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緒論：從公共生活看全球正義和公民群體認同

部分全球化和全球正義

章全球化、現代性和民族國家

第二章從三種公民觀看兩種全球化

第三章全球化中的市場和民主

第四章全球化中的國家合法性和公民權利

第二部分社會正義和國族認同

章正義和社會之善

第二章分配正義和群體認同

第三章從懲罰到權利的法律正義

第四章正義、非正義戰爭和群體認同分歧

第三部分全球化中的公眾和公共生活

章傳媒公眾和公共事件參與

第二章公民新聞、公眾和公共政治

第三章承諾、信任和制度秩序

第四章保護弱者、道德習俗和公共生活

第五章正派社會和學習認同

第四部分全球化中的群體生活和公民社會

章博物館和民族國家

第二章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第三章文物收藏和懷舊的大眾文化

第四章公民社會和新全球倫理秩序

第五章全球化、公民國家和全球治理

在當代漢語學者中，徐先生是我敬重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他具有強大的理論闡釋能力和深入的現實洞察力，他雖然是美籍華人，但他對祖國命運的關懷遠超過國內許多學者。

——傅國湧

政治不是道德清談。政治是正義和倫理原則踫到現實問題的灰色地帶。知識分子介入政治，他們的責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義和功利政治之外，幫助並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尋找自由與理性的支點。有人說，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簡陋的木筏雖然總很濕漉，但卻可以讓人安全地落腳，沒有沉船的危險。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隻有那些不怕濕了腳的知識分子，纔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徐賁人在國外，熟悉國際上前尚學術思想成果，同時擁有為恰當的對於中國問題的現實感。他綿密曉暢的行文，是運用知識和理性把問題講清楚的典範。他的這本書正是我們目前需要的。

——崔衛平

（他）是一個很難用學科來界定的學者，是文學的、歷史的、哲學的，也是社會學的、法學的。激情與理性的奇妙的混合，可以稱之為一種知識分子的學者寫作。

——許紀霖

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雖然熱鬧非凡，但是其中真正具有真知灼見、切中中國本土現實的並不多見，許多文化批評或者食洋不化，或者有意回避中國的切實問題。徐賁先生既有深厚的西方學術修養，又能夠直面中國的真實問題，故其文化批評常常能夠借助西方的理論對中國的現實問題得出令人警醒的診斷，顯示出尖銳的批判鋒芒和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

——陶東風

徐賁教授的著作，一秉他多年著述的風格和情懷，將研究目光投到全球化進程中凸顯出的問題上，強調肯定群體尊嚴的價值，是全球化進程不能繞開的真問題。

——劉蘇裡

不管徐賁自己本人是否意識到，他是在追求歐洲傳統的“知識整體性”的學術理念。與這種理念結合在一起的傳統人文主義精神，有一種共同的、難以分割開來的價值觀：人的自由具有不可剝奪的價值——人的主體自治價值、他人的幸福也就是自己的幸福——與他人目的一致的價值和人類各個成員有平等尊嚴的價值。關於這三種價值觀及其相互關繫的論述，在徐賁的著作中隨處可見。……他大多數文章是從第三者的立場敘述，敘述和論證合為一體。援引的文獻即使非常艱深，徐賁通過自己理解後的轉述，一個個故事娓娓道來，通過“講故事”，文體變得平易，顯示他的“業餘性”，而這種“業餘性”正是公共性所必需的。

——孫傳釗

好社會需要社會正義和人的尊嚴

比起十年前我開始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今天正義和尊嚴問題已經在中國受到了更多人的重視。十年前，正義和尊嚴主要還是學院知識分子的“文化研究”問題，今天已經逐漸擴展和轉化成為一般人關注的社會問題。就我本人而言，在這十年間基本沒有改變的是，我在思考正義問題時所運用的一個判斷價值（當然不是價值）仍然是尊嚴，也就是我在原版“前言”裡說的，不僅是個人的尊嚴，而且也是每個公民在群體公共生活的尊嚴。

