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部分  社會與政治

第1章  社會容納政治

第2章  城市化與工業化背景下的華人家庭主義

第3章  社會變遷、官僚管治和新興政治問題

第二部分  選舉政治

第4章  區議會選舉

第5章  1985年區議會選舉與殖民地的政治動員

第6章  媒介環境和選舉

第7章  認知動員與對香港民主黨的選舉支持

第三部分  非殖民化下的政制改革

第8章  政制改革的矛盾與選擇

第9章  中英協議後香港的政制變遷

第10章  沒有獨立的非殖民化

第四部分  回歸與政制發展

第11章  《基本法》與新政治秩序

第12章  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

第五部分  精英與政黨

第13章  精英政治與大眾政治的分離

第14章  政治精英從團結走向分裂

第15章  殘缺不全的政黨體繫

劉兆佳教授的學術性論述具有濃厚的理論趣致和社會學的想像力。他對香港政制發展和管治現實的分析，理論嚴謹，客觀而中肯。不論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論斷，要理解、認識香港政治，都不能繞過這些學術著作。

金耀基（原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教授）

劉兆佳教授對香港社會與政治，尤其是港人之政治心態、特區之管治與政權建設以及“一國兩制”諸多重大課題，認識之深、見解之到，當代社會學及政治學者殆無出其右。他以學者之胸懷與學養閱歷政事，寓理論於實踐並在實踐之中提升理論，對香港社會政治研究深具卓知洞見，不少著述已成經典文獻。

李明堃（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繫客座教授）

    “一國兩制”是創新性的偉大事業。近二十年來在香港的實踐經驗表明，其難度不容低估。要了解“一國兩制”事業現在面臨的困難和未來的挑戰，必須對香港從殖民地時代到回歸以後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狀況有深入的研究和客觀的分析。本書是從事香港問題研究者的之作。

     陳弘毅（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在過往數十年間，香港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和社會變遷，轉變速度之快雖為人所察，但其影響之深遠則顯然未為人所體認。劉兆佳教授的著作為香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政局和管治的動態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觀察視角和啟示，也提供了研究香港政治發展不可取代的一個思路。

     李彭廣（香港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

香港雖小，卻充滿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陸地與海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等一繫列現代性的內在張力。劉兆佳教授的著作有助於我們繫統認識香港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內在衝突，理解香港面臨的難題和挑戰。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第1章   社會容納政治

社會科學家普遍認為，經濟發展會導致政治不穩。當然偶爾也有學者提出異議。很多例子顯示，經濟快速發展會擴大貧富差距，造成社會階級相互對立，並嚴重削弱政治秩序的認受性。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威權體制，這可以視為就政治體制做出的激烈回應，試圖以此規管或壓制因重大經濟變革而產生的社會衝突。

香港的特殊之處在於，在過去幾十年間，雖經歷奇跡般的經濟增長、顯著的收入不平等，以及大眾參與政治的正規與非正規渠道僅有輕微擴展，卻保持相當穩定的政治局面。社會基層華人在政治上無聲無息，這表現在：他們缺乏維護自身利益的組織；隻有少數政治領袖會代表他們發聲，綜合他們的訴求；他們自行發起的集體行動極為稀少。簡而言之，迄今為止，香港經濟的兩極化還沒有轉變為社會上層和社會基層的政治對立。

本章通過調查香港年輕工人的價值觀和行為來解釋這個政治上的悖論。本章使用的理論命題是：若工人可以循非政治渠道，獲取足夠資源來滿足其重要需求，那麼他們和政治制度的關繫就微不足道了，也就是說，政治制度不會因無法滿足大量來自社會基層的訴求而負擔過重。另外，若在工人看來，政府和社會上層並沒有特別明顯地霸占更多基層滿足自己需求的機會，那麼政治穩定性將會加倍增強。我們假定這兩個因素在香港都起作用，為這個殖民地帶來社會容納政治的效果。

