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導言      

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學術史回顧   

第三節 
相關概念及理論   

第四節 
思路與框架   

第五節 
資料與方法   

章 “省籍議題”——臺灣政治文化的情感符號      

節 
“省籍情結”的歷史緣起   

第二節 
“省籍議題”的發展演變   

第三節 
“省籍議題”的當代特征   

第四節 
“省籍議題”與臺灣政治情感的互動      

第五節 
“省籍議題”的生命周期   

第二章 “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臺灣政治文化的政治認知符號

節 
“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的緣起與演變     

第二節 “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的當代特征   

第三節 “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的衝突實質   

第四節 “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對臺灣政治認知的影響

第三章“統獨議題”——臺灣政治文化的政治評價符號

節 
“統獨議題”的緣起與變遷      

第二節 
“統獨議題”的歷史特點與當代特征      

第三節“臺獨議題”的發酵過程   

第四節“統獨議題”對臺灣政治評價的影響

第四章臺灣的輿論議題與政治文化  

節從臺灣輿論議題的變化看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      

第二節 
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對臺灣輿論議題的影響   

第三節 
臺灣輿論與政治文化的互動媒介的演變   

結語      

節 
臺灣輿論議題的演變與臺灣政治文化的變遷   

第二節輿論與政治文化的互動模式      

附錄      

參考文獻     

後記      

《臺灣輿論議題與政治文化變遷》書摘：

第四章臺灣的輿論議題與政治文化

本章討論的是臺灣的輿論議題與臺灣政治文化的關繫，首先從臺灣的輿論議題的變化探索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反過來，從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分析其對臺灣輿論議題的影響，並以媒體政治為契入點，討論臺灣輿論與臺灣政治文化的互動媒介。

節從臺灣輿論議題的變化看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

光復以來臺灣的輿論議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臺灣的政治文化也出現了歷史性的轉變。從臺灣輿論議題的演變透視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本研究發現：六十年來，臺灣的輿論議題由禁忌到開放再到放縱，其對決；而臺灣的政治文化也從“威權主義”的政治文化經由“民主化”、“自由化”發展到“民粹主義”的政治文化，從“民族主義”的政治文化經由“本土化”發展到“族群主義”的政治文化，轉型後的臺灣政治文化是“民粹主義”加“族群主義”的復合型政治文化，筆者將其命名為“群粹主義”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類型理論早由美國學者阿爾蒙德與維巴在比較政治學領域提出阿爾蒙德、維巴在其《公民文化》一書中考察了西方五國公民文化的特征，發現意大利是疏遠型的政治文化，墨西哥是不平衡和不協調的文化，德國是政治超然和臣民能力的結合的文化，美國是參與型的公民文化，英國是馴順型的公民文化。以上材料參見[美]阿爾蒙德、維巴著：《公民文化》，馬殿軍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兩位學者將政治文化劃分為三種類型：區域型（parochial）的政治文化、服從型（subject）的政治文化與參與型（participant）的政治文化。所謂區域型（parochial）的政治文化是指該地區本身還沒有發育成熟的政治共同體，缺少專門的政治角色的分化，社會成員沒有獨立於他們地域性的宗教和社會取向的政治取向，對於政治體繫的整體以及體繫內的權威、制度和規範等，社會成員沒有或缺乏明確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取向，更談不上對體繫內的決策及決策的實施施加影響。所謂服從型（subject）的政治文化是指政治體繫的成員對政治體繫中的角色、結構、權威、規範以及自己在政治體繫輸出方面的責任等有較明確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取向，而對於政治體繫輸入方面的取向以及社會成員作為政治參與者的自我取向卻非常低，政治體繫的成員與體繫的關繫實質上是一種被動的服從關繫，這種類型的政治文化一般存在於中央集權型的政治體繫中。所謂參與型（participant）的政治文化是指公民對政治投予關注、並且認為大眾參與可期待且有效用的政治文化，社會成員對政治體繫作為整體以及體繫的輸入方面和輸出方面都有強烈而明確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取向，並對自己作為政治體繫成員的權利、能力、責任及政治行為的效能具有積極的認識和較高的評價，這種類型的政治文化一般與現代民主政治相適應，使公民抱有不過分的參與熱情，對合法的權威亦有充分的尊重。但是，任何社會都不會隻有單一類型的政治文化，而是表現為諸種政治文化的結合。阿爾蒙德和維巴對政治文化的分類並不具有普適性。事實上不同的政治體繫、同一政治體繫的不同組成部分以及同一政治體繫的不同階段，其政治文化都有不同的特點。

