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政治：變色還是變亂 / 001
 
節  政治僵局：風暴前夜 / 003 
第二節 特朗普當選：暗流湧動 / 017 
第三節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032
第四節 丑聞纏身：“革命者”的至暗時刻 / 051
第五節 政治狙擊：權力遊戲與政治算計 / 065 
第六節 特朗普時代 / 086
小 結 從“美國夢”到“革命”/ 104
 
 
第二章 外交：重塑還是回歸 / 107
 
節 外交轉向：平衡的困境 / 109
第二節 外交革命：特朗普“翻筋鬥”/ 125 
第三節 朝核外交：福音還是詛咒 / 149
第四節 同盟外交：特朗普式交易 / 189 
第五節 中美外交：回不到從前 / 218
小 結 霸權兩難：重塑乏力，收縮不甘 / 241
 
 
第三章 經濟：讓美國再次強大 / 243
節  相對衰落：全球經濟格局之變 / 245 
第二節 重塑經濟：“破壞性建設”/ 260
第三節  權力博弈：自由貿易的未來 / 285
 小 結 歷史沒有必然 / 306
 
第四章 軍事：拒絕衰落 / 309
 
節  霸權支柱：全球軍事基地網 / 311 
第二節 量入為出：金融危機後的調整 / 328 
第三節 重整雄風：特朗普“兩手抓”/ 346 
小 結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 365
 
第五章 社會：“熔爐”的危機 / 367
 
節 美國瘸了：社會問題一籮筐 / 369
第二節 特朗普式偏執：美國社會的鏡像 / 380 
第三節 美式民粹：危機的表征 / 392
小 結 涅槃重生？ / 406

2016 年 11 月 8 日這一天，在美國政治史上的意義有多大，隻有未來的歷史學家纔能總結。但已經可以確定的是，這一天是美國政治巨變的開始。這一天的第 58 屆總統選舉投票，讓政壇老司機，此前信心滿滿、勝券在握的民主黨籍總統候選人希拉裡“飲恨”，讓此前普遍不被看好的“政治素人”，甚至在共和黨內都遭到排擠的特朗普，成功拿到了進入白宮的門票。這次選舉， 開啟了美國新的政治周期。

希拉裡還沒有創造歷史就成了歷史。特朗普還沒有入主白宮就掀起了風暴。2016 年 11 月 9 日，選舉塵埃落定後天，全球股市、彙市一片震蕩。特朗普這位“現代歷缺乏準備的當選總統”（《紐約時報》社論語），給國際社會造成的不確定性，如同他不著邊際的話語風格一樣讓人不放心。競選期間，特朗普放話要撕毀“伊朗核協議”，放任日本、韓國發展核武器對抗朝鮮；揚言要廢除《北美自貿協定》，甚至退出世貿組織；還威脅放棄對北約盟國的安全承諾。如果特朗普一一兌現，無異於在全球刮起政治風暴。

那時風暴還未來臨，但暗流已在湧動。“我來這裡是為了釋放恐懼。”一位大選結束後參加反特朗普遊行的美國男子這樣說。在美國總統選舉史上， 很少有當選總統能像特朗普這樣，給其反對者投下巨大心理陰影。全球股市、彙市經歷震蕩後已恢復平靜，美國多地出現的反特朗普遊行也逐漸平息。但這次總統選舉的非同一般之處在於，它就像地震一樣在地表撕開了幾條裂縫， 使隱藏於其下的真實政治生態更加清晰可見——美國版“顏色革命”即將上演。

勝之不武

根據終的計票結果，在 2016 年 11 月 8 日的總統選舉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獲得的選民投票總數占比（普選得票率）是 45.97%，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裡普選得票率是 48.06%。也就是說，在普選得票率上，希拉裡領先特朗普 2.09 個百分點。但是，特朗普獲得了 306 張選舉人票，希拉裡僅獲得 232 張選舉人票。根據美國選舉法，特朗普獲勝。