我們將根據一項於1978年年中進行的問卷調查所得展示社會容納政治的運作過程。受訪者從九龍觀塘區的藍田邨抽選，因為那裡是香港型的公共屋邨之一，其居民可代表香港的低收入工人階層。調查成功完成373個訪問，受訪者中，有173對夫婦，另有27位女性（值得注意的是，樣本中的女性數量較多，難免更凸顯研究所得的“政治保守主義”）。大多數受訪者是35歲以下的年輕人。在職受訪者中，81%的男性及84%的女性是體力勞動者。大多數家庭的月收入在901～1 8之間，按照香港標準屬於偏低。受訪者的教育水平也偏低，67.5%隻接受過小學教育，21.5%上過中學，11%沒受過正規教育。所有受訪者都有子女，平均每個家庭有2.15名。一般來講，受訪者是擁有完整家庭和穩定工作的年輕工人。研究這樣的工人群體對當代香港特別有意義，因為“功利家庭主義”是維繫香港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與上一輩相比，年輕工人的規範和行動是否更少受功利家庭主義的影響？倘若如此，對香港的政治發展會有什麼影響？

重要需求與分化的資源網絡

我們的調研從挑選一些特定“需求”開始，即先列出一些具體的需求，再詢問受訪者循哪些渠道獲得滿足。這些需求之所以被選出，主要是根據我們過去接觸香港社會基層的經驗，認為它們對受訪者特別重要，並且可以通過不同渠道（包括政治行動）得到滿足。這些需求涉及居住條件、人際交往、財政問題、找尋工作及婚姻問題。在解釋數據時，“不適用”意指有關需求對受訪者不重要，這意味著該需求可能已被解決，或受訪者不太看重。從收集來的數據判斷，多數情況下，前一解釋看起來更合理。

在居住條件方面，當被問及若對居住環境不滿，會向哪裡尋求幫助時，約40%的受訪者認為這個問題不相關，也許成功入住公共屋邨，便可以讓他們覺得有關需求已獲得滿意的解決。對認為有需要解決居住環境問題的受訪者而言，有20.4%找政府尋求幫助，9.7%找朋友和工友，8.6%找親戚，7.2%找父母。選擇其他途徑（例如，鄰居、志願團體和社會頭面人物）的比例極低，也有少數受訪者會同時利用多個渠道獲取資源。值得關注的是，在表示有此需求的受訪者中，超過半數選擇什麼都不做。

在人際交往方面，當被問及若人際關繫出現麻煩，會向哪裡尋求幫助時，約64%的受訪者認為這個問題不適用於他們。一些學者已指出，華人會盡量避免與他人發生衝突，並且害怕和不能容忍社會衝突。這種心理和文化上的傾向，可能導致受訪者不太關注人際關繫的需求。對感到有需要解決此問題的受訪者而言，很明顯，大多數從來沒有尋求過任何幫助，僅12.9%找朋友和工友尋求幫助，10.4%找父母，5.3%找親戚，4.6%找鄰居。選擇其他途徑（例如，政府、志願團體、律師和社會頭面人物）的受訪者比例更小。

在財政問題方面，僅約23%的受訪者認為這個問題不相關，考慮到他們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這不難理解。在感到有需要解決財政問題的受訪者中，49.5%找朋友和工友尋求幫助，38.2%找親戚，33.3%找父母。較少受訪者選擇其他途徑，包括11.5%找鄰居，10.3%找雇主，6.3%找政府，4.5%找有借貸功能的志願團體。找借貸公司、志願團體和社會頭面人物解決財政問題的受訪者更少。

在找尋工作方面，受訪者的回應與上述情況非常不同。絕大多數受訪者認為有這方面的需求，僅約6%的受訪者認為和自己無關。香港全民就業的經濟現實和勞工市場緊張造就了以下局面：香港工人有大量機會另覓新職，那些新工作提供了更高的金錢誘因。結果，工人換工作的頻率極高。在這樣的環境下，有關新工作職位的信息和可以協助其進入其他工種的能力，就是受訪者尋找的有價值資源。在感到有需要獲得這些資源的受訪者中，朋友（包括工友）、報紙和親戚是關鍵的渠道，各有66.8%、26.4%和22%的受訪者曾利用這些渠道。不太重要的渠道是通過鄰居、父母、政府、志願團體和社會頭面人物解決這種需求。