本節將借鋻政治文化的分類理論，從六十年來臺灣輿論議題的變化，透視臺灣政治文化的不同變量在不同時期的演變，總結臺灣政治文化歷史變遷的特點。

一、從臺灣輿論議題內容的演變看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

從臺灣輿論議題的內容演變來看，六十年來臺灣的輿論議題走過了由禁忌到開放再到放縱的三個階段。

輿論議題的禁忌年代，主要是指光復以來到1986年臺灣的“政治革新”前這一時期。這一時期，輿論議題在內容上的特點就是禁忌。禁是禁止，忌是忌諱。從前述臺灣輿論的三大議題來看，“省籍議題”是這一時期的輿論忌諱，雖未有官方的明令禁止，但是在各種壓力和媒體的自覺遵守下，“省籍議題”無法出現在公開和主流的輿論中，以“2·28事件”為例，盡管這一時期民間已經有“2·28事件”的省籍情結版本，但長期以來“2·28事件”對臺灣人來說是諱莫如深的議題。以《中國時報》為例，在1990年的《中國時報四十年》紀念文集裡，沒有收錄任何對“2·28事件”的相關文章，甚至對“2·28事件”隻字不提，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四十年來“2·28事件”在媒體的禁忌。《中國時報四十年》編輯委員會：《中國時報四十年》，臺北：中國時報社，1990年版。而在2000年的《中國時報五十年》紀念文集裡，則同時收錄有關“2·28事件”的四篇社論。《中國時報五十年》編輯委員會：《我們的信念與主張——中國時報五十年社論選輯》，臺北：中國時報社，2000年版。很長一段時間，“統獨議題”中隻有“統一議題”，“臺獨議題”被嚴厲禁止，並有相關法律約束，“臺獨議題”會招來牢獄之災。比如2006年“倒扁”運動的發起人施明德就曾因主張“臺獨”而兩度入獄，被監禁25年。顏一：《傳奇“臺灣曼德拉”施明德》，《青年參考》，2006年6月16日。三大議題中，隻有“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先松動，但在70年代以前，“中國意識議題”占據了的主導地位，“臺灣意識議題”還是不敢聲張；70年代後，“臺灣意識議題”從文學領域發端，借“鄉土文學論戰”進入公開化時期，1977年，葉石濤發表了《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雖然在戒嚴時期還有一些偽裝，但卻次提出了臺灣文學的“臺灣立場”和“臺灣意識”，次提出了臺灣在日據下“現代化”歷程中產生了“臺灣意識”的主張。此主張隨即引發了一場持續了20年的論戰。此番論戰實際上是一場以文學為名的意識形態前哨戰。以上資料參見古遠清：《臺灣文壇“雙陳大戰”》，臺灣《臺聲》雜志，2001年4期。另參見朱雙一、張羽：《海峽兩岸新文學思潮的淵源和比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506頁。但這一時期“臺灣意識議題”還包裹在鄉土文化議題中，隻有在文學議題和傳統與現代化議題的雙重掩護下，“本土化”的“臺灣意識議題”纔得以公開走進臺灣人的視野。但即使是公開化的“臺灣意識議題”，其主流仍然限定在“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關繫框架下討論。此時的“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主要表現為：在與美國“斷交”和退出聯合國席位後，臺灣社會出現了到底應該以不切實際的反攻大陸的“中國意識”優先還是以腳踏實地地經營與呵護臺灣這塊土地的“臺灣意識”優先的爭論。

從這個時期臺灣輿論議題的內容特點看，當時的政治文化的類型十分類似阿爾蒙德歸納的服從型政治文化。“臺獨議題”的禁止，表明政治體繫的成員（民眾）對自己在政治體繫的輸出方面的責任有明確的認知，並更是把政治體繫輸出的“統一議題”作為自己的政治評價取向；而“省籍議題”的忌諱，表明政治體繫的成員（民眾）對於政治體繫的輸入方面的自我取向非常低。“臺灣意識”議題的壓抑和“中國意識”議題的強勢，都表明政治體繫的成員與體繫的關繫處在一個被動的服從關繫中。一般而言，服從型的政治文化存在於中央集權型的政治體繫中，這一點也得到臺灣當時的政治體制的驗證。臺灣“政治革新”前，處在黨禁、報禁與戒嚴時期，輿論議題的禁忌正是這種政治文化的反映。我們僅從當時政府制定的各種有關新聞輿論、法律條文就可以看出這個時期政治文化的輸入特點。

從法律條文看，管理之細、懲罰之重令人嘆為觀止：細到限制紀念日的增刊張數，重到因言論可判處死刑，臺灣當局對當時的輿論控制可見一斑。此時的臺灣政治文化已不能用簡單的“中央集權”來描述。由於當局宣布臺灣戒嚴，臺灣實際上處於軍警的控制下，有些新聞甚至要送交軍方審查，前引《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四條明文規定：“地區遇有變亂或戰事發生時，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對出版物得事先檢查。”王天濱：《臺灣報業史》，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頁。1949年5月19日，《戒嚴法》條規定：“司令官有權取締言論、講學、新聞、雜志、圖畫、告白、標語暨其他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人們普遍稱這個時代為“威權時代”。因此，用“威權主義”來定義臺灣這個階段的政治文化比服從型概念更為妥切。

1986年臺灣“政治革新”前後，臺灣輿論議題在內容上逐漸走向開放。此前1983年的“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論戰，施明輝：《臺灣意識論戰選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年版。已預示輿論議題內容開始松動。1988年李登輝重新解讀“2·28事件”，“省籍議題”開始如脫韁之野馬在臺灣輿論縱橫馳騁。陳俐甫：《禁忌、原罪、悲劇，新生代看二二八》，臺北：稻鄉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2·28事件”不再是禁忌，反而不斷成為輿論的焦點。以《中國時報》為例，幾乎每一年都要對“2·28事件”發表社論，如1995年的《從深思反省中導引族群的包容與凝聚——2·28紀念碑落成的前瞻意義》，《從深思反省中導引族群的包容與凝聚——2·28紀念碑落成的前瞻意義》，臺灣《中國時報》社論，1995年2月27日。1996年的《以負責和寬恕的態度紀念2·28事件》，《以負責和寬恕的態度紀念2·28事件》，臺灣《中國時報》社論，1996年2月28日。1997年的《在大歷史之前的沉思——從2·28紀念碑文談起》，《在大歷史之前的沉思——從2·28紀念碑文談起》，臺灣《中國時報》社論，1997年1月29日。顯示“2·28事件”所帶來的省籍議題反復成為輿論的中心。1986年民進黨未經“法定”程序成立，卻未被當局懲處，“臺獨議題”開始公開化。解嚴解禁後，伴隨著李登輝逐漸露出“臺獨”嘴臉與民進黨的做強做大，“臺獨議題”在主流“臺獨”與非主流“臺獨”的裡應外合下，一步步從公開化走向臺灣的主流輿論，並進入主流輿論的核心地帶。而“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也花樣百出，“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議題、“去中國化”議題、“愛臺灣”議題出盡輿論風頭。至此，臺灣三大輿論議題的禁忌全部開放，此外，其他各種議題包括“民主議題”、“自由議題”也都禁忌不再，臺灣輿論議題走進一個開放的年代。