在美國總統選舉歷史中，候選人贏得普選票但輸掉選舉人票的情況，並不罕見但也絕非常態。此前，美國歷史上總共出現過 4 次類似的情況，分別是 1824 年、1876 年、1888 年和 2000 年。a 前 3 次都出現在美國選舉政治尚未完全成熟定型的 19 世紀。換句話說，美國政治進入“現代”以後，僅出現過 2000 年那一次。那次選舉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小布什對陣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戈爾。兩人的普選得票率分別是 47.87% 和 48.38%。但小布什憑借司法裁決拿到了佛羅裡達州的 25 張選舉人票鎖定了勝局。

在這個問題上，2016 年特朗普的勝選雖然沒有“創造歷史”，但卻創造了“歷史紀錄”。首先，與 2000 年大選小布什與戈爾普選得票率僅相差 0.51 個百分點相比，特朗普比對手希拉裡落後了 2.09 個百分點。直觀上看，普選得票率無疑更能直接反映民意，這樣明顯的差距，足以讓特朗普的當選合法性受到質疑。

如果說這樣的質疑還有選舉人票這種制度設計來兜底，那麼選舉後的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通俄門”調查等，則是美國總統選舉歷史中未曾出現過的新情況。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 2016 年的勝選，毫無疑問會在歷史上留下印記。

特朗普的勝選與俄羅斯因素之間有多大聯繫，或許永遠是個歷史之謎。特別檢察官穆勒的調查證實了 2016 年的大選與俄羅斯干預之間的關繫。不過， 即便未來出現特朗普“通俄門”的鐵證，也難以判斷外部干預在多大程度上 影響了美國選民的投票意向。但不管怎麼說，2017 年入主白宮後特朗普從未“走出”競選狀態，一直在捍衛自己的“當選合法性”，或許也是他內心深處“勝之不武”擔心的折射。

2016 年大選另一個非同尋常之處在於，這次選舉怎麼看都不像傳統上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驢像之爭”，更像是“一個人的戰鬥”。2015 年 6 月 16 日特朗普宣布將競選總統時，很多人以為這位億萬富豪、脫口秀明星在開玩笑。共和黨內也沒有多少人覺得他會是一騎絕塵的“黑馬”。隨著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中獲勝，共和黨內傳統政黨精英，對他從忽視的態度“升級”為排斥的行動。包括前共和黨總統、國會議員等在內的數十位大佬，公開表態不支持特朗普，並建議把競選資金用在國會選舉上，總統選舉的事讓特朗普去獨自應對。

民主黨方面，希拉裡的黨內初選進程一點也不比特朗普輕松，但她自始至終都得到了民主黨建制派的強大支持。民主黨內“黑馬”桑德斯，與希拉裡 “廝殺”到後，終還是“忍痛”呼吁其支持者轉向支持希拉裡。桑德斯顧大局維護民主黨的團結，與特朗普在共和黨內的“眾叛親離”形成了鮮明對比。在聯邦調查局臨近大選投票之際重啟對希拉裡“郵件門”的調查後，奧巴馬 總統甚至不顧避嫌，暗批當時的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不講政治”。可以說， 民主黨的競選機器，一直為希拉裡服務到大選投票日。聲稱“不在乎共和黨是否團結”的特朗普，更像是憑一己之力擊敗了整個民主黨。

那次大選的另一個“非典型”之處在於，它很大程度上不是候選人執政能力強弱與政策優劣的競爭。媒體的聚焦、選民的關注，不再是傳統的貿易政策、外交政策、恐怖主義、醫療改革、氣候變化等政策問題。有美國學者做過統計，美國三大商業廣播電視公司每天晚間新聞時段，在民主、共和兩黨全國大會期間，對上述政策問題的報道，平均隻有 32 分鐘。而 2008 年總統選舉期間，這個時長是 220 分鐘。反而是對希拉裡的“郵件門”“黑歷史”，以及特朗普的花邊、丑聞的報道，遠多於對他們政策辯論的關注。

