對共產主義的闡釋過於籠統。比如說，我在陳述列寧關於共產黨的理論的時候，就好像他隻是在闡明該黨1902年聲明的含義一般。本書作者還認為，當時就是那些原則，而且此後也未作任何改變。然而，下述情況也是事實，即如何運用這些原則在那些熟諳這些原則的人們當中卻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現在，我認為我自己所擁有的信念（即政治理論乃是作為政治的組成部分而發展起來的）本應當能夠使我在論述列寧理論時不把它當作一種過於刻板的演繹理論來處理。因此，我在重寫這一章時所依憑的幾乎完全是一種編年的順序，以揭示列寧的各項原則是如何在不同情勢的壓力下被迫變成某種類似於程序規則的東西的。

後，我對本書的後一章即“國家社會主義”也作了很大程度的改寫，而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縮短篇幅。在過去的十年中，整個世界都樂於——也許是太樂意於——把希特勒忘掉。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還長篇累牘地復述那些往往似是而非且始終歇斯底裡的所謂“理論”，看來是無甚意義了。這並不是因為本書作者認為政治已可以免於歇斯底裡，而毋寧是因為我堅信：對這樣的理論所作的一次新的抨擊，會找到各種新的可被利用的輕信者。

本書作者願借此機會向現在任教於牛津大學林肯學院的克裡斯托弗·布賴塞思（Christopher Breiseth）先生表示謝意，因為他在安排這一修訂本的印制方面提供了極其有效的幫助。

喬治·霍蘭·薩拜因

1961年1月於紐約州伊薩卡

薩拜因因這部巨著，曾就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它對西方歷代政治思想的精準解讀，和脈絡梳理，非同類書籍可及。

——吳稼祥

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是經典中的經典，經典意味著傳統，意味著經歷了時間檢閱，意味著公認的學術共識。而鄧正來教授對本書的翻譯，也已經成為西書翻譯史上的一段經典，信雅達尚在其次，更有價值的是體現了他對西方思想的深邃理解。

——許紀霖

今天我們讀薩拜因《政治學說史》的第四版而且是鄧正來更流暢的中譯本，不僅因為它是這一領域在20世紀*重要的學說史，而且因為它已成為繼承和擴展了休謨政治學說的英美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分。

——汪丁丁

第十八章  馬基雅維利 

宗教大會派（the conciliar party）企圖把中世紀憲政主義的原則和實踐帶進教會的努力失敗了；而這一失敗也預示著在一代人或兩代人以後代議制機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普遍式微。15 世紀中葉，教皇專制主義（papal absolutism）得到了復興，而且考慮到教皇職權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中所受到的打擊和削弱，其復興的速度之快也是令人驚訝的；而與此同時，王權也幾乎在西歐的各個地區都得到了巨大的強化。在所有的王國中，王權都在不斷膨脹，而與之對抗的各種制度安排（不論是貴族制度、議會制度、自由城市制度還是僧侶階層）則相應地被削弱了；與此同時，中世紀的代議制度也已無可挽回地在幾乎各個地區都衰落了。隻有在英國，都鐸王朝因實行專制統治時間相對較短而使得議會制的歷史延續了下來。政府以及關於政府的思想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此前一直分散掌握在封建領主和各種法人社團手中的政治權力，也很快集中到了國王的手中。國王在當時成了日益增長的民族統一訴求的主要受益者。在過去，隻有受到羅馬帝國法律影響的少數法律人和教皇統治理論的擁護者（the extreme papalists）纔認為至上權者（a sovereign）是一切政治權力得以產生的淵源—他們把至上權者是一切政治權力之源泉的觀念轉變成了一種有關教皇權利神授的理論（a  theory of papal divine right）。但是，這種思想卻在 16 世紀變成了一種普遍的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方面的上述變化反映了歐洲社會整個基礎性結構的變化。盡管這方面的變化在各地都帶有各自不同的地方色彩，但是這些變化在各地卻又都是一樣的。到15世紀末，多年來不斷展開的經濟變革累積在一起，便導致了對中世紀各種制度的革命性重構。盡管中世紀存在著各種有關世界性教會和世界性帝國的理論，但其各種制度的存在卻是以這樣一個事實為依憑的，即中世紀的社會，就其有效的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而言，幾乎完全是地方性的。這是交通工具不發達所導致的一個必然後果。幅員遼闊的政治領土是無法治理的，除非采取一種允許各地方單位享有廣泛獨立性的聯邦制。貿易也主要是地方性的，或者說，在一些貿易更具地方性的地區，貿易隻限於某些特定的商品，它們經過固定的路線被運至一些壟斷的港口和市場。這樣的貿易可以為生產者行會（producers’ guilds）所控制，而這類行會都是市鎮機構，因為中世紀的貿易組織單位就是城市。在14世紀，無論是貨物的自由運輸還是貨幣的使用，都不是很普遍的。