從臺灣輿論議題內容的開放程度，顯示出這一時期的臺灣政治文化進入了一個“民主化”、“自由化”的時代。這個時代有些類似阿爾蒙德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民眾對政治普遍關注，對政治體繫輸入的議題，比如李登輝輸入的“省籍議題”，表現出強烈而明確的熱情；無論是投票選舉還是話題討論，民眾對自己的政治參與有積極的評價，比如對“臺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議題”，民眾不斷參與討論，1987年一場有關“國語”與方言的“評議論爭”，就引起廣泛爭議。相關討論見丁邦新，何懷碩，陳師孟，洪惟仁等：《一些中國人的想法》，臺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而“統獨議題”的拋出也使得政黨與政治人物發現民眾的參與可以期待並可利用。

但臺灣輿論議題的開放很快就走向了輿論議題的放縱：“省籍議題”肆無忌憚地挑起族群衝突，特別是占據人口多數的本省族群、占據高位政治人物以及取得執政權的執政黨，都毫無顧忌地挑起“族群議題”、制造族群對立，這在全世界法治社會是極為罕見的，即便是專制社會，也不多見。就以臺灣為例，在威權時代，臺灣也是刻意回避族群議題，而是用強人政治解決族群關繫。參見彭懷恩：《中國政治文化的轉型》，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頁。“省籍議題”的放縱還表現在其喪失現實性基礎之後的放大和扭曲。在“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上，輿論議題的放縱表現在不惜以否定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基本事實，制造一個所謂“華裔臺灣人”的概念，2006年9月29日，民進黨主席遊錫堃在民進黨黨慶酒會中，向各國駐臺使節及代表強調，認同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人，就是中國人，他說：“我的祖籍是中國福建，但我是華裔的臺灣人。”《民進黨主席遊錫堃宣稱是華裔臺灣人》，臺灣“中央社”，2006年9月29日報道。在歷史教科書與臺灣地圖上以“意識形態”對抗歷史真實與基本常識，甚至用侮辱的字眼“中國豬”進行謾罵。而在“統獨議題”上，輿論議題的放縱更是不惜陷臺灣人民於水火，“臺獨議題”屢屢觸及兩岸民意的底線，將臺灣人民一步步引向戰爭的邊緣。2006年2月27日下午，臺灣當局領導人陳水扁無視國際社會與島內外各界的強烈反對，正式宣布終止“國家統一委員會”運作，終止“國家統一綱領”適用，向“法理臺獨”的道路邁出了危險的一步。

臺灣輿論議題的放縱不僅制造群體衝突、否定歷史事實、挑戰政治底線，而且衝擊人類倫理。一個典型的事實是，在2005年“三合一”選舉中，泛綠陣營故伎重演，操縱11名醫生公布胡志強的病歷。據臺灣《聯合晚報》報道，國民黨籍候選人、競選連任的現任臺中市長胡志強，連日遭陳水扁總統調侃健康不佳，醫生出身、在高雄市開辦私家醫院的林進興，就率領11名醫生開記者會，指控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為贏得2008年總統選舉，強迫胡志強競選連任。他出示一份聲稱由臺中榮總醫院流出、屬於胡志強的病歷，呼吁馬英九“放胡市長一馬”。《無恥！12醫師公開胡病歷》，臺灣《蘋果日報》，2004年11月30日報道。這堪稱2005年臺灣輿論的丑行。之所以說它是丑行而不是丑聞，是因為它不是曝光一個丑行，而是這個曝光本身就是丑行，而這個丑行居然得到了陳水扁咒人隨時可能死的“輿論背書”。另一件事是，2005年11月21日，針對內容為“詆毀政治人物的非常光盤今天可能發行問世”的消息，臺灣檢警單位表明隻要“非常光盤”公開發行，一定依法查緝。不過臺灣“新聞局長”姚文智卻表示，尊重司法調查，但“非常光盤”有發行的權利，理由是配合《出版法》廢止，《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已表列十五項出版品無須送審，而“非常光盤”的出版，屬於第十四項公共論述類，因此無須送審。至於記者問到，會不會期待看到這片光盤？姚文智說“大家都這麼好奇，大家都想看一看”。《呂秀蓮、姚文智“包容”非常光盤的代價》，臺灣《聯合晚報》社論，2005年11月22日。這些丑行，不僅挑釁職業倫理，而且挑戰整個社會的道德底線。鄒振東：《臺灣輿論發展變化的歷史拐點及趨勢》，《臺灣研究》，2006年3期，第8頁。臺灣輿論議題的放縱，顯示出臺灣的政治文化已演變為民粹主義的政治文化。

民粹主義，英文是populism。牛津英文字典對“民粹主義”的解釋是：“聲稱代表民眾利益的一種政治”。2000年版的柯林斯（Collins）英文字典的解釋則是：“一種基於精心預謀的訴諸民眾利益或偏見的政治策略。”臺灣早期的“民粹主義”作為對“威權政治”的反動，與臺灣的“民主化”、“自由化”遙相呼應，具有一定的正義性。但是到了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這種“民粹主義”已經“被政客半路騎劫，成了操弄民眾情緒的工具”，吳俊剛：《臺灣民粹主義的偽化》，來源：聯合早報網，http://wwwzaobaocom。變成了真正一種基於精心預謀的訴諸民眾利益或偏見的政治策略，成為東方文化傳統與西方民主政治相結合產生的一種怪胎。在臺灣，輿論議題之所以要放縱，就是要訴諸民眾利益或偏見，通過操弄民眾情緒，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民粹運動者慣於把敵人‘妖魔化’（demonized），一方面這可以強化自身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內部凝聚力”，於是，我們在臺灣的三大議題中，看到對“外來政權”、“中國豬”、“賣臺集團”、“統派”的種種妖魔化。在臺灣，民粹主義以一種“草根民主”的形式出現，在輿論上處處強調所謂的“人民決定論”、“住民自決”等議題。臺灣民粹主義的主要推動者民進黨其一誕生，就高舉“臺灣前途決定論”的民粹旗幟，一再推動“統獨議題”的全民公決。所謂《臺灣前途決議文》，是民進黨為因應2000年島內“大選”，為減輕臺灣民眾對民進黨執政的疑慮，淡化“臺獨”色彩，騙取中間選票，於1999年5月8日在該黨八屆二全大會上通過的一個決議案。2003年初，再經前任黨主席謝長廷等人提案，將其位階拉抬到等同於黨綱。該決議文雖然迫於當時島內外的政治現實，首次階段性地間接承認了所謂“中華民國”的“國號”，不再堅持該黨1991年通過的“臺獨”黨綱中，主張建立“臺灣共和國”的急進“臺獨”訴求，但它所提出的七項主張，仍極其鮮明地反映了民進黨的“臺獨”立場，是一份貨真價實的“臺獨”綱領。