在婚姻問題方面，一般來講，受訪者可以很好地適應、解決自己的婚姻問題，隻有約45%的受訪者認為存在這方面的需求，其中，大多數傾向於不尋求他人幫助，僅20.8%的受訪者找父母解決婚姻問題，11.8%找親戚，10.8%找朋友。幾乎沒有受訪者通過其他途徑（例如，鄰居、志願團體、政府、律師和社會頭面人物）解決婚姻問題。

上文考察了年輕工人對需求的感受，以及為滿足這些需求而獲取資源的多種模式。從這個考察我們可以直接看到，上文列舉的大多數需求與受訪者的日常生活並不特別相關。這些需求或已被解決，或即使未被解決，受訪者也能容忍。一種說法是，受訪者對未能得到滿足的需求有極大容忍度。為證實這種說法，我們必須證明，在需求未被解決的情況下，受訪者仍相當滿意生活現狀。相關調查顯示：4.6%的受訪者非常滿意家庭生活現狀，55.8%表示滿意，另有31.9%表示還好。我們可以據此推論，受訪者能夠容忍未被解決的需求，沒有產生挫敗感並進而轉化為政治行動。

另一相關問題是，逾半受訪者似乎認為他們的需求已被解決，並因此視這些問題與他們無關，那麼政府在滿足受訪者的需求時扮演了何種角色？若政府能預先考慮到社會基層的需求，並提供渠道予以滿足，那麼此舉帶來的政治穩定很明顯就是“行政吸納政治”。通過這種做法，潛在的、會帶來麻煩的政治問題就被安全地扼殺在萌芽之中。然而，本次調研的數據還提出另外的解釋。從常識的角度看，對選擇利用公共服務來解決自己需求的人來說，政府提供的資源明顯遠遠不夠。數據顯示，多數受訪者認為政府提供的服務不是滿足其需求的重要渠道，也很少向政府求助。另外，他們不尋求官方協助，並不是因為不知悉公共服務的存在，社區需求研究已反復證實，香港的普羅大眾非常清楚有哪些公共服務可以利用。因此，在滿足社會基層的需求上，政府的作用十分微弱，這個情況也可以從越來越多的請願和示威行動略見一斑。

那麼，從調研數據得出的結論就是，受訪者和他們的家庭能利用不同的資源網絡解決重要需求。本文提及的“資源網絡”是指社會關繫網絡，它的邊界雖然狹窄，卻不那麼清晰。通過社會關繫網絡，個人和家庭可以動用資源以解決需求。因為每一個這樣的網絡都是以核心家庭為中心的，因此可以稱它為“家庭中心網絡”。受訪者構建的資源網絡是分化的，要利用不同的資源獲取渠道解決不同需求，沒有一個網絡可以解決全部需求。在構建這些資源網絡的過程中，工具主義考慮占突出地位，每一個相關的核心家庭都高度理性，這表現在接受和排斥資源網絡的參與者（個人或群體）上，無論是接受還是排斥，都要達到資源流動化的目的。即使從短期來看，這種資源網絡相對穩定，但長遠來看還會有變化，這是因為環境的改變和家庭本身的流動性（包括社會階層上的和地域上的）。

有很多因素影響這些資源網絡的組成和結構，較重要的因素包括：親屬傳統的重要性、志願團體的普及程度、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通信和交通設施的效率、居住的模式、家庭的結構、手足情誼的風氣，以及相關人士的重要需求、年齡和職業模式等。