美國哈佛大學學者托馬斯·派特森牽頭做的一項研究，在 2016 年大選投票前的民主、共和兩黨全國大會期間，對美國十大主流媒體的報道進行追蹤， 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該研究顯示，對希拉裡單個政策議題的報道內容，不 到對她本人報道的 1%，對她全部政策的報道也僅占 4%。商業媒體在乎收視率，它們的報道不會與受眾關注偏離太遠。選民不關注政策問題，這對希拉 裡來說可不是好事。特朗普競選網站上，對政策的闡述隻有七條，單詞總數 不到 1 萬個。希拉裡競選網站上的政策闡述多達 38 項，洋洋灑灑 12 萬個單詞。“政策優勢”顯然沒有轉化為希拉裡的競選優勢。

整個競選期間，“郵件門”如鬼魅般縈繞希拉裡，維基解密爆出的“黑材料”如同扔向希拉裡的一顆顆炸彈。特朗普多年前侮辱女性的陳年舊事曝光， 登上各大媒體頭條，這位億萬富豪涉嫌偷稅漏稅，也被輿論窮追猛打。大選期間競選對手互相揭短、抹黑並不鮮見，但這次大選各種丑聞成為選民的“主菜”，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但特朗普把競選變成了真人秀，應付得如魚得水。美國一位評論人士寫道：真正的丑聞是，不太重要的事情主導了美國總統選舉。a 誰能否認，選民對“不太重要的事情”的關注，映射的是美國政治生態的重大變化？

極化加劇

2016 年大選的突出特點，除了民主黨遭遇滑鐵盧（不僅失去白宮，在參眾兩院與州長選舉中都全線潰敗），另一個就是政治極化的加劇。這次選舉的投票率是 55.7%，略高於 2012 年的 54.9%，但明顯低於 2008 年創造了 1968 年之後新高的 58.2%。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美國人對於特朗普當選感到意外的比例高達 73%，這個比例在特朗普支持者中也高達 60%。對於投票結果滿意的比例（44%），創下了 1988 年有調查記錄以來的，並且首次出現不滿意比例（55%）高於滿意比例的情況。

這樣的“意外”造成的不意外的結果，就是美國政治的進一步撕裂。2016 年大選之後民主、共和兩黨的關繫是否會改善？根據皮尤研究中心選後所做的調查，美國人認為會改善的比例僅為 27%，2008 年大選後這一比例還有 37%。認為將維持現狀和變得更糟的，2016 年的比例高達 73%，2008 年是60%。對於共和黨掌控國會參眾兩院，特朗普的支持者中 94% 的人感到滿意，

希拉裡的支持者中不滿意的占 87%。

2017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總統前一天，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民調顯示，認為美國在政治上更加分裂的比例（86%），創下了 2004 年有調查記錄以來的新高，持否定態度的比例則創下歷史新低（12%）。b2016 年大選結束後，在民主黨與傾向於民主黨的美國人中，反對民主黨與特朗普和共和黨合作的比例高達 65%。2008 年大選後，共和黨與傾向於共和黨的美國人中，反對與奧巴馬和民主黨合作的比例是 59%。c 顯而易見，2016 年大選後， 美國政黨在政治上針尖對麥芒的趨勢在惡化。

希拉裡生不逢時。作為成熟老練的職業政客，作為美國政治建制派的“完美”代表，她遇到了一個美國選民不相信政府、反建制派的時代。皮尤研究中心 2015 年底的民調顯示，隻有 19% 的美國人信任政府，位列半個世紀以來的點。在所列的八個信任群體排序中，軍人高居榜首（79%），民選官員位居末尾（27%）。民主黨及其支持者（68%）與共和黨及其支持者（78%），絕大多數都不相信選舉出的官員代表了公眾利益。d“政治是肮髒的”，說這話的特朗普無官一身“淨”。豐富的從政經歷，反倒成了希拉裡的劣勢。

特朗普能在共和黨精英的圍剿中崛起，桑德斯能從默默無聞的邊緣角色成為民主黨初選中的“黑馬”，很大程度上都與他們的反建制色彩有關。在美國東北大學學者威廉姆·梅耶看來，特朗普比桑德斯要幸運。他認為，對政府權力以及掌握這些權力的人的懷疑，一直是美國政治文化的一個主題，“有大量證據表明，共和黨內的反政客情緒要比民主黨內強得多”。a 美國福克斯新聞網 2015 年 5 月所做的一項民調顯示，高達 82% 的受訪者，更傾向於支持來自普通公民而非職業政客或律師的候選人。這就不難理解，為何特朗普的“隨性”，比希拉裡的“正統”更有吸引力。