2004年大選，國民黨、親民黨在臺灣民粹主義政治文化的壓力下放水讓“公投綁大選”出籠，這種朝野共同向民粹低頭與取媚的做法，標志著民粹主義已占據臺灣政治文化的主流。2004年大選後，5月4日，以臺灣“中研院”院士勞思光、民主運動人士陳鼓應等人為首的臺灣知識界人士，發起凝聚在野力量，制衡逐漸走向民粹式極權執政當局的連署行動。他們在一篇題為《民主深化還是民粹極權》的宣言一開頭就說，“我們……有感於此次大選之後，臺灣政治形勢的丕變，執政黨的種種民粹操作，社會的嚴重撕裂，以及在野黨力量的迅速弱化，都已將臺灣帶到了危險的邊緣……。”臺灣在民主的實踐過程中，由於缺乏公民意識，社會幾乎不存在任何理性溝通機制，民粹政治應運而生。尤其在涉及政權爭奪的選戰中，政治人物隻要能煽起人民情緒，便可以掌握奪取權力的籌碼。而在一次次的民粹動員下，謊言被合理化、欺詐被正義化、操弄被允許、言論被箝制，一切可資運用的資源，無論其合法不合法、道德不道德，都成為選戰工具。

二、從臺灣輿論議題的結構變化看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

從臺灣輿論議題的結構來看，六十年來臺灣輿論議題走對立的三個階段。

從光復到1986年臺灣“政治革新”前後，臺灣輿論議題的結構特點就是&ldqu”，這一時期臺灣的主流輿論在“族群關繫議題”上，沒有“省籍議題”和其他“族群衝突議題”；在“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上，前期沒有“臺灣意識議題”，隻有“中國意識議題”，後期雖然“臺灣意識議題”松動，“中國意識議題”仍占據主導；在“統獨議題”上，隻有“統一議題”，沒有“臺獨議題”。這種輿論議題結化是以“民族主義”的議題為主導，比如“中國意識議題”，“統一議題”占據統治地位，顯示這一時期的臺灣政治文化，具有明顯的“民族主義”特征。

所以，臺灣的反對運動，也正是針對“威權主義”與“民族主義”兩個方面對兩蔣時代予以反動。“民主化”、“自由化”與“本土化”的浪潮相結合，使臺灣的輿論結構發展。“臺灣政治革新”後，隨著解嚴解禁，各種被禁忌的輿論議題被開放出來，輿論議化成為主流。僅以“族群議題”為例，既有“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省籍議題”，也有反映客家人情結的“客家人議題”與反映原住民情結的“原住民議題”；在“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中，既有認同“臺灣人議題”，也有認同“中國人議題”，還有“臺灣人/中國人雙重認同議題”；在“統獨議題”上，也有急獨、急統和維持現狀的區別，即使要維持現狀，還有維持現狀再統、維持現狀再獨、維持現狀再決定和永遠維持現狀的細分，臺灣的輿論議題顯現出眼花繚化格局。

這種輿論議化格局伴隨著“本土化”的傾向，即議題中的“本土化”抬頭，並向“本土化”趨勢逆轉，無論“省籍議題”、“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還是“統獨議題”，看似百花齊放，但其發展的潮流卻是趨向“本土化”：“省籍議題”的崛起讓“外省人”失語，“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出現“大臺灣意識”，“統獨議題”中“臺獨議題”代替“統一議題”占據上位，這一切正是對此前的“民族主義”政治文化的一種反動，兆示著臺灣的政治文化一直朝著“本土化”的方向轉型。

臺灣輿論議化逐並存的兩極化方向發展，看似輿論，但是輿論議題越來越趨向於兩極對立，的聲音占據主流，中間陣營幾乎沒有聲音。“省籍議題”一直在制造“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對立，“族群和解議題”從來不是主流聲音，往往隻是選勝一方在選後的作秀；“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議題”充斥著二者的衝突；中國人認同與臺灣人認同，二者必居其一的單項選擇，雙重認同處於失語的狀態，輿論中充斥著“愛臺灣”的自詡與對政敵“賣臺灣”的指責以及“去中國化”與“反去中國化”的對抗，而“統獨議題”更是針尖對麥芒，即使在“維持現狀”的群體裡也還是要進一步劃分是“維持現狀後再統”還是“維持現狀後再獨”的界限。