從調研數據看，在香港年輕工人中，政府和鄰居都不是重要資源網絡，隻有在與居住條件有關的需求中，政府纔是他們尋求幫助的對像，這可能僅僅是因為受訪者都住在由政府擁有和運營的公共屋邨。志願團體也是如此。眾所周知，海外華人非常有能力自行組織互助性質的志願團體，在香港，志願團體卻不是重要的資源獲取渠道，這頗出人意料。考慮到香港仍存在一定數量的志願團體，調研數據顯示它們的用處不大，就意味著它們可能缺乏資源，或用來解決城市生活問題的資源不能通過這種形式的組織來提供。華人的傳統和先賦紐帶日益疏離、提供社會和地區層面服務的需求日趨強烈、所需資源越來越細化，也導致志願團體的重要性減退。受訪者也很少使用專業人士（例如，律師）提供的服務，可能是因花費太高，以及專業人士的專業能力還未完全被受訪者認可。在其他社會，頭面人物通常作為恩主、政治中間人、領袖、政黨實力派等，在向民眾提供和分配服務方面扮演關鍵角色，但在香港，這種情況並不存在。香港沒有具重要政治意義的選舉制度，這可能使民眾缺乏籌碼與想要謀公職兼手握資源的人進行互惠交換。地域流動和城市管理的復雜多變也阻礙形成長期持續的主從關繫（patron-client relation）網絡，即使有選舉也是如此。

香港的政治實力派依靠政府獲得權力和地位，這個事實說明他們疏遠民眾，也不想與民眾建立主從關繫。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頭面人物在受訪者的資源網絡裡不具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

在香港年輕工人的資源網絡裡，可作為資源獲取主要渠道的是父母、親戚和朋友（包括工友），而朋友（包括工友）具有極大重要性。數據顯示，家庭和血緣紐帶都不如朋友關繫重要，並且除面對摻雜情感因素的問題（例如，婚姻問題），工人更多依靠由朋友和工友關繫形成的網絡來解決工具性和短期性的問題。

香港獨特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技術的快速發展，導致香港工人主要動用的資源網絡越發分化，他們能靈活操縱這些網絡以解決問題。此外，香港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不同之處在於，規範網絡成員間交換行為的互惠原則看起來並不特別顯著：43.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幫助的人之前從未幫助過他們；50.1%表示不期望他們幫助的人將來會做出回報。我們不十分肯定這些數據意味著什麼。然而，人們看起來並不強調直接互惠關繫，但因缺乏證據，我們還不能分析間接互惠關繫的重要性。

總體而言，受訪者相當滿意其生活現狀，因為他們能成功解決自己的需求，或者通過個人努力或刻意構建的多樣化資源網絡獲取所需資源。若需求得不到解決，受訪者也能容忍由此產生的不便和挫敗感，並控制他們的不滿。

對替代性資源獲取渠道的認知

香港年輕工人構建的各種資源網絡主要基於與其他個人和群體的社會關繫，政府、政治實力派、社會頭面人物、專業人士、志願團體和公共團體的作用並不明顯，因此這些網絡必須保持較小的規模，包括參與的人數和交換資源的數量。通過這些網絡，年輕工人的需求基本得到滿足。社會領域存在這種資源獲取渠道且相對有效，結果令年輕工人的需求很少被政治化。也就是說，需求很少會轉變成政治訴求，要求政府部門予以解決。社會有能力吸納一些可能會被政治化的問題，我們稱這一現像為“社會容納政治”。考慮到調查樣本代表香港年輕工人現時的需求構成，以及分化的資源網絡可以用來滿足需求的結構性安排，我們也可以說，這些需求的政治顯著性相對偏低。

作為滿足需求的一種結構性安排，分化的資源網絡並非香港年輕工人獲取資源的方式。若“社會容納政治”是香港政治穩定的主要原因，那麼利用這些網絡就必須被視為解決需求的可取手段。獲取資源的替代性渠道（特別是政府和社會上層）就必須被視為不相干的，甚至是不可取的方式。換句話說，“當一個人認為自己的目標取向行為與政治對像沒有任何關繫時，矛頭便會指向非政治的對像”，其行為亦沒有政治意義。

