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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政治叢書”的**種，首次創新性地將私營企業家界定為民商。

☆階層政治在國內屬於一個備受關注的領域，相繼湧現過不少同名暢銷書，

☆本書適合作為國內政治學、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及MBA、EMBA等高等院校相關專業師生的“中國政府與政治”課程補充讀物；適合黨校和行政學院繫統干部培訓班的專題閱讀書目；更加適合作為全國民營商會和私營企業家群體培訓的參考讀物。

☆本書試圖回答當下中國政商生態中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有：

●在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進程中，民商階層可能扮演何種角色、產生何種影響？

●“老板”階層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和其他階層相比如何？

●地方政府對當地私營企業發展的影響程度怎樣？

●如果私營企業主要影響政府決策，目前所采取的主要途徑是什麼？

●就當前而言，“老板”們需要完全自發的商會組織嗎？民商*期望這種完全自發的商會組織能起到什麼作用？

●為什麼全國工商聯被排除在主管同業公會的授權範圍之外？遲遲不批準工商聯成為民間商會主管部門的原因何在？

●民商階層如何形容私營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繫？

●民商自己如何對待“富人有特權”這個問題呢？

●民商參與社會捐助與慈善事業的表現怎樣？

●民商如何看待社會上的“仇富”程度和原因？

●民商對在自己的企業建立黨組織的作用和期望如何？

●民商對當前自己所處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方面的評價和滿意度怎樣？……

推薦序

俞可平

早在2005年，張偉同志就出版了他人生的本學術專著《衝突與變數：中國社會中間階層政治分析》，我應邀為那本書寫了個小序。那時，張偉剛從北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到中央黨校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我在那本書的“序言”中說，“初生牛犢不怕虎”，從選題到研究工具的使用和終結論的形成，無不體現著作者“勇於開拓，勇於創新”的可貴品質。現在，整整十年過去了，張偉身上所具備的這種可貴品質不僅沒有被強大的世俗化浪潮衝淡，而且愈發明顯和堅定。

過去十年中，就我所知，張偉博士除了教學工作外，還在國務院機關工作過，後來又從黨校的教學部門轉到黨政部門。但無論工作有多大的變動，他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始終沒有減弱過，他對重大理論問題的關注始終沒有放棄過，他對學術事業的追求始終沒有中斷過。眼前的這本《市場與政治：中國民商階層臉譜》，既可以看作是十年前那本《衝突與變數：中國社會中間階層政治分析》的延續和深化，更可以看作是他十年來學術事業的演進和升華。

無論在哪個國家和哪種體制下，在各種社會關繫中，政商關繫都是重要的關繫之一。政商關繫，其實就是經濟與政治的關繫，或者如作者在書名中所揭示的，是“市場與政治”的關繫。一個國家的政商關繫如何，不僅極大地影響著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生活，而且也極大地影響著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完全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政商關繫，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態和經濟生態。張偉博士將政商關繫作為研究的重點，可謂抓住了理解當今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關繫的鑰匙，也是理解他早先研究的“社會中間階層”的關鍵所在。

由於歷史傳統和現實體制的特殊性，中國目前的政商關繫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商關繫極不相同。中國目前的政商關繫，一個十分獨特的地方，就是有所謂的“官商”與“民商”之分。“官商”就是國有企業家，“民商”就是民營企業家。國有企業掌握著中國的經濟命脈，是國民經濟的主體。盡管中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開始強調政企分開，企業家不再簡單地等同於黨政官員，但事實上，國家企業管理者還屬於“體制內的人”，直接或間接地履行著“官”的類似作用。全國重要的國有企業的主要管理人員，還屬於中央組織部管理的高級干部，亦即所謂的“中管干部”。民營企業家纔是市場意義上的真正商人，因此，在中國，政府與民商的關繫，纔典型地體現著中國特色的“政商關繫”。作者研究“民商”與政治的關繫，其實就是研究中國特色的政商關繫，或者說是中國特色的“市場與政治”的關繫。

對中國特色的政商關繫的研究不乏其人，不僅國內的許多學者在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而且國外也有不少專家在研究這類問題。在國外學者中，德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托馬斯·海貝勒教授就長期研究中國民營企業家與政治的關繫。近些年中，他幾乎每年都要花大量時間在中國各地就這一專題進行實地調研，發表了不少在海內外都很有影響的論著。例如，在本世紀初他就用德文出版了《作為戰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此書在2003年有了中文版，至今仍是這一領域中的權威性作品。托馬斯·海貝勒教授在讀完張偉博士這部書稿後，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毋庸置疑，這是當前研究中國民商及其政治角色的好學術專著之一。”我對政商關繫沒有專門的研究，因而也不能從專業的角度對張偉博士的這本著作作出評價。但是我相信托馬斯·海貝勒教授的評價是中肯的，因為作為海貝勒教授的朋友，我知道他是一位嚴肅的學者。