中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的“正義”問題討論，運用的大多數是“公正”這個說法，涉及的主要是分配正義問題，例如在市場化改革中出現的那種“掌勺者私分大鍋飯”或“掌勺者私占大飯鍋”的不公正現像。今天，談到正義問題時，用“公正”這個說法的還是比較多，此外也有用“公義”這個說法的。近些年來，中國社會中的一些現像引起人們的普遍憂慮和不滿。一方面，政府權力擴張，國企尤其央企獨大，公費消費囂張，官員腐敗猖獗。另一方面，農村強征強拆肆虐，城市房價飛漲，通貨膨脹嚴重，貧富差距懸殊，弱者利益難以得到保障，各種矛盾激化。這些有的是公正或公義的問題，有的則不完全是公正或公義的問題，而更是與人的尊嚴聯繫在一起的正義問題。

從概念和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實際所指來看，正義與公正和公義有聯繫，但並不能等同為公正和公義。世界範圍內的許多政治文獻和文件在涉及人的尊嚴與正義的關繫時，也都是用與“公正”或“公義”有所區別的“正義”來表述的。我在本書中使用的是這個比較特定意義上的正義，而不是一般用作公正或公義的，缺乏明確意義的“正義”。為了了解什麼是這個特別與人的尊嚴聯繫在一起的正義，不妨先看看什麼是公正和公義。

一公正和公義

公正（fairness）是一種比較直覺的關於公平的意識或認識，我們可以教育年齡很小的孩子學習公正，但還無法讓他們懂得什麼是正義。公正的詞義可以從一個比較淺易開始，逐漸提升層次，進而涵蓋正義在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具體方面，因此，“公正”也常常在政治的意義上代替更為注重哲學意義的“正義”概念，用來指法律的公平和公正、以平等和團結為宗旨的社會公義或社會正義、決定公共政策或解決不同意見爭端的程序公正、人際間相互尊重的公正對待、考慮周全的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對任何人都不歧視和不羞辱、一視同仁地尊重每個人的權利、財產、人格和尊嚴，等等。所有這些也都可以成為小學和中學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內容，盡管對這個年齡層的學生來說，正義仍然是一個不易把握和理解的概念。公正的概念比較貼近人們的經驗感覺，也較少思辨色彩，因此，在中國的公眾和公民啟蒙中，公正是一個比正義更為有效的用語。但是，在比較學術的對正義問題的討論中，則不宜把正義簡單地等同為公正。

一般的公民啟蒙起點並不需要太高，這和學童的道德啟蒙教育是同一個道理。在古希臘語裡，“教育”一詞由“孩子”一詞衍生而來，教育，尤其是那種塑造高尚品格和美好心靈的教育，初指的不是成人教育，而是兒童教育。希臘語中“教育”一詞與“遊戲”（paizo）一詞也有親緣關繫，兒童在遊戲中所受的教育是生動而具體的，但也有嚴肅的一面。美國小學裡孩子們玩的“分蛋糕”就是這樣一種關於“公正”的教育遊戲。遊戲時推選一個孩子來切蛋糕，然後分給其他孩子。分蛋糕時，切蛋糕的不能自己先拿塊，這是遊戲規則。切蛋糕和分蛋糕遊戲是為了讓孩子明白公正的基本道理。公正不隻是每個人得到大小一樣的一塊蛋糕（一般意義上的公平）。公正還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如分配的規則和程序，包括可以由誰來分，不可以由誰來分、如何決定由誰來切、由誰來主持讓參加者取自己一份的順序，等等。這樣的幼兒教育講的其實就是“掌勺者不能私分大鍋飯”或“掌勺者不能私占大飯鍋”的道理，不幸的是，這樣的道理在中國居然還不得不是成年公眾的啟蒙教育內容。

年齡很小的孩子就會覺得父母對弟弟妹妹“偏心”，或者也會對老師的某些行為覺得“不公平”。他們的感覺未必正確，理由也未必合適，但卻有某種讓他們可以自覺感知的公平意識。這種直覺感知是從哪裡來的呢？公正的直覺性讓科學家懷疑公正是不是人類的一種近乎動物本能的自然本性。他們試圖用實驗來揭示公正是人類的一種與進化心理有關的“基本需要”，就像喫飯和繁殖後代的需要一樣自然。2008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項研究在對鼠的試驗中發現，“公正在大腦中的觸發部位與對食物反應的部位是相同的。……這項試驗結果與受到公正對待是一種基本需要的觀點是一致的”。