交通運輸在便利方面所發生的任何程度的改善，都是同這種由地方繼續壟斷和控制的貿易完全格格不入的。自由貿易顯然要比固定的商業路線和壟斷的市場有更大的經濟優勢。的利潤都落入了“商人冒險家”的口袋，因為他們願意利用任何市場，他們有資金去做自己的生意，而且他們還願意經營任何有豐厚回報的商品貿易。由於這樣的商人控制了市場，所以他們也就能夠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控制生產，而且行會和城市對他們也無可奈何。就貿易要受到控制、商品質量要標準化或者雇傭條件和價格要得到調節而言，這些事情隻能由比中世紀城市規模更大的政府來實現。歐洲所有的國王統治都具有這類調節功能。再者，就這種擴大了的貿易應當得到保護和鼓勵而言，這也成了地方政府的權力完全無法企及的使命。到16世紀，所有的王國政府都有意識地實施了一項開發國家資源、鼓勵國內外貿易和增強國力的政策。

這些經濟上的變化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後果和政治後果。自羅馬帝國以降，歐洲社會中次出現了一個既有錢又掌握企業的人數相當可觀的階級。出於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個階級是貴族的天敵，也是貴族所造成的分裂和失序的天敵。他們的利益倒向了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屬於“強”政府（strong government）的一邊。因此，國王成了他們天然的政治盟友。就當時的情形而言，他們樂於看到國王的權力得到加強，因為這能夠打破束縛中世紀君主之手腳的種種制約和限制。當時，他們還不能奢望用控制議會的方式來對抗貴族的影響，因而他們樂於使代議制置於君主制的支配之下。當然，他們也樂於看到貴族不再有能力豢養一幫烏七八糟的“食客”，因為這些“食客”會威脅法官和法律官員的安全，並充實強盜的隊伍。從各個角度來看，資產階級都認識到了把軍權和司法權盡可能地集中在國王手中對自己有利。總而言之，有序和有效的統治對於他們來說極可能有著很大的好處。誠然，國王的權力肯定會變得專斷，而且常常還會是壓制性的，但是國王的統治卻要比封建貴族所能實施的任何統治都好得多。

現代專制制度 

因此，到16世紀初，君主專制制度（absolute monarchy）便已成為或正在很快成為西歐一種甚為普遍的政體了。中世紀的制度到處都在土崩瓦解，因為君主專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以武力為基礎的鐵血制度。這種制度的破壞性完全被這樣一個事實給掩蓋了，即在事變之後，人們更傾向於贊美由這種制度幫助建立起來的民族君主國（the national monarchies），而不傾向於為它所摧毀的各種中世紀制度唱挽歌。正如民族主義在此後推翻君主專制制度所產生的王朝合法性（dynastic legitimacy）一般，君主專制制度也推翻了中世紀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賴以為憑的封建立憲制度和自由城市制度。教會本身乃是所有中世紀制度當中代表性的制度，它成了這場變革的犧牲品，或者說，教會本身成了它所依賴的各種社會力量的犧牲品。為了給新興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提供財富，軟弱而富有（這二者是寺院在鐵血時代［an age of blood and iron］為重要的特征）的寺院也遭到了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君主國的侵占，因為新興的中產階級乃是君主專制制度的主要力量。各地教會的主事者都越來越受國王的控制；後，教會的合法權力也都消失殆盡了。教皇統治權（sacerdotium）作為一種權力已不復存在，因為教會或者成了一種自願性的社團，或者成了民族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的一個合伙者。在基督教思想看來，教會變成這個樣子乃是前所未有的。