那次大選投票前，民主、共和兩黨對對方的態度可謂惡意滿滿。皮尤研究中心 2016 年 6 月所做的民調顯示，55% 的民主黨認為共和黨令人“擔心”，49% 的共和黨對民主黨“擔心”，這是 1992 年做這項調查以來比例首次接近和超過一半。此外，有 27% 的民主黨把共和黨視為國家“威脅”，持相同觀點的共和黨比例為 36%。b 民主、共和兩黨對對方的負面態度，在現實政治中突出的表現就是國會僵局。國會兩黨領袖見面談政府預算問題，氣氛的緊繃程度，堪比當年美蘇領導人交涉如何解決古巴導彈危機。

政黨政治極化的同時，選民的政黨忠誠度也在提高。根據相關調查，在20 世紀 70 年代，22% 自認為有黨派傾向的選民，會在大選中“背叛”而轉投其他政黨，這一比例自 2008 年以來降到 10% 以下。此外，70 年代，25% 的選民會“分散投票”，即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把票投給不同的政黨，2012 年這一比例僅為 11%。c 但另一方面，美國選民的政黨傾向並沒有發生明顯變化。皮尤調查顯示，1992 年，傾向於民主黨、共和黨、中立的比例分別是 36%、29%、32%。2016 年，這一比例基本未變，分別是 33%、29%、34%。

選民政黨傾向相對均衡，加之選民“政治化”程度升高，給美國政治生態的變化創造了可能性。2016 年的大選已經表明，雖然民主黨、共和黨的黨際界限涇渭分明，但兩黨內部並非鐵板一塊，都出現了明顯的分裂。成功擊敗反建制派桑德斯的希拉裡，沒能成功邁向白宮。被“正統”共和黨壓制的特朗普，卻笑到了後。在美國加州大學學者蓋瑞·雅克布森看來，2016 年的大選無疑會使選民更加“極化”，但這個“極化”的軸心，可能不會再像近些年那樣整齊地以政黨為界限。他認為，特朗普的崛起可能會打破甚至重塑目前的政黨聯盟，這也會給國家政治帶來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

蹣跚上路

從特朗普執政兩年多的情況來看，他的政府可以說是美國總統“動感”的——人員流動性極大。執政未滿兩年，從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白宮幕僚長等核心團隊已經全部換人，很多崗位還不止換了一輪。事實上，特朗普當選的極具爭議，以及他本人在政治上的另類風格，在行為上的特例獨立，已經為其執政的不穩定性埋下了隱患。有人做過對比，如果以新總統入主白宮後三周來算，特朗普政府算得上

是美國歷“骨感”的。他就任總統三周時，超過半數內閣成員都還沒有就位。就職當日，獲得參議院確認的內閣成員人數，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任期時都是 7 位，特朗普政府隻有 2 位。2017 年 2 月 9 日，也就是特朗普就任總統即將滿三周之際，他任命的 15 名內閣成員中，隻有 6 位通過了參議院的確認。特朗普當時在推特上惱羞成怒，“真可恥，我的全部內閣成員還沒有到位，這是我國歷長的拖延”。

特朗普把內閣成員遲遲不能就位，歸咎於國會民主黨的阻撓。這沒錯， 但也不是事實的全部。2017 年2 月9 日，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在參議院以 52 票對 47 票獲得通過。這樣的結果，與當時參議院共和黨與民主黨分別占據 52 席和 48 席的現狀極為吻合。但此前 2 月 7 日參議院針對特朗普提名的*長貝齊·德沃斯進行表決。結果出現了 50 票對 50 票的“平局”，副總統邁克·彭斯按政治規則投出的關鍵一票，纔讓德沃斯涉險過關。這樣的情況在美國政治上並不多見。