我曾在其他文章指出，華人以家庭和家庭利益為重，不太在意政治行動的作用和意義。港英政府奉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刻意不干涉華人社會的群體組織，以及極少介入香港的經濟事務，都表明政府不會阻礙香港年輕工人自行解決需求。實際上，港人對政府的角色要求不高，主要是社會和政治穩定的守護者。如果政府在社會福利和收入再分配領域能起到更積極的作用，一定會受到社會基層的歡迎，但民眾並不強烈要求政府這麼做。當受訪者被問及是否覺得政府有責任照顧普羅大眾時，19%表示政府有“重大責任”，71.8%表示有“責任”，而僅3%表示沒有任何責任。考慮到民眾對政府的期望偏低，以及政府在過去10多年也開始向窮人提供社會服務（雖然微不足道），受訪者對政府的看法還算正面，有0.3%的受訪者認為政府很有意願照顧普羅大眾，37.5%認為有這種意願，32.2%認為至少有一點意願。一般來講，迄今為止，港英政府的執政表現符合受訪者對政府的角色期待。

同樣地，受訪者並不認為針對社會上層的政治行動是獲取資源的可取渠道。香港是個開放的經濟體，依附於國際市場，這一現實讓很多港人相信，零和博弈的原則並不適用於香港。社會上層的財富和地位並不被視為源於經濟剝削、強占社會基層應享有的份額。為探究這方面的問題，我們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在香港，一個人要靠攫取他人的錢財纔可以致富。答案頗具啟發性：91.2%的受訪者不同意這種說法，僅4.8%同意這種說法。因此，受訪者對社會上層的敵對情緒極度微弱。事實是，很多香港工人都尊重靠自己努力致富的人。

在一定意義上，香港年輕工人已個體化（privatized），正如洛克伍德（Lockwood）所言，個體化工人的特征之一是，主要以金錢指標來看待社會關繫，不認為社會或是被劃分為高低等級不同的群體，或是被劃分為相互對立的階級。在個體化工人組成的社會裡，個體間相互聯結或相互分離，與其說是因為某種類型的社會交換，倒不如說是基於個體收入和財富的數量。結果是：

權力不被理解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影響力，而是一個人獲得其他東西的能力，例如，購買力。社會地位也不意味著地位相同的人組成群體，分享類似的生活方式；社會地位完全被視為一種生活水平，有多少能力便可達到何等水平。一個人未必容易掙到足夠的收入來達到特定的生活水平，因此進入不了那個更富裕的階層；但除了收入，並沒有其他社會階層流動的障礙。

香港年輕工人普遍相信自己在社會分層中的地位會變動，這種信念進一步增強了不敵視社會上層的態度，以及隨之產生的以金錢來衡量社會分層的看法。60%的受訪者認為港人都有向上流動的社會機會，這種觀點有利於消除階級矛盾。

使階級關繫趨於緩和的另一因素是，社會上層人士的行為方式與受訪者持有的角色期望相契合。當被問及富人是否有責任幫助窮人時，8.3%的受訪者認為有很大責任，56%認為有責任。換言之，受訪者對富人並沒有很高的期望。數據亦顯示，他們對富人並不表示特別失望。即使無人認為富人很有意願幫助窮人，仍有19.9%的受訪者認為富人有此意願，36.5%認為至少有一點意願。

當民眾對政府角色和社會上層的認知有限，再加上普遍相信政府和社會上層已或多或少滿足了社會的期望時，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受訪者解釋其生活現狀時，隻是基於個人努力和從個人資源網絡所能獲取的資源了。不過，當被問及處於困境時應依靠誰的幫助時，受訪者的答案有些令人迷惑。我們逐一詢問他們或可動用的渠道時，75.3%的受訪者認為應依靠家庭成員，64.6%認為是親戚，70%認為是朋友，65.6%認為是志願團體和慈善組織，67.9%認為是政府，34%認為是社會頭面人物。這些數據說明，在受訪者的主觀看法上，除社會頭面人物，其他所有的資源獲取渠道在理論上都重要。然而，之前的數據顯示，受訪者實際上很少依靠政府、志願團體和慈善組織獲取幫助。另外，我們在上文也已指出，港人仍有一些需求未獲滿足，但這種情況不知為何還能被容忍，而不多利用有關渠道的做法也相當難以理解。如下設想或可解釋這個迷局，即將這部分數據視為反映受訪者抱有微弱期望，這種期望源於他們從大眾傳媒和其他信息來源獲知存在這些資源網絡，但他們沒有認真考慮，並從內心接受這是可以利用的資源網絡。