正如此前的封建君主立憲制度一般，君主專制制度幾乎在西歐的各個地方都得到了發展。在西班牙，阿拉貢（Aragon）與卡斯提（Castile）經由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薩貝拉（Isabella）的聯姻而達成的聯合，啟動了君主專制制度的建構，而這使得西班牙在16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成了歐洲列強中強大的國家。在英國，玫瑰戰爭（the Wars of the Roses）的結束和亨利七世（Henry VII of England,1485—1509）的統治則開始了都鐸王朝的專制時期，而都鐸王朝的專制時期還包括了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整個統治時期和伊麗莎白的大部分統治時期。盡管亨利七世對王位很難說有什麼繼承權，因為他的上臺所依憑的乃是他同貴族的聯合，但是他所推行的政策在一般意義上講卻是與當時的時尚相當合拍的。如果他沒有贏得中產階級的支持，那麼他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不得不用全力去鎮壓那些追隨貴族的無法無天之徒，因為這些人既威脅到了他的王位，也威脅到了中產階級；他建立了秩序，因而促進了貿易；他鼓勵航海冒險；他還用他的王權大大削弱了下議院的力量，因為在下議院裡，貴族對選舉的影響仍然很大，以至於沒有安全可言。的確，德國乃是不符合當時潮流的一個明顯的例外，因為在德國，帝國的軟弱既聽任了無政府主義的泛濫，也無法鼓勵民族主義情緒的增長，而在巴伐利亞人劉易斯與教皇的抗爭中，民族主義情緒曾是他的主要支持力量。但是即使在德國，當時盛行的君主專制制度趨勢也沒有受到制止，隻不過是被推遲了一段時間而已，因為普魯士和奧地利作為主權國的興起同早些時候在西班牙、英國和法國出現的變化並沒有什麼差別。

然而，實際上法國纔是國王高度集權之發展的為典型的例子。1法蘭西民族統一的萌芽趨勢（我在討論美男子菲利普的章節中業已提及了這種趨勢），在百年戰爭期間大都已付之東流了。盡管這一時期爆發的國內外戰爭有損於君主制，但是這個時期的戰爭對所有其他中世紀曾經危及君主制的制度——社團的、封建的、代議的制度——的打擊卻都是致命的。15世紀下半葉，法國的王權得到了迅速鞏固，而這使得法國成了歐洲團結、堅固和和諧的國家。1439年頒布的法令把全國所有的軍權都集中到了國王手中，而且還通過授權國王征收國稅來供養軍隊的方式而使國王所享有的這項權力具有了實效。這項措施取得了驚人的成效，而這也充分明確地說明了為什麼不同的新興民族都願意支持君主專制制度的原因。在幾年之內，一支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國民軍隊便建立了起來，而且還把英國人趕出了法國。15世紀結束之前，勢力強大的封建領主——勃艮第、布利塔尼和昂儒等——都相繼臣服。與此同時，各地領主也永久喪失了控制稅收的權力，因而也就不再能夠用它來左右國王了；此外，國王還很好地制服了法國的教會。從16世紀初期直至法國大革命時代，國王幾乎成了法蘭西民族的代言人。

席卷整個歐洲的如此激烈的變化，當然在政治理論方面也引發了同樣激烈的變化。在16世紀初，這種變化集中在一位令人難以捉摸，甚至可以說是充滿矛盾的人物即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的身上。在他那個時代，沒有任何人能夠像他那樣清楚地洞見到歐洲政治演化的方向，沒有任何人能夠比他更了解那些正在被淘汰的制度的過時性質，也沒有任何人能夠比他更承認赤裸裸的強力（naked force）在這一進程中所具有的作用。然而，在那個年代裡，沒有任何人比他更贊賞那種處於萌芽狀態的民族統一意識了，而上述那種赤裸裸的強力就是以一種隱約的方式以這種統一意識為基礎的。同樣，沒有任何人比他更清楚地意識到因長期習以為常的忠誠和虔誠的削弱而導致的道德腐敗和政治腐敗，然而或許也沒有任何人比他更強烈地懷念一種更為健康的社會生活，亦即他所認為的以古羅馬為典型的那種生活。當然，也沒有任何人一如馬基雅維利那樣了解意大利。盡管他是在新教改革運動的前夕進行寫作的，但是他卻幾乎沒有覺察到宗教將在後兩個世紀的政治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當時，不信教的思想在意大利正在重新抬頭，馬基雅維利也受到了這種思想的影響。因此，從他所受到的訓練和他的氣質來看，他是無法把握歐洲政治從中世紀承繼下來的那些憲政理想和道德理想的。雖說馬基雅維利有著清晰且廣闊的政治視域，但是在某種特定的意義上講，他仍然是一個16世紀頭25年的意大利人。如果他是在任何其他的時間和地點進行寫作，那麼他的政治觀念必定會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