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絮語自由是真正的財富。——威廉·黑茲利特①在以賽亞·伯林去世那一年，我受《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之邀，為他們的 “口述”繫列撰稿。它要求作者簡單地寫下對他影響的一本書。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 《自由四論》。它不僅令我在次閱讀它時感到震撼，而且使我從此走上編輯伯林著作之路，並且，在三十年以後，令我出版《四論》的這個擴充本。《副刊》上我的那一篇文章寫作於伯林去世前不久，刊出於他去世後不久。其中部分段落值得在此重復：在我1972年進入牛津沃爾夫森學院做研究生時，我根本沒料到我將發現自己的終職業。學院院長是以賽亞·伯林。一見到他(在一次獎學金面試上，我因為遇車禍而遲到，在面試期間他不停地走到窗口，看看要帶他去赴午餐約會的出租車來沒來)，我就覺得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而在此之前我沒有讀過他的任何著作，對他幾乎一無所知。我問應該從何開始， 當即被指導去讀三年前出版的《自由四論》。我帶著它與朋友一起到遙遠的埃克斯穆爾村舍度假，被書驚獃了。 伯林喜歡提及“流的水中航行”的不會搞錯的感覺，這也是我體驗到的感覺。除了包含在這本書中的命題的說服力以外，這裡顯然表現出這樣一個人，他對人類本性有著非凡的洞見，賦有豐富的“現實感”，而且也非常高興在別人身上發現這種感覺。在具體觀點上可能還有爭論餘地，但是在大的論題上，我們會感到他是可靠的。這本書的核心綱領是伯林的論，即他的這種信念：人所追求的價值不的，而且有時是互不相容的；這不僅適用於整個文化即價值體繫的層面，而且適用於某一特殊文化或個體的價值。 論宗教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聲稱得救的道路隻有一條，正確的生活方式隻有一個，真正的價值結構隻有一個。正是這種主張，當得到狂熱的表達時，導致原教旨主義、迫害與不寬主義要預防的就是這種危險。它是自由主義與寬容之源：不僅僅是那種等待錯誤被改正的不穩定的寬容，而且是那種深刻的、持久的寬容，這種寬容接受並歡迎那些與我們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見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見解。《四論》還充滿著其他的閃光點，包括在《歷史的不可避免性》中對歷史主義與決定論的毀滅性批判，在《兩種自由概念》中對“積極”與“消極”自由的著名討論，以及在《穆勒與生活的目的》中對穆勒思想的內在張力的檢視。它是我所讀過的豐富且富人情味的作品之一，它當之無愧地成為經典。也就是說，現在篡改它簡直是lèse鄄majesté(大不敬)。但很快我們就會明白，作者自己在一開始就非常熱切地期望對它進行擴充，我覺得我自己隻是把這個過程推進到其邏輯終點而已。在我對《四論》的評論中，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當做重心，對此我並不想辯解什麼，雖然其他人的著重點可能正好相反。伯主義對我來說似乎是個更深刻與更具原創性的命題，這並不是否認他的那種自由主義或內在於這種自由主義的人性觀的不可或缺；依這種人性觀，在不可公度地多樣化的可能性中，選擇的自由居於核心。的主義與自由主義，伯林哲學視野中的這兩個主導性因素(有時被恰當地稱作“主義”)，是相互依存與相互支撐的，而且我有時想把這本文集的題目改作《 自由與多樣性》；但是，奧卡姆式的律令——被呼應先前眾所周知的書名的實際考慮所加強——終占了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