為支持我們對數據中不一致情況的解釋，可以借鋻一下其他信息。當被問及如何解釋香港窮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低下時，有11.3%的受訪者歸咎於“命運”，38.6%認為是因為窮人“懶惰”，22.8%認為是“社會大環境”造成的。當進一步問及窮人可以通過何種方式改善生活時，81.2%的受訪者認為靠“自己的努力”，4.3%認為靠“子女的成就”，5.1%認為靠“窮人團結一致爭取自己的權利”，2.4%認為靠“政府幫助”。當把所有數據都放在一起分析時，我們能相當清晰地看到香港年輕工人是如何看待哪些因素可以構成向上流動的社會機會的。如果民眾不認為直接針對政府和社會上層的行動有助於獲取資源以解決需求，那麼很大程度上會排除用政治手段來達到目的。結果，政治的顯著性會進一步降低。

階級意識與對集體行動的認知

香港年輕工人的金錢取向，以及相信社會存在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可避免地使他們對階級利益和階級意識的感受不明顯。我們在這裡可以添加的觀察是，在香港年輕人心目中仍占據重要地位的是，他們渴望當老板，這符合中國人傳統的理想。通過個人努力實現向上流動，阻礙了階級意識的形成。與此同時，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年輕工人人均收入的提高，已使他們沿著社會經濟階梯向上攀升，與父輩相比，他們是“成功的”。其他社會的相關研究表明，經濟的繁榮阻礙了階級意識的形成，在香港，這兩種現像之間的逆向關繫非常明顯。意識形態分歧嚴重阻礙工會發展、工會四分五裂、家長式的雇傭關繫，以及工人階層內部受先賦和特定紐帶（例如，宗族、宗教）的影響，這些因素嚴重地限制了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的發展。

工人階級缺乏團結和積極性（過去幾十年的低罷工率可資佐證）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相對而言，數據給出的畫面稍微令人驚訝。至少在主觀層面，受訪者認同工人的利益，也聲稱希望參加階級行動以改善共同的利益。當被問到假設現在的情況是窮人已組織起來爭取利益，他們會如何做時，46.6%的受訪者表示會加入，13.4%表示猶豫不決。對工人身份認同的另一種描述是，65.7%的受訪者更樂意看到鄰居買得起彩色電視機，雖然自己可能辦不到，而不願意看到一個陌生的富人掙到更多的錢。考慮到很多人會選擇工友（特別是鄰居）作為參照群體，上面這個結果就顯得非常重要。因此，79.1%的受訪者指出，當通過比較，發現很多港人過得不如自己時，就會滿意自己的生活。把這些數據結合在一起分析就會看出，受訪者似乎知道自己和其他香港工人有著一定的共同利益。盡管如此，這種認知並不完全會在工人心中扎根，迄今為止，它隻是很有限地轉化為公開行動。考慮到受訪者對社會上層的看法，承認工人的共同利益似乎並不必然導致他們對富人的敵視。

在解釋受訪者與政府之間的關繫時，主觀看法和行為方式的不匹配再次出現。一方面，受訪者的主流看法似乎是希望有更多的“參與”，但很少轉化為明確的行動。當被問及在過去是否采取行動，以反對不利於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時，88.5%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在表示曾采取行動的7.8%的受訪者中，大多數看法都是關於雞毛蒜皮的小事（例如，大廈維修、噪聲污染等），采取行動的方式亦極為溫和（例如，向報紙寫信揭發，向相關政府官員投訴）。另一方面，在主觀看法上，他們看起來更“積極”。例如，46.9%的受訪者聲稱，若在未來他們的利益因政府政策而受損，就會采取行動。當被問及打算采取何種形式的行動時，56%受訪者拒絕回答，說明他們仍不清楚可以通過哪些渠道向政府表達意見。至於有確定答案者，他們的選擇可以分為以下幾類：34.5%的受訪者選擇親自接觸相關的政府官員，22.4%選擇通過大眾傳媒表達不滿，8.5%選擇從居住大廈的互助委員會和其他形式的非政府組織獲得幫助，7.3%選擇向港督或其他高級官員請願，6.7%選擇向市政局或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尋求幫助，3%選擇公開表達意見或向電視臺、電臺、報紙爆料。