但就是這樣起步之初非常“骨感”的政府，掀起了美國歷史上少有的政治波瀾。特朗普的撒手锏就是總統行政令。從坐到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那天起， 特朗普就利用美國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簽發了一道道行政令。爭議的是他 2017 年 1 月 27 日簽發的“禁穆令”——禁止以穆斯林為主的七國公民入境的行政令，不但引發了規模不大不小的街頭運動，還招致政界、企業界的聯合抵制。司法界的狙擊，更是讓外界猜測這道行政令是否會引爆美國的憲政危機。

內閣成員的任命不順與政黨角力有關，但“禁穆令”引發的風波，體現的卻是行政、司法與立法之間的角力。2017 年 2 月 3 日，聯邦法官羅巴特緊急叫停“禁穆令”，隨後美國司法部向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庭提出緊急動議，要求推翻羅巴特的裁決。2 月 9 日，上訴法庭做出裁決，繼續暫停“禁穆令”。特朗普隨即發推特：“法庭見，我們的國家正受到威脅！”這意味著，這事要鬧到法院。

2018 年 6 月 26 日，法以 5 比 4 的比例，裁定特朗普的“禁穆令”合法。這個裁決結果，事實上意味著總統權力的擴張。英國杜倫大學學者艾倫·格瑞尼認為，這道行政令與國家安全關繫不大，屬於操弄安全政治的行為，它的動機在別處。特朗普意在通過爭議性的“禁穆令”，從司法繫統切下一塊“權力蛋糕”，他為此在推特上炮轟法官已把國家置於危險境地。a 美國總統直接、公開抨擊法官甚為罕見。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資深議員帕特裡克·萊希說， 特朗普看起來有意要引起一場憲法危機。

除了司法繫統的直接對抗，“禁穆令”也遭到了行政部門的軟抵制。2017年 1 月 31 日，國務院繫統約 1000 名雇員，聯署簽名反對這道行政令。美國白宮發言人斯派塞態度強硬，警告稱政府工作人員要麼接受這份行政令，要麼就趕緊走人。當時的國務卿蒂勒森也要求，公務員不要讓“個人信念”妨礙了自己的工作。但是，連特朗普的“自己人”，剛剛被提名為法院法官的尼爾·戈薩奇也表態，他反對特朗普對相關法院的嚴厲指責，包括他對法官的攻擊。

“禁穆令”風波也體現了特朗普政府決策過程的混亂。多個消息源證實， 這道行政令出臺前，並未與國務院、國防部、國土安全部以及國會相關部門溝通。有媒體報道，國會山的部門領導們，一直在通過多種渠道打探白宮在干什麼。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保羅·瑞恩辦公室的助理向媒體透露，他們此前試圖打聽“禁穆令”的細節，但未能如願。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樣的局面， 都不能證明特朗普的執政做到了“一切盡在掌握中”。

在外交領域，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先領教了特朗普的“任性”。由於對美澳一份難民協議不滿，特朗普在 2017 年 1 月 28 日的電話交談中怒掛特恩布爾的電話。隨後的 2 月 2 日，特朗普在電話中指責墨西哥總統捏托沒有管好“壞蛋”，威脅要派美國大兵幫著管。捏托的回應是取消了原定的訪美之行。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在認真考慮好替代性政策前，你不應該把 70 年來的對外政策撕得粉碎”。

特朗普政府“蹣跚上路”的另一個表現是“宮廷內鬥”。蹊蹺的是，特朗普那時與他國首腦的通話內容，竟然很多都讓媒體獲得了詳細的記錄。當時的白宮幕僚長普利巴斯，事後聲稱要加強內部紀律。特朗普的顧問凱莉安·康威說消息肯定不是從白宮透露出去的。毫無疑問，這反映的不隻是混亂，更是內部權力的角逐。美國政治新聞網 Politico 在一篇文章中稱，特朗普政府中的人互不信任，因為有幾個相互較勁的陣營存在。“特朗普的高級助手們經常參加一些本不應該參與的會議，因為他們都想靠近權力中心。”