議對立在臺灣的電視談話節目得以直觀的展現。臺灣電視談話節對立隨處可見，大到欄目的定位，小到座位的安排，都呈現對立的兩極。那些“一邊倒型”和“槍手打手型”欄目，其“色彩”的取舍，與持不同意見的觀眾，構成“不在場”的對立，這種對立由於對手的不在現場，更能放肆地運用話語的暴力挑釁對手，其對立的情緒可能更張揚。而像《2100全民開講》《2100全民開講》是臺灣TVBS電視臺制播的談話性政論節目，在晚上21:00開始而得名。這樣主張不同聲音開放的欄目，是以中立的態度，不同的聲音在同一個現場，雖然可能不像“不在場”的對立那麼肆無忌憚，但短兵相接，劍撥弩張，對立的情緒可能更直接，衝突的概率更大。《2100全民開講》其形式的對立雖然隱蔽，但也比比皆是，其議題的設定，總是在類似“誰在賣臺灣”、“誰在撒謊”這樣簡單的二分法中，進行“誰對誰錯”、“誰是誰非”的非此即彼的對立選擇。嘉賓的選擇也是對立的，一般是藍的選兩個，綠的選兩個，中間的選兩個，刻意平衡的背後，其實還是對立的兩極。節目中就連座位的安排，一般也是對立雙方交叉而坐，現場如有觀眾，為了制造現場效果，則會將二者分開，形成分庭抗禮的兩個群體。此外，它的剪輯方式也是對立的，比如說當他播一個人講話的時候，一定是剪對立面的人的反應。Call in也是，當Call in的人是藍的觀眾，就一定是把鏡頭切換到綠的嘉賓，當Call in是綠的觀眾，鏡頭切的一定是藍的嘉賓，或者用特技將兩者畫面並列，很少把意見同一的嘉賓並列，一定是將對立衝突的嘉賓與觀眾並列。

“族群主義”政治文化與“民族主義”政治文化存在以下不同：“民族主義”希望民族團結，“族群主義”希望族群對立；“民族主義”主張統一，“族群主義”主張分裂；“民族主義”強調民族與政治單位一致，“族群主義”則把各個族群看成不同的政治單位。“族群主義”與“民族主義”在價值取向上有諸多不同，“族群主義”是“舍大取小”，“舍合取分”，與“民族主義”剛好相反。但是二者在“舍外取內”卻是一致的，意味著“民族主義”與“族群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轉換，比如臺獨分子作為族群政治的推動者，也主張以“臺灣民族主義”建構“臺灣共和國”。但總體來說，“族群主義”與“民族主義”政治文化的主要的區別還是：“民族主義”主張以一個民族作為政治單位，所以它強調團結、統一、尊嚴、忠誠以及可能引伸出去的一繫列東西，比如集權、專制、反民主、反個人、反地方主義等等；而“族群主義”主張以一個個族群作為政治單位，所以它推動分化、衝突、對立，以及可能引申出去的一繫列東西，比如：要求民主，反對權威，對抗集權，主張“本土化”等等。

臺灣輿論議並存的兩極化方向發展，正是臺灣政治文化向“族群主義”政治文化的轉型在輿論中的反映。今天的臺灣政治勢力隻有用族群政治來分化族群纔能區分敵我，纔能由此動員力量，正如此前，臺灣政治勢力隻有用“民族主義”對外設置假想敵，對內纔能動員力量一樣。它們分別通過對民族的自我認同與族群的自我認同確定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綜上所述，60年來，臺灣輿論議題經禁開放對立的放縱三個發展階段，臺灣的政治文化也從“民族主義”加“威權主義”的政治文化，經由“民主化”、“自由化”和“本土化”的轉型，後發展到民粹主義加“族群主義”的政治文化。臺灣本省籍學者許介麟指出：“臺灣的‘民粹式民主’使人民沉醉於執政者所構築的假民主之中，並漸漸迷失於統治者所建構的‘臺灣民族主義’之中。”

筆者將民粹主義加“族群主義”的政治文化命名為“群粹主義”政治文化，它與“民粹主義”不同，“民粹主義”是以民主的方式把一切政治訴求訴諸於“民”，而“群粹主義”指的是一種以民主的形式,實行族群分化的政治文化,表面上是“民”在起主導，實際上是“群”在起作用，這裡的“群”不是“群眾”的“群”，而是“人以群分、物以類聚”的“群”。這種“群粹主義”的政治文化給臺灣人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它使臺灣人民沒有分享多少“民主化”、“自由化”的果實，卻吞下了社會轉型帶來的“撕裂的臺灣”這一苦果。2007年，在臺灣紀念解嚴20周年的日子裡，國民黨，這個20年前在各種力量和歷史潮流推動下親手打開臺灣社會轉型閘門的當時的執政黨，其2008年的“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在總結臺灣解嚴二十年的歷史時認為，以轉型正義為目標的臺灣解嚴，經過二十年，已完成了轉型，卻沒有實現正義。他說：“我們認為，臺灣民主的困境，是從未真正落實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的精神。憲政主義強調分權制衡，主張法治與捍衛基本人權，並嚴格限制政府不得濫用權力，這是優質民主必要的基礎。然而民主在臺灣的實踐，卻偏重於選舉，對於民主的實質內涵——憲政主義的理念，未能給予足夠重視，以至於政治人物違法濫權不斷，而各界除了扼腕之外，竟不能有所作為，這也使得臺灣的政治隻有‘轉型’，卻無‘正義’。”

沒有正義的轉型。這是政治的諷刺？是歷史的教訓？還是臺灣的悲哀？

第二節  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對臺灣輿論議題的影響

本節討論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對臺灣輿論議題的影響。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使臺灣輿論議題在以下幾個方面發生了變化：議題的內容、議題的結構和議題的主體。

有關臺灣輿論議題的內容、結構與臺灣政治文化的關繫，我們在節做了詳細討論，盡管節論述的角度是從臺灣輿論議題內容與結構的變化看臺灣輿論議題的轉型，但我們可以反過來理解，正是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使臺灣輿論議題的內容與結構發生了變化。臺灣政治文化從“民族主義”加“威權主義”的政治文化經由“民主化”、“自由化”和“本土化”的轉型發展到“民粹主義”加“族群主義”的“群粹主義”政治文化，使得臺灣輿論議題的內容從禁忌到開放再到放縱，臺灣輿論議題的對立。為避免重復與節約篇幅起見，本節不再對臺灣政治文化對臺灣輿論議題的內容與結構的影響展開討論，而是重點研究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對臺灣輿論議題的主體帶來什麼變化。