總而言之，在行為層面上，香港年輕工人與社會上層及政府的關繫符合“社會容納政治”精神，直接針對後兩者的行動非常少。那些為數不多的行動本質上是個體化的，很少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出現。然而，在認知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年輕工人的看法正在改變，雖然隻是漸進的。他們越來越傾向於以集體行動的方式主張自己的權利，也逐漸意識到存在這樣的渠道。這些主觀傾向不會完全轉變為政治行動，這也許是因為到目前為止，他們構建的社會網絡仍有充沛資源，足以滿足自己的需求，而政治行動帶有更高的成本且存在風險，因此被當作次要選擇。我們認為，社會容納政治的機制將逐漸衰退。在未來，越來越多的資源需從政府那裡獲取，年輕工人的主觀傾向也將促使他們進一步參與政治行動。

經濟發展、社會基層的去政治化與政治穩定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維繫政治穩定，絕不能輕視社會基層去政治化的作用。這意味著必須避免社會基層（在多數情況下，與社會的中上層相比，他們並非經濟發展的受益者）成為政治衝突的源頭。特別是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社會基層的去政治化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因為期望他們能做出犧牲，甚至是被迫做出犧牲，纔能釋放資源，進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積累資本。我們可從規範與結構兩個角度觀察去政治化。

規範上的去政治化至少指3個方面：一，發展出意識形態共識；二，意識形態在現實政治的影響力減退，這相當於意識形態論述和政治實踐在功能上分離；三，意識形態論述的顯著性下降。理論上，我們很難找到“去政治化”的規範概念有什麼錯誤。然而，它所規定的條件很少能被滿足。在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甚至是被認為已進入“意識形態終結”時代的國家或地區，意識形態差異盛行。對那些看起來意識形態保持一致的國家或地區進一步深入分析通常會發現，所謂的意識形態一致，隻是被強迫的一致。同樣地，香港年輕工人在政治上不積極，不能被解釋為他們認同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這種看法遠不是事實。在香港，種族、文化、經濟和意識形態差異比比皆是，我們無法寄希望於這樣一個社會能依靠意識形態共識來完成對社會基層的去政治化，並因此鞏固政治穩定。

去政治化在結構層面具有更大的理論效用，其主要的理論假設是，去政治化是社會結構安排帶來的後果，盡管社會上不乏政治現實的角力和意識形態的分歧，社會基層基本上處於去政治化的狀態。去政治化是通過以下幾種主要結構性模式和機制來實現的：一，強制；二，政治代表；三，受規管的政治參與；四，通過精英參與政治，這種機制可以再分成兩種，即聯盟合作型和主從關繫型；五，統治階級作為利益代表。這幾種去政治化的結構模式隻是粗略的、理想型的，現實世界裡通常是幾種模式結合在一起發揮作用。然而，香港的特別之處在於沒有用上述任何一種結構安排來達到社會基層去政治化的目的。首先，這些去政治化的結構模式都是以政治安排的形式出現的，去政治化的運作原則就是剝奪社會基層參與政治過程的權利和需要。換句話說，政治制度有意侵入社會領域，以達到去政治化的目的。除強制模式（它故意不考慮社會基層的利益）外，其他幾種模式都特意利用政治手段構建社會基層需要，並將其需要導入政治領域予以解決。與強制模式相比，其他幾種模式通過誘使社會基層接受正統政治遊戲的規則，試圖在社會基層中建立一種認可接受現存政治制度的氛圍，而這種認受性在相關社會是統治階級保證政治穩定的重要條件。