起初，在權力角逐中耀眼的明星，當數特朗普的首席戰略師斯蒂夫·班農。特朗普還給了他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的頭銜，但美國媒體給他的頭銜更多——特朗普身後的男人、美國的影子總統、大操縱家。《紐約時報》甚至發表題為《班農總統？》的社論，詳述他對特朗普從人事安排、具體政策到意識形態方面的巨大影響力。a  備受爭議的“禁穆令”，據稱就出自班農與特朗普另一顧問斯蒂芬·米勒之手。

據 Politico 報道，班農就任不久後開始在白宮打造自己的權力陣營，組建自己的私人顧問團隊。當時 31 歲的斯蒂芬·米勒，就是經班農引薦，謀得特朗普政府顧問一職。此外，班農擔任美國極右翼網站 Breitbart 執行總裁時的發言人亞歷山大·普利特，以及另兩位同事朱莉婭·哈恩與巴斯蒂安·戈克， 也被他一並帶入白宮。當時的白宮幕僚長普利巴斯也沒閑著，他把自己在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期間的親信安插進白宮。

特朗普身後，不止一個成年“男人”。競選期間，副總統彭斯多次幫特朗普“滅火”和“善後”。作為資深政客，他被外界認為是“實權副總統”。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2018 年 11 月被特朗普解雇）也算一位。美國網絡雜志《沙龍》的一篇文章，將他稱為特朗普的“精神教父”，認為其影響力絕不僅限於司法領域，從移民問題、國家安全到貿易政策，都會有他的影子。a 此外， 被特朗普任命為高級顧問的“女婿”賈裡德·庫什納，在特朗普執政初期， 也沒有放過任何施展影響力的機會。

美國媒體對特朗普身邊“男人”們的密集報道，讓特朗普儼然成了備受照顧與呵護的“巨嬰”。這讓他很不滿，特意在推特上回應：“我自己做的決定，很多都是基於數據的積累，每個人都知道。一些‘虛假消息’媒體，為了排斥異己，撒謊！”在某些共和黨看來，這是民主黨的“陰謀”。有共和黨議員為特朗普辯解說，民主黨要打擊特朗普，妖魔化他身邊像班農這樣的人是不錯的策略，這屬於基礎的政治教程。

把宮廷內鬥歸咎於黨爭顯然過於簡單。特朗普當時給“體制外”的班農賦予實權——加入國家安全委員會，給予顧問凱莉安·康威直接向總統負責的權限，這些做法事實上在政府內部制造出多個權力中心，而他本人端坐於這些中心的。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邁克爾·貝爾認為，特朗普看似在即興發揮，事實上是想讓這些人相互牽制。把“體制外”的顧問利用得好對他會有幫助，但同時也可能制造緊張和不滿。

醞釀“革命”

雖然一路跌跌撞撞，但特朗普政府剛一起步，“革命”的意圖就鋒芒畢露。宮廷內鬥無疑是權力的角逐，但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特朗普政府“體制內” 與“體制外”兩大陣營之間的齟齬纔是重點。一個有趣的現像是，在起初的宮廷內鬥中，如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等，這些“體制內”權臣身影模糊、聲音微弱，反倒是屬於“體制外”的各類顧問們扮演了權力角逐的主角。有媒體分析稱，特朗普繞開正式行政體繫治國理政， 意在打擊民主、共和兩黨建制派，重塑美國政治權力架構。

任命“體制外”的顧問是歷任美國總統的慣例，但沒有哪位總統像特朗普這樣，讓顧問們對政事的介入如此深入，讓他們如此接近白宮權力核心。特朗普的富豪朋友、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獲得了網絡安全政策顧問的頭銜， 他的兩位房地產巨頭朋友理查德·萊弗拉克和斯蒂文·羅斯，被任命為基建計劃的特別顧問。特朗普執政初期，至少在權力布局上有著明顯的“顧問治國” 傾向。

特朗普對建制派的態度，從競選期間的抨擊，變成了就任總統後的不信任。他在執政過程中對顧問們的倚重，很可能有更深層的考慮。這意味著， 特朗普正在打破美國政治中傳統的權力分布結構和運行模式。這樣一來，當時特朗普器重班農的原因就不難理解了。班農自稱是“列寧主義者”。他曾說過，“列寧想搗毀國家，這也是我的目標。我想把一切都打碎，毀滅當前所有的建制派”。特朗普“鬧革命”的猜測，正是源於此。