2003年艾默裡大學教授教授莎拉·布洛斯蘭（Sarah
Brosnan）和弗朗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對卷尾猴的經典試驗更似乎證明，不隻人類，其他合作型的動物也有某種與公正有關的意識，這種意識被稱為“討厭不公平”（inequity aversion），表明可能並不隻是人類纔討厭不公平。這項已經成為經典的實驗是這樣的，研究員要求兩隻卷尾猴做同一件簡單工作，完成後給予獎賞。當兩隻卷尾猴得到同樣的獎品（黃瓜），大家都滿足地繼續“工作”；獎品升級為葡萄，它們就更高興。但當研究員當著它們面前，給一隻獎黃瓜，另一隻獎葡萄，被獎黃瓜的那隻立刻發脾氣，向研究人員扔回黃瓜。弗朗斯·德·瓦爾在近的新書《猩猩和無神論者：在靈長類當中尋找人性》中得出的結論是，人類的同情心和公平要求是在長期進化中形成的，而不是基於文化或宗教。動物的實驗雖然未必能揭示公正對於人類的倫理和道德意義，但卻讓我們看到，公正是一種與人的某種“本性”相一致的要求，因此，像“同工不同酬”農民工那樣被歧視對待就是不公正的。美國眾議院議長金裡奇（Newt
Gingrich）甚至曾經建議，所有新上任的議員都應該讀一讀弗朗斯·德·瓦爾的《黑猩猩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2007），作為他們了解政治入門參考書。

相比起以公平為核心意義的公正來，公義的詞義則相對模糊。在一般使用中，公義往往就是指公正或公平，但也並不完全如此。公義還是宗教語言中的一個常用語，在英語裡，公正是fair，公義是righteous，都與正義（justice）有所區別。正義往往是針對法律而言。公義則是指神啟示的正確道德感，因此可以超越人的正義和公正。公義是神給人的詔示，是一種極高的道德境界，人類社會無論怎樣努力，也隻能把公義當作一個至善的目標。例如，《聖經》裡說，“以利戶關注的是神的公義比約伯的公義更需要維護”，“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贊美衣、代替憂傷之靈。使他們稱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以賽亞書，61:3）《聖經》裡的“非義”是“公義”（just）的反面，非義是一種“罪孽”（iniquity），神的判斷（judgment）便是“公義”。“西番雅書”中說，“耶和華在他中間是公義的、斷不作非義的事、每早晨顯明他的公義、無日不然。隻是不義的人不知羞恥。”（3：5）

宗教語言無須從定義來獲得概念的準確與明晰，但對於公共討論來說，概念的準確與明晰卻是必要的，因為隻有準確與明晰的概念纔能讓人們看清他們討論的究竟是些什麼問題。在今天的社會和政治研究中，公義有一個更為專門的術語，那就是“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可惜的是，這個術語在中國還是經常被其他不甚清晰的說法所代替。例如，人們在提及中國利益分化、利益博弈而非共同富裕問題時，有人運用的是“公平正義”這個很不清楚的說法。這個說法難以回答的問題是，正義還有不公平的嗎？或者還有某種不正義的公平嗎？還有人則說，“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人們可以問，主張社會正義的必須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別的政治制度就都不能有社會正義了嗎？在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中，明明是社會正義的問題，卻偏偏要用非常模糊和不明確的概念來表述，好像故意要掩飾什麼似的。

表達“公義”直接，也是明確的說法應該是“社會正義”，即公共群體或共同體內的正義。在人類文明史上，這是一個比正義出現得晚的概念，與基督教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繫。共同體內的“正義”，也就是公義或社會正義的兩個價值原則是公平（equality）和團結（solidarity）。任何一個貧富懸殊、社會和政治權利不平等的社會，無論它自稱是什麼制度，都是缺乏公義的。一個有公義，並在這個意義上是正義的社會，一定是重視人權價值，承認每個人尊嚴的社會。