如前所述，60年來臺灣政治文化從“民族主義”加“威權主義”的政治文化經由“民主化”、“自由化”與“本土化”的轉型發展到“民粹主義”加“族群主義”的“群粹主義”政治文化，它給臺灣輿論議題的主體帶來的主要的變化就是輿論議題的主體從單極到多極再向兩極分化發展，具體表現為輿論議題的主體從一黨獨尊到多黨爭雄，從行政主導到議會主導，從政治官僚唱主角到意見領袖搶風頭，從精英階層壟斷向普通民眾開放。

輿論議題的主體，即輿論的主體，指的是輿論議題的設置者、爭奪者、參與者、引導者、推動者、整合者、傳播者，總之是指對輿論議題的產生、發展、轉變、推廣起作用的個人或組織。在本研究導言第三節相關概念與理論中，筆者針對“輿論”定義的分歧，釐清了對輿論主體的界定，認為傳統上把輿論主體限定為“公眾”是不科學的。事實上，各種組織與個人，包括政府、政黨、傳媒、利益集團、意見領袖在內，都有可能成為輿論（議題）的主體。正是對輿論主體持開放的觀念，筆者發現了在臺灣六十年來的政治文化轉型中，輿論議題的主體發生了從單極到多極的變化。

    在1986年“臺灣政治革新”以前，臺灣輿論議題的主體是單極的，這主要是因為當時臺灣的政治文化屬於“民族主義”加“威權主義”類型，社會成員對政治體繫的輸出方面有較明確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取向，但對於政治體繫的輸入方面的自我取向很低，這不僅表現在社會成員對政治的參與十分被動，對輿論議題的輸入也無所作為。社會成員與政治體繫的關繫是一種被動的順從關繫，與輿論的關繫也是一種被動的單向接受關繫。輿論議題的主導者隻有單極，那就是國民黨當局當時黨國一體的政治體繫。

在這種政治文化的影響下，當時的輿論議題主體的主要特征就是單極，這種單極不是指輿論議題的主體隻有一個，而是說當時輿論議題的主體及其來源的方向是單極的，使得輿論出現“一個聲音”的狀態。這“一個聲音”並不是單個主體完成的，而是“一個聲音，多個聲部”。輿論議題的主體看似有多種，但在黨即是“國”、“國”即是黨的黨國一體制下，政黨、政府、議會、傳媒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組織內部之間以及組織與個人之間，盡管音調有所不同，就算不是一個鼻孔出氣，至少也是屬於同一個合唱團的不同分部。如果有個別主體走音或不同調，在“指揮”的指令下或“合唱團員”的自我調整下，仍然會完成這一大合唱，少數特別不服從指揮的，則用行政手段甚至法律措施予以解決。

這個單極的“一個聲音，多個聲部”的輿論主體狀況，隨著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而向多極方向發展。從“民族主義”加“威權主義”的政治文化經由“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的轉型向“民粹主義”加“族群主義”的“群粹主義”政治文化發展，其對輿論議題主體的影響，在於打破了傳統的單極而顯現多極的狀況。轉型後的臺灣政治文化，社會成員對政治體繫的輸出方面與輸入方面都有強烈而明確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取向，而政治體繫的結構也不再是鐵板一塊。這樣各種不同身份的主體，不僅對政治體繫的輸入方面積極參與，而且對輿論議題（公共領域）的輸入方面也積極介入，使“政治革新”後的臺灣輿論議題的主體顯現多極化的結構。這個時候，臺灣的輿論不再是“一個聲音，多個聲部”的合唱團，而是出現獨唱、二重唱、小組唱、大合唱，在各個團體與團體之間，團體內部之間，團體與個人之間，形成或互不隸屬、或各自組合、或相互合作、或相互對抗的一個“大鬧場”。輿論主體，群雄並起，進入了一個“合縱連橫”的“戰國時代”。

在臺灣政治文化的轉型影響下，輿論議題主體從單極向多極方向發展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些具體的變化。主要表現在：

1.輿論議題的主體從一黨獨尊向多黨爭雄轉變。

開放黨禁之前，臺灣是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盡管有作為“花瓶黨”的民社黨、青年黨作為陪襯，並把這種體制美化成“既能包容反對黨，又能尊重民意的一類優勢體制”，但絲毫不改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專制體制實質。國民黨憑借其龐大的黨員人數，嚴密的組織和高度的集權，建立了“以黨領政”、“以黨領軍”和“以黨領社”的執政黨體制。一黨獨尊的國民黨控制著臺灣社會的各個方面，臺灣的輿論議題也不例外。國民黨對輿論議題的介入有兩種的形式，一種是“不得刊登”，當時主管宣傳業務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前身為成立於1920年11月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為中國國民黨文宣專責單位之濫觴；1950年8月,中國國民黨召開全國次代表大會,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將之改名“中央第四組”；1972年三月,第十屆三中全會修正通過“中央委員會組織條例”，更名為“中央文化工作會”。時常會對新聞是否刊登進行指示。如1966年6月，對於監察院對內政部取締不良刊物的糾正書，“中央四組”下指示各報“不予刊登”。另一種是“務必刊登”，1961年到1964年擔任《中央日報》董事長的董顯光，在任內經常遇到“要人”希望全文刊登演講稿、宣傳稿的情形，否則就將受到責難。他不以為然地說：“假定報紙滿足了要人們的要求，每篇都原文照登，新聞又將編到哪裡去呢？倘然我們不照辦，我們就會因不諒而遭譴責。”連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也直接介入新聞內容的操控，曾經親自指示《中央日報》應注重“匪情”批判；副“總統”陳誠也對時任《中央日報》社長的阮毅成說：“應多載‘匪情’消息,即使香港報紙已登載過的,也不妨再登”。《中央日報》隻好在1965年7月開始,與“中央黨部”聯合舉辦“匪情座談會”,事後再把座談會記錄發表在報紙上。除了這兩種的形式外，國民黨還不斷將自己的活動與意識形態作為新聞內容輸送到媒體，成為日常新聞報道的對像。