2016 年 9 月，也就是美國大選激戰正酣時，美國網絡上出現了一篇以“普布利烏斯·德西烏斯·穆斯”為筆名，標題為《93 號航班式的選舉》的長文。穆斯是古羅馬時期勇於自我犧牲的悍將。93 號航班是“9·11”事件中一架遭恐怖分子劫持的飛機，原本計劃撞向白宮。機上空乘人員與乘客試圖奪回飛機，導致該航班墜毀在一處無人區。該文把美國比作被劫持的飛機，投票給特朗普，就像是反劫機：采取行動後果可能很嚴重，但不行動結果更糟。

後來，美國《旗幟周刊》雜志扒出來，該文作者是曾給小布什撰寫演講稿的邁克爾·安頓。他後來已入選特朗普的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團隊，也成了特朗普背後的“男人”。安頓的那篇文章寫道，隻有在腐敗的共和國，腐敗的時代，纔會有特朗普的崛起。其中體現的危機感，與特朗普覺得美國正“危機四伏”的認知不謀而合。

政治門外漢特朗普擊敗政治精英希拉裡，被很多人認為是草根對精英的勝利。美國知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 2016 年 7 月發表在《外交政策》雜志上的文章，“預言”了美國的政治巨變。他認為，美國的民主終於對大多數人感受的不平等惡化與經濟停滯做出了回應，“如今社會階層問題回到了美國政治的中心，超越了種族、民族、性別、性取向、地理等界限”。a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不少正是受全球化衝擊的藍領工人和底層民眾。

不過，特朗普的當選不隻是“草根之怒”。有民調顯示，以家庭年收入中位數來看，特朗普的支持者大約是 7.2，這個數值高於美國全國的平均水平 5.6，也高於希拉裡支持者的 6.1。也就是說，支持特朗普的群體，並不都是底層的“矮窮銼”，更多的是過得還不錯的中產甚至較為富裕的人。蓋勒普首席經濟學家、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訪問學者喬納森·羅森威爾，2016 年牽頭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經濟不安全感指數”普遍高於其反對者，收入 10以上的支持者表現得尤為明顯。

特朗普贏得大選，是“草根之怒”的表達，同時也是中產焦慮的體現。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教授安德魯·羅傑科伊，在《特朗普主義與美國的不安全感政治》中提出，特朗普的當選，意味著美國政治自冷戰結束以後的巨變，這個變化的突出特點是，“不安全感”成為一種政治新常態，無論是草根還是中產。c 而且，這種不安全感，美國人的自我感知遠比現實狀況嚴重，成為美國政治民粹主義的重要推動力。

“我們的一些主要城市，外國人比美國人多。危險、腐敗的舊世界的部落，已經入侵了我們。”這段“很特朗普”的話，是美國歷史上民粹主義政客托馬斯·沃森在 1910 年說的。特朗普聲稱要驅趕美國 1100 萬非法移民， 要監控全美的穆斯林，與百年前托馬斯·沃森的話遙相呼應，形成了歷史的回響。特朗普被貼上民粹主義的標簽，表面上是因為他個人的民粹風格，深層次的原因在於美國社會中的民粹土壤。托馬斯·沃森說那話的 1910 年，正是美國國內、國際局勢深刻變動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或許是選戰中把準時代脈搏的候選人。

但特朗普的勝利，與精英的失敗不能直接畫等號。某種程度上說，精英政治與民粹主義，是美國政治史中的一對孿生兄弟。一方面，美國政治長期以來被精英把持，已經建立起了一道隔離牆，阻擋大眾的洶湧民意對根本體制的衝擊；另一方面，精英們也審時度勢地從民粹浪潮中汲取能量，推動制度的自我變革。“政府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共和黨總統裡根這話表達了草根之怒，但他成功地把美國引向了新自由主義，為後來數十年的繁榮奠定了基礎。特朗普向來把裡根視為偶像，至少在意願上，他想成為另一個裡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