其實，對我自己而言，通讀完這部書稿後，給我印像深刻的，是作者的以下這個結論：“寄希望於民商推動制度變革是不切實際的樂觀期待，市場民主注定是個神話。”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結論，相信不少讀者也會像我一樣，看到這個結論後會掩卷長思。

2015年9月28日晚於西單粉子胡同

無論在哪個國家和哪種體制下，在各種社會關繫中，政商關繫都是*重要的關繫之一。政商關繫，其實就是經濟與政治的關繫，或者如作者在書名中所揭示的，是“市場與政治”的關繫。一個國家的政商關繫如何，不僅極大地影響著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生活，而且也極大地影響著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完全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政商關繫，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態和經濟生態。……對我自己而言，通讀完這部書稿後，給我印像*深刻的，是作者的以下這個結論：“寄希望於民商推動制度變革是不切實際的樂觀期待，市場民主注定是個神話。”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結論，相信不少讀者也會像我一樣，看到這個結論後會掩卷長思。

——俞可平

張偉博士的專著《市場與政治：中國民商階層臉譜》基於詳盡的田野調查和實證分析，提出了民商階層在政治發展中的三種可能作用：推動者，阻礙者，或旁觀者。毋庸置疑，這是當前研究中國民商及其政治角色作用的*好學術專著之一。這本專著分析了民商階層的政治能力、政治價值、行為策略、制度文化等，認為民商並不能帶來政治體繫的變革。……然而我個人認為，追求個人利益也可以帶來集體行動，並可能對政治決策和政府政策產生影響。中國民商不僅是在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他們也引領著社會價值觀、社會行為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同時也在扮演政治角色……因此，檢驗民商集體行動以何種方式在增加，他們是否至少已經形成了有潛力的戰略群體，仍然是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德〕托馬斯·海貝勒

推薦序二

托馬斯海貝勒

張偉博士的專著《市場與政治：中國民商階層臉譜》基於詳盡的田野調查和實證分析，提出了民商階層在政治發展中的三種可能作用：推動者，阻礙者，或旁觀者。毋庸置疑，這是當前研究中國民商及其政治角色作用的好學術專著之一。

中國民商階層並非整齊劃一的共同體，而是具有顯著的內部差異性。實際上，民商間的差異體現在多個方面：比如規模上有大、中、小之分，地域上有城市、鄉村之分，性格上有傳統、現代之分，教育素質上有高、低之分，等等。地方政府與民商間的互動關繫也具有顯著區別。比如，與沿海及南方地區相比，華東、西北、西南地區的民商所處政治文化環境大有不同，他們受到的地方政府規制、約束要更多一些。

這種差異性尤其體現在中國的多種民營經濟發展模式上。比如，我個人2012—2014年在華南地區的田野調查中就發現有五種基本的民營經濟發展模式。，珠三角模式，特點是國外投資驅動增長。第二，蘇南模式，由前鄉鎮和村辦集體企業私有化而來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TVEs），當地企業和地方政府聯繫緊密。許多企業主曾經是20世紀90年代的前集體企業管理者，其中很多人具有黨員身份。因此，地方企業和黨政部門聯繫緊密。地方政府往往會為企業提供政策保障、幫助化解危機。第三，福建晉江模式，沒有鄉鎮和村辦集體企業，而是土生土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創業時可能帶有非法色彩。多數企業主沒有黨員身份，但地方企業和地方政府間存在緊密聯繫，地方政府也會為企業提供政策保障、幫助化解危機。第四，溫州模式，特點是基於本地企業的強化外向型經濟。開始時，這裡的地方政府對民營經濟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然而經歷了2008、2010年的經濟蕭條之後，政府開始對民營經濟采取更嚴厲的干預和操控政策。第五，欠發達地區模式，一般來說，這些地方少有工業企業（主要是農業地區和農產品加工地區），地方政府渴望能吸引外來投資以促進第三產業發展（比如旅遊業）。模式表明，地方層面的民營企業發展並非遵循統一規律，而是受特定地方條件的制約。