社會正義這個詞是由意大利天主教教士路易·塔巴瑞裡（Luigi
Taparelli）於1840年根據中世紀神學大師阿奎那的思想提出來的，1848年由安鼕尼奧．羅斯米尼-塞巴提（Antonio
Rosmini-Serbati）加以充實和擴展，成為天主教社會教誨（Catholic SocialTeaching）和新教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核心價值。在西方，世俗的公義觀是在20世紀形成的，對此有貢獻者之一便是《正義論》的作者羅爾斯。塔巴瑞裡提出社會正義問題，針對的是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出現的嚴重社會弊病——貧富懸殊、貪婪、腐敗、功利拜金、弱者隨時隨地遭受欺凌、壓迫和剝削、權金勾結和政府的無作為，許多都與當今中國面臨的問題相似。社會正義成為基督教正義觀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強調的是人類生活的集體性，也就是現代社會的公共性。它的顯著特征和原則就是關心社會中那些貧困、弱勢的成員。這與基督教起始於一種貧窮者的宗教是分不開的，耶穌自己就是降生在一個卑微的人家。

天主教的社會正義，也就是社會公義教誨，有兩個個特點。特點是強調，每個人的生命和尊嚴都是可貴的。雖然很少有人會懷疑生命的可貴，但對人的尊嚴卻是缺乏這樣的認識。天主教公義觀堅持的是，人與生俱來的尊嚴是與生命同等可貴的和同樣不容侵犯的，權力可能剝奪一個人的尊嚴，但不可能因此把他變成一個沒有尊嚴的動物。第二個特點是，公義必須向社會中的貧困者和弱者傾斜。天主教徒們相信，在末日審判那天，上帝會問每個人，你對窮人做過些什麼。幫助窮人和弱者是體現人類團結和同情心必須有的行為。一個人光用嘴巴說祈禱的字詞是不夠的，他還要有遵從上帝關於人類團結教誨的行動。貧困者和弱者發出的是對社會良心迫切的呼告，因此任何一個公義當先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須首先考慮到政策是否有利於貧困者和弱者，至少不損害他們。

從一開始，社會正義的觀念就是針對資本主義和其他政治經濟理論缺乏公共道義而提出的，也因此受到自由主義，尤其是主張市場自由主義和反對福利主義人士的嘲笑和反對。當然，也有嘴上說要為人民謀幸福，而實際是罔顧社會正義的。我們在堅持社會正義的同時必須要看到，任何一種公義觀都不應當是抽像的，而必須針對具體的生活環境，一些公義政策可能在今天世界上一些福利社會中遭到質疑，但對於缺乏這些政策的中國社會來說，仍然是有待於形成並加以貫徹的。

二正義和人的尊嚴

早在古希臘時代，正義就是一個哲學議題，也隨之成為一個政治哲學問題。人類對正義的思考與對真理和真實（同為truth）的思考一樣古老，因為它們同為人類自身處境的核心問題。人的處境就是人本身，揭示了人的處境就等於闡述了人的概念，探索人的自身處境的基本原則，正義和真理，也就是追尋人變得更好，更優秀，更有德性的可能道路。正因為如此，羅爾斯把正義與真理放在一起來強調它的重要性：“對於社會制度來說，正義是首要的善，就像對於任何思想體繫來說，真實是首要的善一樣。正義是一切其社會之善的基礎。”

在古代哲人那裡，正義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哲學的，包括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的問題。在埃斯庫裡斯的偉大劇作《阿古曼農》三聯劇中，或是在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正義體現為與人的具體境況有關的榮譽、復仇道德觀或是政治倫理問題。羅爾斯在《作為公正的正義：政治的而非形而上的》（1958）中，將現代人對於正義的思考清楚地限制為一個“政治”問題。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的正義問題。作為政治問題的正義包括兩個基本原則：自由和平等，而平等原則又再分為機會的公正和差別原則，這些原則也就是一個民主國家公正社會的基本原則。

在這些原則之間的“詞義優先”（lexical priority）順序是，先自由，然後纔是機會的公正和差別。在這些原則之間有所矛盾和衝突的時候，人們可以根據這個順序，作出孰先孰後的決定。制定順序不是為了分割這些原則，而是要把它們當作一個有序的、主次有別的整體，這個整體就是“作為公正的正義”或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正義。它是為了保證社會中那些“無優勢”（least advantaged）的個人或群體能夠不被忘卻，不遭損害，並得到保護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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