臺灣政治文化轉型後，輿論議題的主體從一黨獨尊向多黨爭雄發展。開放黨禁後，臺灣新政黨的誕生一發不可收拾。截止2005年底，臺灣共有登記在冊的政黨116個。2000年政黨輪替後，臺灣較有影響的政黨主要有6個，分別是：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臺聯黨、新黨、建國黨。新的政黨一成立，就把選舉作為首要目標，試圖通過選舉來爭取政治資源。社會轉型後，老牌政黨——國民黨也開始將自己從權力組織改選成選舉機器。臺灣走進政黨政治的同時，各個政黨就成為輿論議題的主要爭奪者。各黨領袖、秘書長、新聞發言人是媒體的焦點人物，是“出新聞”的源頭，而臺灣每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媒體都會追問各政黨的表態。除了政黨領袖不斷挑起和應對輿論議題以外，各政黨還通過類似組建“call－in部隊”所謂“call－in部隊”，指的是各政黨為了影響廣播電視談話節目的觀眾來電的結構，組織群眾在廣播電視直播時打電話，這些以打電話訴求政黨聲音的群眾，是輿論戰的特殊部隊。以上資料參見《媒介所有權左右選情》，臺灣《自立晚報》，2000年2月11日報道。，公布民調制造所謂“精確新聞”各政黨內部均有發布民調的常設機構，如國民黨有“政策會”，民進黨有“民調中心”。此外，各政黨也常常依托於擁有相同政治色彩的媒體或社團來發布有利民調。例如：TVBS、年代電視臺民調被認為傾向泛藍；三立、民視民調被視為泛綠；民間的山水調查公司是民進黨的“白手套”；“國家發展研究院”、臺灣政治大學國關中心是國民黨的智庫；“臺灣智庫”則是陳水扁的重要智囊團。

2.輿論議題的主體從行政主導向議會主導轉變。

自國民黨敗退臺灣以來，臺灣一直沿用“五院體制”。在“五院”當中，“行政院”與“立法院”與社會打交道多，是輿論議題的主要來源。1948年，國民黨政權舉辦了所謂“行憲”後的次“立委選舉”，產生757名“立委”，此後至1992年第二屆“立委”全面改選，敗退臺灣的國民黨當局一直沒有進行全國性的改選，隻從1969年以來舉辦了七次“立委”增補選，屆“立委”行使權力（像征性權力）長達44年，成為備受詬病的“萬年國會”。形同虛設的“立法院”在以黨領政的解嚴前，且不說代表民意，連反映民意的功能都無法正常行使，這使得“行政院”凸顯成為輿論來源的主要發生地之一，臺灣的輿論議題主體在五院體制內形成以“行政部門”為主導的結構。再加上各地方政府、行政部門出臺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直接關繫到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物價、交通、教育、住房、醫療、食品衛生、環保等，行政部門在這些領域擁有的權力，這使得它的一舉一動，都事關民眾利益，成為輿論焦點。由於當時較少受議會機構牽制，“行政部門”成為這一時期輿論議題的主導主體之一。

臺灣解嚴後，“立法院”的權力逐漸增大，其議事的權力覆蓋並超越“行政部門”的所有領域（還包括司法、考試、監察等其他領域），但凡教育、交通、醫療、食品衛生、物價、環保等各個方面，都可以成為“立法院”的議事對像。由於在做事方面的行政部門權力小而在議事方面的立法部門權力大，行政部門作為行政執行者，其輿論議題的設置功能逐漸減弱，“立法院”除了投票權以外，重要的功能就是“議事”。其議事的議題往往是社會的焦點、熱點，而“立法委員”作為民意代表的身份，其發言被看作是代表一部分民意的聲音，因此備受社會關注；而又由於選舉需要，“立委”也往往把“立法院”作為曝光的秀場，再加上擁有言論豁免權，“立委”的發言往往語不驚人死不休，打架、扔鞋、鎖門，“立法院”成了臺灣容易上國際新聞頭版頭條的消息來源。2007年1月19日是臺灣“立法院”該屆會期的後一天，藍綠“立委”為了討論案案“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是否該交付二讀的問題，爆發肢體衝突，甚至用機車鎖反鎖主席臺後方大門，阻止“立法院長”王金平入場主持議事。民進黨女“立委”還數度向王金平丟鞋。打架畫面也再度登上國際媒體。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播出“立委”丟鞋打架畫面時，主播甚至說：“這不是臺灣‘立法院’次發生暴力衝突，恐怕也不會是後一次。”

由於“立法院”的新聞多，各大媒體都有專門的記者常駐在“立法院”，一有新聞可以時間刊播。筆者在“立法院”親眼看到其新聞發布會現場專闢有一個場所供媒體使用，各大電視臺的轉播設施一應俱全，而且管線全部接好，並互不干擾，一有新聞，ＳＮＧ車一來，接上線頭就可以直播，既可以看出“立法院”對新聞媒體的重視，也可以看出新聞媒體對“立法院”的青睞。

    “立法部門”對輿論議題的主導還表現在“立委”在“立法院”以外，以“立法委員”的身份參與輿論議題的設置。以臺灣電視談話節目為例，“立法委員”是各臺受歡迎的言論嘉賓。

如前所述，“臺灣政治革新”前，“民族主義”加“威權主義”的政治文化使社會成員在政治體繫的輸入方面難以作為，在輿論上也是如此：輿論議題的設置主要來自體繫中的政治人物，無職無權的人，要想在媒體上發聲本不容易，而試圖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更是難上加難。這個時期，上至“總統”，下至縣市首長，大大小小的官僚是媒體報道的主要人物，他們的意見因其權力背景而被社會關注，這一時期，輿論議題的主體是政治人物唱主角，其他沒有政治職權的人物，即使在一時一地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在總體上仍然屬於配角。