然而，在香港，社會基層的去政治化走了另一條路。它與上述幾種模式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以社會安排的模式出現。這種模式就是我們之前所說的“社會容納政治”，在這種模式下，社會基層存在一個復雜、精細和高度分化的組織網絡，這個網絡有能力彙集足夠的資源去照顧基層需求。結果，這些需求（因為華人社會基層的容忍能力強，這些需求的範圍本來就不大）能被免於引導進入政治領域予以解決。通常，這種基層組織網絡能夠涵蓋很多小的群體，網絡中的個人從事資源互換，並在情感上相互依賴。香港的政治制度不僅沒有干擾社會領域的事務，反而精心算計，盡可能地提供條件促進社會領域進一步發展。

香港的政體和社會相互分離是容許社會容納政治出現的基本結構特色，這就是說，聯結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的作用機制是有限的，而有限的機制也無甚實效。在其他社會，分離的政體和社會會由一繫列的正規安排（例如，政黨、立法機關、選舉制度等）予以聯結，當然成功的程度各不相同。但在香港，能將社會基層整合進政體的正規結構安排實際上並不存在。那些號稱可以起到這種作用的制度（例如，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市政局、民政司署）大都缺乏行政和法定權力，社會基層也很少利用它們。非正規的聯結機制（例如，大眾傳媒、政府開展的民意調查、利益團體、與政府官員直接接觸、請願等）也沒有做得更好。大多數有影響力的利益團體（例如，香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旨在代表香港精英階層的利益，與社會基層完全不相干。香港政體和社會的分離導致社會領域近乎自給自足，任何未被滿足的需求亦難以脫離社會領域，進入政治領域。

為確保社會容納政治的有效性，還需要其他關鍵因素，但在這裡隻能簡略提及。香港精英近乎鐵板一塊，從而防止了部分精英因心生不滿而動員民眾以滿足私利。迄今為止，精英和民眾間沒有明顯的衝突，這是因為經濟的開放性（因此排除了階級利益以零和博弈的形式出現）、經濟持續繁榮、人均收入提高、全民就業，以及通過個人努力可以有機會向社會上層流動。另外，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工會的角色受限，組織能力的疲弱不堪和自身的四分五裂讓香港年輕工人難以有組織地進行集體行動。再者，年輕工人各自為政，分化為眾多細小的資源互換網絡，這些都不利於對他們進行政治動員，鼓動其參與政治。

結論

我們在本章已論證，通過“社會容納政治”的機制，迄今為止，香港在經歷經濟快速發展和因此導致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同時，依然可以維持政治穩定。與其他導致社會基層去政治化的模式（主要以政治手段實現）相比，“社會容納政治”取決於兩種現像的共同存在，一種是政治領域相對“未開發”，另一種是社會領域相對“過度開發”，因此這是以社會手段達成的去政治化。社會容納政治在香港是可能的，這主要取決於社會和政體的分離、統治階級奉行不干預管治哲學、社會領域的資源充沛、經濟繁榮，以及工人階級難以被政治動員。社會容納政治帶來的後果是，社會領域的議題和需求不會通過政治手段予以解決。

從長遠看，作為去政治化機制，“社會容納政治”會越發沒有實效。需要在社會層面予以解決的問題會增多，特別是在住房問題上，而社會用以滿足需求的資源會消耗殆盡，因為社會中的基本資源網絡（特別是家庭）在逐漸瓦解，向上層社會流動亦有助於個人意識抬頭。根據我們的調查，香港年輕工人已認為政府應承擔更廣泛的職能，自己也會扮演更積極的政治角色，他們看起來已經在心理上做好準備，要進入政治競技場，想在那裡踫踫運氣。過去10多年間，越來越多的積極知識分子和學生在社會基層成立組織（多以社區和街坊鄰裡為基礎），為基層爭取權益，這個事實告訴我們，聯結社會和政體的橋梁正緩慢成形。在這個新生背景下，如果出現一場嚴重的經濟衰退，而政府又拿不出措施予以紓緩，它肯定會陷入政治麻煩的漩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