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來影響民營經濟發展：重新調整工業結構；支持產品和工業的升級換代；工業用地許可；幫助企業獲得授信和貸款；為發明創新和企業品牌提供稅收減免；推行環境標準；完善基礎設施；提供公共產品；控制商會組織；提供市場信息；鼓勵私營企業工人和職員開展在職培訓；等等。有時地方政府會強調，“政府不是要管企業，而是致力於改善地方和商業發展環境”。地方政府有時會幫助企業提升在國際和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力，建立起更加高效的行政管理體繫。然而，隻有那些被認為契合當地發展思路、有前景的產業纔能得到地方政府垂青。總起來，政府和民商間的權力關繫是非對稱的。

由此，有些民營企業傾向於被地方政府所吸納，甚至將自己與黨和政府緊密捆綁在一起，期望由此得到政治保護和政策支持上的回報。對政府來說，民營經濟不僅是地方就業、經濟績效評估和干部政績的關鍵所在，也日益成為財稅收入的關鍵。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從企業經營領域退出，而成為一個調節者——就是從直接的“領導”角色轉換到“引導”和“提供服務”的角色。有效的政府干預基於政府和民營部門間的緊密合作。可以把20世紀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與民營企業間的互動關繫看作是一種新範式——“地方政府社團主義”。然而，民商處理政商關繫的方式有多種。比如有些采取若即若離的策略，張偉教授將這種情境表述為“火爐理論”：“太近烤死，太遠凍死”。如果個別民商過於政治化或具有挑戰性，他們很容易被壓制或禁言。

當前存在很多商會、行業協會。然而，這些大多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並非是代表民營企業或民商利益的自發組織。它們主要起到國家維持對民商階層政治權威的橋梁紐帶作用，並保持地方政府和民商間的暢通交流，以有利於地方經濟持續發展和市場繁榮。顯而易見，有些民商認為這些商會組織對與企業發展實際發揮作用不大。大型企業通過運用其私人關繫網絡或直接與官員接觸來解決問題，小型企業則經常發現地方政府對於他們面臨的問題根本漠不關心。民商解決問題時傾向於私下與相關政府部門和相熟官員進行溝通，而很少依靠商會援手。因此，企業主有時對加入當地各種商會並不積極，隻有少數代表人士是工商聯會員。

在許多民營企業裡都存在黨組織，其負責人一般由老板或高級管理人員擔任。地方官員強調企業黨組織不應家族化，但顯然有企業黨組織總比沒有強。地方政府推進企業黨組織建設有多種動機，比如發揮地方政府與民營企業間的橋梁紐帶作用。很難精確地識別出它們發揮作用的具體過程，因為缺乏足夠的透明性。對民營企業來說，黨組織常被人詬病徒有虛名，主要作用體現在企業員工文化活動方面。

這本專著分析了民商階層的政治能力、政治價值、行為策略、制度文化等，認為民商並不能帶來政治體繫的變革。比如，他們與地方政府間的互動主要基於個人關繫，而非基於利益共同體的集體行動。他們缺乏特定的階層共同行為，而隻是追求個人利益。然而我個人認為，追求個人利益也可以帶來集體行動，並可能對政治決策和政府政策產生影響。中國民商不僅是在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他們也引領著社會價值觀、社會行為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同時也在扮演政治角色，因為他們試圖在政治體繫框架內改變制度設定，其方式往往也是成功的。因此，檢驗民商集體行動以何種方式在增加，他們是否至少已經形成了有潛力的戰略群體，仍然是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尤其當前，互聯網對民商的影響越來越突出。近年來，電子網絡圈正在成為民商間的常見交流方式，比如MBA校友圈、同業民商間的微信圈、企業家俱樂部，及其他非正式的企業家交流圈。我們有各自的觀點，但並不影響我對作者嚴謹詳實的研究態度的認同。

民商階層對於中國政治發展與政府政策改革進程產生何種可能影響，是個讓許多學者感興趣的研究領域。張偉教授這本專著從多個角度對中國民商階層進行了政治社會學分析，提出並嘗試解釋了困擾學者們的許多問題。衷心期望這本書可以翻譯成英文，並在英文讀者世界裡出版。

*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德國著名政治學家、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杜伊斯堡-埃森大學資深教授，曾任該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東亞研究所所長，現任該大學魯爾都市孔子學院的德方院長。他於1977年獲得不萊梅大學博士學位後，來到中國，在《北京周報》社德文編輯部工作，曾擔任德中友協主席。從1981年開始，他每年都在中國不同地區做長時間的調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