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事，思來者”

                                  白  鋼

從傳統政治制度中汲取智慧

政治制度史是以研究歷代上層建築為主要任務的。任何一種上層建築，在其存在的時期裡都處在不斷變化之中。除了它的慣性作用，還有歲月對它的修正，使它不斷調整演變，直至被新的上層建築取代。它將各種社會主體聯結起來，成為人們從事各種活動的社會條件，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舞臺。

然而，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在如何對待傳統的問題上認識並不一致。片面強調批判或強調集成，都失之偏頗。應當承認，現代化是對傳統的辯證否定。吸收傳統中經過實踐檢驗是合理的東西，摒棄傳統中落後、僵化的東西，建立新的科學的社會體制，有助於更好的實現現代化。史學家的研究如果不從這一視角出發，是很難實現有益於社會的價值取向的。

長期以來，在對待傳統政治制度問題上，全盤否定的觀點較為流行。其實，歷史上任何一種上層建築在形成之後，都有其發展軌跡和變化規律，不能憑主觀意志想全盤否定就全盤否定。傳統蘊含著人們智慧的結晶。在對待歷史上層建築問題上，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傳統政治制度有很多糟粕，也有很多珍貴的遺產。古代一些有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處理各種政治關繫、制定各種制度政策時，積累了豐富經驗。中國的政治體制發展要以正確認識國情為基礎，而不能把西方政治模式奉為圭臬，盲目崇拜。因此，應重視研究中國的政治傳統，堅持批判與繼承相結合，深刻認識其有點與缺陷。

近百年來，盡管中國的政治制度一直處在進步與變革之中，但實事求是地講，傳統政治制度也使我們背上了一些歷史包袱。幾千年來習以為常的原則、習俗，在短期內實現變革談何容易。比如，一些地方“權大於法”
“以政代法”的現像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在具體人事制度上還沒有很好體現公開考試、擇優錄取的原則；在行政管理上，有些部門缺乏民主觀念，也缺乏嚴格的監督手段；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是，“長官意志”與主觀隨意性常常起到相當大的作用；等等。這些都是傳統政治制度消極面的積澱。克服這些缺陷，方法之一就是認真研究傳統政治制度中的糟粕，闡明其在歷史上的危害，找出克服的辦法，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提供借鋻。

同時應看到，數千年的傳統政治制度又蘊含著豐富的文化遺產，有許多經過實踐檢驗證明行之有效的經驗辦法，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制度建設具有參考價值和啟迪作用。因此，那種以為搞現代化就要摒棄傳統的觀點，是不正確的。事實上，按照現代化的要求改造傳統，從而形成新的傳統，有助於我們保持民族特色，也有助於早日實現現代化。

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成功經驗有很多，諸如發達的政治分工和悠久的制衡觀念，積累上千年的一整套比較科學的官吏管理經驗等，都值得有使命感的史學家認真總結。就以官吏管理制度而言，長期實行以考試制度選撥人纔；在官員任用上，注重實踐性，推行試職制度；在官員管理上，實行品階、俸祿、考課、銓選、遷轉、監察、回避等制度。這些都體現了歷代統治者為實現政治清明、保持官員廉潔、提高行政效率所作的努力，其中有許多內容至今仍不乏啟迪和借鋻意義。

政體運行機制是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永恆主題

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是一定社會經濟關繫的產物，並為一定社會經濟關繫服務。研究政治制度史不能脫離社會經濟關繫來抽像地談政治制度，否則會變得空洞抽像。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重心是研究政體運行機制，說到底，就是歷代王朝如何處理各種政治關繫。具體來說，應考慮以下三個方面內容：一是機構設置與變化，二是政策法令，三是機構運行和政策法令的執行情況。政體主要表現為政府機構，國體則通過機構和政策法令得到體現。無論什麼制度，其中心問題是處理和調整該領域中的各種關繫。

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繫現代化的當下，大力開展跨學科研究，努力提高理論創新能力，是加強中國政治制度史學科建設的必然選擇。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學術界出現了一些創新範例，如“公共選擇理論”。這個理論既不是政治學家提出來的，也不是行政管理學家提出來的，而是由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布坎蘭和他的一些同行共同創立的一種公共經濟理論。“公共”這個概念在現在學術界涵蓋了國家和社會這樣一個非常大的概念。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市場制度中的人類行為與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為納入同一分析的軌道。即“經濟人”的模式，它修正了傳統經濟學把政治制度置於經濟分析之外的理論上的缺陷。公共選擇理論就是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人的活動來分析政府行為，實際上它把政府行為用經濟學的方法說白了。這一理論應該說當前特別在西方學術界是一個熱門話題，也是新興管理學科的核心理論。這個理論的提出就說明了跨學科研究確實是提高理論創新能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另一個例子也是當前西方的一個熱門的理論，叫做“治理理論”。用“治理”代替我們過去理解的“統治”，這是1989年世界銀行一批經濟學家在提出了非洲治理危機之後逐步形成的一個新的理論。“治理理論”也成為當今西方政治學、經濟學、政治社會學、公共管理學等領域流行的理論之一，近年我們國內學術界也將這一理論介紹過來，而且有不少學者開始用這一理論來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層社會的具體變遷情況。嚴格講來，這個理論是管理學或政治學範疇的概念。但這一理論卻是經濟學家提出來的，這個理論形成後迅速為學術界所接受並在西方廣泛的實踐中加以運用，表明跨學科研究是治理理論產生的基礎。

無論是公共選擇理論，還是治理理論，抑或是“善政”， “協同治理”，它們都從不同角度給中國政治制度史學科建設展示了創新發展的方向，隻有鉤深致遠，參伍比較，堅持創新發展，纔能推進中國政治制度史學科建設的現代化。

贅  語

本書初版印行與1991年，所采摘史料的成書時間，概在此之前。

2001年對初版進行了全面修訂，增加了“中華民國時期的政治制度”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兩章，是為第2版。

這一次是對第2版的修訂，檢索了書中所有引文，核對原意，堅持論從史出的原則，可以視作第3版吧！

第3版修訂過程中有一個問題必須交代，就是有些引文腳注的版本有變化。原來書中引文的腳注所據版本，大多來自原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坐落在王府井大街原考古研究所院內）和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坐落在建國門內大街五號院內原2、3號樓內）。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由於館址幾經拆遷，藏書陳列也屢屢變更，要查到原來所借圖書的版本，已經十分困難了。不得已采用該書的其他版本來核對史料了。例如，書中約有六、七處引用範祥雍訂補的《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一書，使用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原注未注明頁碼。此次修訂時，因借不到這個本子，隻得改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新出的“範祥雍古籍整理彙刊”的本子，查證引文的頁碼了，結果導致書中的腳注不得不出現“2011年”字樣。

再如，書中引文還涉及郭沫若的《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一文。該文原刊於科學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青銅時代》一書中。但是，我手頭原有的一本《青銅時代》不知去向，好在它已被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歷史編1，全文收錄，所以，該腳注不得不改。諸如此類，不再一一列舉。

                                                                                   2016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