“臺灣政治革新”後，伴隨著“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轉型期的臺灣政治文化使其社會成員對政治體繫的輸入方面積極介入，在政治的參與過程中，一些來自民眾的精英人物開始崛起，他們雖然沒有政治職權，但是他們通過權力體繫外的其他手段，特別是大眾傳媒，積極參與輿論議題的設置，成為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意見領袖。他們不甘於淪為政治人物的配角，而是在輿論議題上與政治人物搶奪設置權，他們的優勢是“意見”而不是“權力”，所以他們是“意見領袖”，而不是“權力領袖”。由於他們在“意見”上引領風潮，他們成為輿論中耀眼的明星，他們的光芒蓋過了一般的政治人物，甚至有時蓋過了“權力領袖”。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競選“立委”前，李敖為熟悉“立法院”運作情況，在好朋友陳文茜的幫助下，以其助手的身份進入“立法院”，結果這位沒有任何職權的“助理”，搶盡了所有“立法委員”的風頭。2004年11月2日，臺灣“立法院”處理軍購條例時，無黨籍“立委”參選人李敖以“立委”陳文茜的助理身份，破天荒出現在“程序委員會”，引來會場聚焦。距離開會還有半小時，會場竟罕見地大爆滿，各方關注的焦點不在軍購，而是來了一個“超級大助理”！李敖一出現，不但媒體關注，朝野“立委”也向他致意。臺灣媒體報道說，李敖雖不懂議事規則，卻很能抓得住媒體，一身招牌紅外套，左批“立法院”是馬戲團，右稱“立委”幼稚，隻有59分，立即攫取會場焦點，讓不少綠軍“立委”大感不滿。李敖盡管低調旁聽，但他發放的“2300萬，別再做笨蛋”軍購聲明，卻還是引起現場一陣騷動。對於媒體問到，若有“立委”在“程委會”中砸他便當(盒飯)，他會選擇如何應變，李敖則是笑著表示，“他敢潑我便當、我就噴他瓦斯槍”。這更是被臺灣各大媒體作為標題來源。這不僅是一次“意見領袖”與“政治人物”比拼人氣的案例，也是一次“意見領袖”與“政治人物”競爭輿論議題主導者的小試牛刀。

另一個“意見領袖”與“政治人物”搶輿論風頭的例子發生在2005年連戰的“和平之旅”、宋楚瑜的“搭橋之旅”、郁慕明的“民族之旅”和李敖的“神州行”。從政治角度，李敖的重要性遠無法與連宋相匹敵；從歷史角度，李敖的大陸行也不可能像連宋的大陸行那樣載入史冊；但從輿論的角度來看，李敖大陸行的影響力卻不能小覷。一個明證就是《聯合報》評選的2005年十大新聞中，將李敖與連宋的大陸行相提並論，“連戰、宋楚瑜、李敖接力大陸行”名列十大新聞第三名。從臺灣媒體的報道規模看，李敖的大陸行不亞於連宋的大陸行，甚至在泛綠和一些中性媒體上，李敖的報道分量還比連宋更重。

在議題設置上，輿論明星有時比意見領袖更有市場。李敖的神州行，正是充分地發揮了議題設置功能。對連宋的大陸行，泛綠媒體刻意淡化，語帶譏諷，《自由時報》甚至用“連爺爺回來了，爆笑兩岸”為題入選其年度新聞。而李敖的大陸行則藍綠媒體通喫。李敖是制造輿論熱點的高手，他到哪裡輿論熱點就到哪裡。這次大陸行，是李敖一生中成功的媒體策劃，也達到其輿論影響力的點，同時他也把2005年的大陸熱提升到一個高點。由於李敖沒有意識形態色彩，這使得媒體在報道上以及民眾在接受心理上較少戒備和設防，又由於李敖是迎合媒體、討巧受眾的高手，有關他的大陸報道往往趣味性強、可看性高，無數的臺灣民眾通過他了解到過去較少傳播的大陸信息。

    意見領袖在輿論議題上爭搶風頭，對臺灣社會的政治影響不可低估。2005年李濤對高捷弊案窮追不舍，筆者在2005年臺灣輿論事件評選中將其列為年底輿論推手。筆者的評選理由是：他是臺灣“電視Call in節目”之父，臺灣個“電視Call in節目”就是出自其手；他是不倒的常青樹，創下了臺灣電視談話類節目持續時間長、收視、影響力的記錄，他以“客觀中立”的訴求塑造了“一個嚴肅的傾聽者形像”；2005年在他主持的《2100全民開講》中，抖出高捷弊案的關鍵證據，掀起了一個挾著雷電的輿論風暴，改變了臺灣“三合一選舉”的格局，影響了事件發展的態勢，產生了巨大的輿論效果。三立電視臺《大話新聞》主持人鄭弘儀強力支持謝長廷，使謝在民進黨內“總統候選人”初選時力克蘇貞昌、遊錫堃與呂秀蓮，蘇貞昌挾陳水扁與南部7位民進黨籍縣市長的加持仍不敵謝長廷，意見領袖鄭弘儀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轉型後的臺灣政治文化，造就了一批批可以和政治人物在輿論議題主導權上一爭風頭的意見領袖。下面是目前幾位重量級的意見領袖的簡單描述。

李敖：有“大師”之譽，多次因言招禍而下獄，性格狂傲，特立獨行，好打官司，善用逆向思維，不怕與權貴作對，不惜與眾人相左，在節目中好用證據說話，是許多政治人物不敢惹、不願惹的“刺頭”，曾參選臺灣地區領導人，現為“立法委員”，2005年大陸行，卷起李敖旋風，擁護“一國兩制”，一身紅衣打扮。

陳文茜：出身綠營，曾任民進黨主席特別助理、文宣部主任，是著名的輿論操盤手，為民進黨執政立下汗馬功勞，對民進黨派繫互動與議題操縱了如指掌，後反戈一擊，更能擊中民進黨痛處，對民進黨排斥異己、治“國”無能、治家無方、勾連財團等均能提出事實證據，使陳水扁窮於應付。說話銳利深刻、條理分明，被稱為臺灣電視評論界的“一姐”。

胡忠信：曾是綠營的輿論操盤手，一本《臺灣之子》使陳水扁“豎子成名”，也見證了他的輿論影響力。後來與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